以社会分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是社会变迁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有了社会分层才会有社会流动,有了社会流动才会获得社会动力,社会有了动力,才会或倒退或前进发生变迁,社会结构才可能有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离农返城是一种典型而又特殊的社会流动,为我国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社会结构,从1919年辛亥革命开始,经历了多层次、少层次、多层次的3次演变,构成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结束之后的近百年社会变迁的脉络。知识青年这个极为特殊的群体,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沉浮,用自己生死难卜的命运,用自己五味杂陈的喜怒哀乐,从客观上推动着、实践着、实现着、实证着我国社会的这种极为重大的社会变迁,并在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闪烁着这个群体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光芒。 今天,对于这种客观存在有必要进行一下明晰的主观认知。
(一) 社会学有两个基本的概念: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人口流动是横向的,在一个空间点和另一个空间点之间流动;社会流动是纵向的,在高阶层和低阶层之间流动。一个社会假如绝对公平只有一个阶层,那就不会发生上下流动,因此,社会流动必须要有社会分层作为前提,社会分层又在社会流动当中加以实现、强化和凝固。相对凝固了的社会分层就构成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要素。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 一个社会,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太少,这个社会的发展动力将会减小,但是,社会相对比较公平,社会矛盾不会很尖锐,社会冲突会少很多。一个社会,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太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动力将大大增强,但是,社会相对不公平,社会矛盾会尖锐,社会冲突会很多。因此,一个社会,社会管理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握好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把层次数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既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又保持着社会相对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比如瑞士、瑞典、芬兰、冰岛、卢森堡、挪威、希腊、荷兰、丹麦、比利时等等等等,执政党多年来追求社会公平,把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平通过社会福利来修正,实行富民政策和高福利政策,基本消灭了贫穷,基本消灭了下等阶层,以中等阶层为社会的底部,整个社会获得了稳定,保持了和谐。但是,经济危机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发展动力,难以走出危机。 在我国,辛亥革命之后的30年,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比较多。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进行了社会分层,因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了名人名著当中的名篇。由于这30年是建筑在清王朝封建社会没落阶段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贫穷是主题。下等阶层占了人口大多数,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很多,社会严重不公,政局动荡,战争连绵,民不聊生,哀鸿遍野。1949年之后的30年,执政党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通过多次运动消灭了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阶级,大力改造小资产阶级,把整个社会结构改造成了三大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敌对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低层次上实现了社会相对公平,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打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犯罪,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来强化思想界、哲学界、艺术界、其它学术界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服务的功能,基本做到了社会管理工人化、社会矛盾单一化(阶级斗争)、社会冲突主动化(主动向敌人进攻)、社会福利平民化(低档而普遍)、社会分配平均化(36元)、社会发展无知化(知识分子靠边站)、社会和谐恐惧化(人人自危而自保)。1980年之后的30年,执政党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层的层次数量陡然扩张,变4层为10层以上(有的社会学家认为是17层,有的社会学家认为有29层),社会发展获得了强劲的动力,持续20多年我国的GDP保持两位数速度的增长,最近5年的GDP的增速也保持在7%以上,年度GDP的总量从世界排序100位之后一跃而到第2位。仅仅用了30多年时间成功地走完了从辛亥革命以来变一穷二白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百年征程。不过,虽然社会发展动力强劲了,但是社会矛盾尖锐了,社会冲突增多了,社会公平建设的任务、社会和谐建设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全国维稳经费的大量投入,中央猛烈反贪3年痛打百虎,各地政府竭力保证着全国各族人民的食品安全、呼吸安全、喝水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养老安全、资金安全、财产安全。这一切,都紧紧维系着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二) 建国之后,以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为标志,之前为前知青时期,已经有了江西共青垦殖场、城镇青年屯边去新疆等好多上山下乡事件;之后为正知青时期,上山下乡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青年运动,延续了整整十年;1978年之后,知青大量离农返城,历史进入到后知青时期。 在这三个时期,知青不论上山下乡还是离农返城,从表象上看,是人口流动,但本质上是社会流动,且是人为规定方向的社会流动。
一、上山下乡肯定是人口流动。 在我国,人口流动的标识是户籍关系在一定时空上的迁移。 时间上:上山下乡短的一年,长的10年、20年、30年。 空间上:知识青年从A点到B点,近则三、五公里,远则两、三千公里。不是去旅游观光,不是走亲戚串门,不是临时居住,而是就业,而是生活,而是长期居住。 关系上:户口关系迁了,粮油关系变了,人口统计关系异地了。先是去农村,基本都是单身一个人;后是回城市,有的保持单身一人,有的拖家带口进城三、四人。去和回都迁移了户口。 因此,这是人口流动。但这是表象。 二、上山下乡本质上是社会流动。 在我国,社会流动的标识是身份变动了。知青第一次流动是下去,从城市去农村,身份从市民中的学生、社会青年变成了农民。虽然,有的去军垦,身份是垦边军人;有的去农场,身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但是,都是变相的农民。知青第二次流动是上调,是离农回城。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了市民中的职工、学生、待业青年。 三、上山下乡是人为调整社会流动方向的社会实践。 古今中外,社会流动有如下特征。第一,都是自发的、自愿的,无组织的;第二,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流动多数是向上流动;第三,除了服兵役和服徒刑,走与不走都自便,柔性的,不是刚性和半刚性的。 但是,上山下乡去农村的流动却显示了不一样的特征。第一,大多数不是自发自愿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实行一片红的政策,是有组织的运动;第二,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流动是向下流动,反向的,生活更加糟糕了;第三,走与不走,由不得自选,政策摆在那里,对号入座,不说是刚性的,至少是半刚性的。 国外有“贩卖奴隶”式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未必会引起社会流动;中国古代有屯边式的人口流动,那是军队的移动,也未必会伴有社会流动。唯有上山下乡,人口流动伴随着社会流动,表象是人口流动,本质是社会流动,而且,它是通过领袖的号召、党的政策、行政措施,以青年运动的方式,动员全国千万人口整齐划一地去到农村,十年后又返回城镇,它很清晰地显示为“是人为调整社会流动方向一种社会流动”,这种社会实践居然能够存在并且还维系了那么多年。
(三) 知青群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十年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当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毋庸置疑,知识青年用青春维护了4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在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量知青去农村,扩大了农民的队伍,改善了农民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农民阶级内在的质量,试图保证农民阶级在“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安心地自愿地自觉地走工农联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过程中,不发生变异、变味、变色。事实上,从1956年之后一直到1980年,我国社会分层一直是4层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知识青年巩固和强化了前3层结构(除了阶级敌人),代价是贡献出了青春。 1977年开始,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队伍开始大返城,到了1980年已经有70%以上的知青回到了城市(还有30%花费了10年时间,到1990年返城基本结束)。回城,是向上流动,由农民身份变回市民身份。我国社会结构依然是4层阶层结构,知识青年只是从农民阶级队伍里抽出回流到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队伍里了,极少数人留在农民阶级队伍里或者因犯罪误入了阶级敌人的队伍里。 1980年至今的30余年可以理解成“后知青时代”。正是在这后知青时代,我国的“以社会分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层次的数量由4层扩展到了10层以上,期间,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的身份从基层职工、在校学生、待业青年开始,以第二梯队的程序进入到各个阶层。第一梯队是当年所谓的阶级敌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及“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刚解放就进入旧体制的各级领导岗位,接过各种公共权力。这第一梯队,没有直接参与发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只是更换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内部的领导岗位上的人选。第二梯队就是知青群体了。第三梯队是农民工梯队,他们从农民工起步,身份在新体制里面不断变动。至于其他的人员,比如从国外回国的“海归族”、从学校到学校再到机关的“学院族”、跟着父辈创业的“啃老族”、盲目闯荡各地的“漂流族”、听任命运摆布的“散户族”等等,他们都分散和融化在第二、第三梯队里面。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群体作为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第二梯队,接管了旧体制。因为第一梯队的老干部、老革命、老知识分子逐步离休、退休了,需要有接班人。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当中,有知青经历的人被选上的比例相对比较高。这从今天的领导机构就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家正副主席、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省市领导、各单位厅处科级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领导和中层干部、工程师、会计师、设计师、技术员,科教院所的教授、研究员、医师、药师、校长、所长、院长,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层级、哪一个行业出人头地的岗位都曾经有过知青的身影。为什么知青群体更加容易出类拔萃?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他说上山下乡“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习近平主席强调说“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群体不仅仅作为第二梯队进入到了旧体制,也勇敢地开创了新体制,参与发动搭建了新阶层。比如律师阶层、改制国企管理者阶层、民营企业管理者阶层、国际华侨阶层、海归阶层、4S店阶层、IT阶层、旅游从业者阶层、专业炒股者阶层、个体户业主阶层、独立演员阶层、私人文化团体从业者阶层、经纪人阶层、洗脚按摩业阶层、中介黄牛阶层、地下钱庄阶层、地下色情业阶层、无业摆地摊者阶层等等等等,都能够见到知青创业的身影。今天,只有农民工阶层鲜见当年知青身影。现在,就全国范围来说,新体制、新阶层的力量已经等于或大于原有体制和原有阶层,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和固定。今天的知青群体正在退休,估计还有5年基本退出旧体制的历史舞台,还有10年推出新体制的历史舞台。但是,正是这最后的5到10年,是知青群体掌握整个国家命脉最全面、最给力、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
(四) 上山下乡去到农村,从市民变农民,这是从高阶流向低阶,属于反向流动。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在倒霉的时候,才会发生从高阶流向低阶的现象。比如人犯错误了,降职,从处长撤换成科长;人犯罪了,从党员变成了囚犯;这些都是倒霉,所以是反向流动。但是,上山下乡不一样,人没有倒霉,在城里生活的好好的,就发生了反向流动。居然还涉及到1600万人口,千万个家庭,整整10年、20年、30年的时间。社会流动居然能够大规模地、平和地、持久地发生逆反,为什么? 从外因分析,原因有六:第一,动用了领袖的威望。第二,支付了执政党的威信。第三,更换了价值观,把“下”说成是“上”。第四,发挥了文革的余威,“顺昌逆亡”暗藏刚性。第五,树立了一批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大力宣传,凝聚了榜样的力量。第六,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计划性。
从内因分析,原因在于知青群体年轻时固有的和在艰苦环境中练就的精神品质。细分慢析和碎研久究,知青精神品质有十。 精神品质之一:“忠”。忠心、忠诚、忠贞、忠良。 去农村,忠于毛主席的最好表现,是发自内心的忠,一点不做假。 回城市,早就想回城了,但是,听党的话,没有回。一旦,党的政策允许了,按党的政策路线走,顶替、病退、出国、考大学,很少有违反政策的。回城就业,进里弄加工组、当环卫工、自己搞合作社、干个体户,都按党的政策谋求职业。在以后20年30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直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不渝。 精神品质之二:“纯”。淳朴、厚道、纯洁。 去农村,一腔热血,没有二心,不投机、不算计、不赌命。 回城市,跟着潮流走,待业、就业、创业、就学、出国,条条道路不违法、不缺德。
精神品质之三:“信”。天真、美好、信任。 去农村,真心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真心实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心自勉“努力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思想和情感,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回城市,信任领导,只要领导交办事情,再苦再累,一定做好。不仅一时一事,坚持几十年事事如此。 精神品质之四:“从”。听话,服从,给予,奉献,牺牲。 去农村,服从政策安排:老三届服从去兵团、去农场、去插队、去投亲;新三届俩工是插队,一外公是外地农场,一工一农是市属农场……。服从领导安排:到了农村去哪个知青点、是种地还是教书、干啥农活、休息还是劳动、啥时候出工收工……。服从命运安排:记工、分红、探亲、恋爱、同居、嫁人、潜规则、打群架、偷鸡摸狗……。不计较:给予了劳动,奉献了青春,牺牲了机会乃至生命。 回城市,服从政策安排:上调、病退、顶替、工农兵学生、考入大学、投亲出国……。服从领导安排:几天贴火柴盒贴、几天装卸工、几天跑码头、几天扛大包、几天送煤饼、几天打老虎不得有病假……。服从命运安排:全家8口挤在12平方米房间睡了双人床还要打地铺、心里揣着外地恋人同新介绍的对象结婚、牵着4岁非婚生孩子远嫁国外、为赡养孽债子女而天天吵架、没恋爱场所都跑到外滩共筑接吻墙并闻名全中国、在灶披间布置新婚房……。
精神品质之五:“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 去农村,天天人累心累情累,不吵不闹不撂不作,偷偷哭被窝,忍了吧……。 回城市,脏活累活抢着干,改制了、转制了、下岗了、买断了、失业了、自家店倒闭了、离婚了、独生孩子残了死了……。苦往肚里咽,照跳广场舞,忍了吧……。 精神品质之六:“聚”。抱团取暖、互相关心。 去农村,一人一床被,冷,两人两床被合被窝,暖。都懂得了抱团取暖的道理。病了,有人送药;馋了,一起喝酒;歇了,共同娱乐;干了,扎堆劳动;死了,年年扫墓……。 回城市,几乎年年聚会。吃喝玩乐常常聚在一起。一位知青开创了一家或几家公司,总会安排几位知青就业。一位知青当了大官,总会提拔一批知青担任部下。一位知青出国有了成功,总会接纳一批知青出国……。大大小小的知青联谊会不知道有多少,还有知青合唱团、知青舞蹈队、知青乐团、知青讲师团、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
精神品质之七:“闯”。求作为、干事业、好梦想、逞英雄。 去农村,闯天下。红卫兵小将的秉性,英雄主义情节,树理想、好梦想,敢说、敢想、敢干、敢革命,追求真理,力求作为,干大事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回城市,勇担当。农村那么苦都挺过来了,城里什么样的艰苦条件都不在话下,迎着困难上,顶着艰苦干,很快就把没有去过农村的同事们甩在后面了,知青在各行各业、各个层次都崭露头角,比较多的成长为骨干……。 精神品质之八:“实”。实际、实诚、实干、实绩。 去农村,脚踏实地。接上了地气、滋补了底气,什么叫实际,如何面对实际,化浪漫为苦干,变梦想为工分,改多愁善感为劳动睡觉……。 回城市,抛弃了空想。很快看清了现实,思想符合实际,以实诚的态度去努力实干,获得了大量的实绩,赢得领导和群众刮目相看……。
精神品质之九:“善”。善心、善意、善举、善果。 去农村,浸透了“善”。农村虽然落后,但是民风淳朴,农民的胸怀善良满满。知青日夜熏陶,耳濡目染,懂得了首德为善、予人为善、以善积德、以善立身、大善度生。 回城市,坚持行善。企业创新发展而改制,冒风险带领职工转制,有知青。产业结构结构大调整,几十万、上百万职工下岗,带头人中有很多知青。下岗职工安置,需要买断工龄,带头人有一批知青。下乡支教,需要城市人,带头的有很多知青……。 精神品质之十:“乐”。乐观,乐趣,乐园,乐章。 去农村,远途跋涉,很乐观;种田地,艰苦奋斗,有乐趣;知青户,集体生活,是乐园;年代长,十年卄年,谱乐章……。 回城市,入职里弄,很乐观;赶产量,日夜加班,有乐趣;联谊会,唱歌跳舞,是乐园;工龄长,卄年加倍,谱乐章……。 这十大精神品质,构成了“我国独有的知青群体”的心理家园,支撑着知青个人、知青群体,在下乡和回城两次人口流动中平静地参与了社会流动,为我国实现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奉献出了从下乡就业到回城退休那整整一生的红利时期。
结论就是:今日的社会结构,其发生、发育、成型、修正、发展,每一过程,都有知青们的汗水。1980年之前,知识青年为4层社会分层的社会结构的巩固贡献了青春;1980年之后,知识青年又为10层以上的社会分层的社会结构的创新、发展、定型贡献了终身。社会这般变迁,知识青年群体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知青从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迸发出了十大精神品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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