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岁月（37/2）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无比欣慰。同样令周恩来高兴的是，毛泽东还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寻找和利用时机逐步“解放”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计划，在周恩来心中酝酿开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低沉的哀乐声中，周恩来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主席给邓小平问题“定性”的话传出去。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自己不断地为邓小平“复出”和“解放”老干部制造舆论。北京的信息，很快传进了邓小平耳畔。邓小平考虑到治疗邓朴方的病要紧，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将邓朴方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来京施手术，此事可以问杨德中如何办。” 1月份，周恩来又指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将彭德怀及其他被监护者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某单位，改善他们的居住、饮食等条件，并给他们配备医护人员。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的做法会使他们打倒老干部、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功亏一篑。为此他们加紧了阻拦的步伐。 就在这种对抗的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79岁的毛泽东和74岁的周恩来身体状况都明显地下降了。1月中旬，毛泽东曾病危一次，经周恩来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毛泽东才转危为安。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就在毛泽东身体出现险情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4个月以后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这时候的江青，则更为猖狂，对毛泽东的治疗，她一再干预，甚至以吵闹相要挟，以至引起毛泽东愤而拒药。对周恩来的治疗，江青也百般刁难，到后来，江青甚至闯进周恩来的病房捣乱。这件事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她曾对老朋友阳翰笙说：“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此种事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凸显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政治权力将如何归属？身患重病却政治头脑极为清醒的周恩来，看准了一点：决不能让党和国家的权力再次落入阴谋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百年之后，必须把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真正地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人！ 由于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这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做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10家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做了体检。其中不乏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五一”前夕，邓家兄妹到北京的消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不胫而走。素以仗义执言而著称的王震让一位老干部带口信，叫邓榕到他家去。老少两人一见面，王震快人快语：“告诉你的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你赶快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 王震的这番话，实际代表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心声。邓小平这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他们与江青集团斗争、解放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旗帜。邓榕深知王震这番话的意义和分量，大喜过望，第二天她等不及在北京过节，立即踏上南下的列车。 对邓榕带来的好消息，邓小平并未很快做出反应。直到8月3日，他经过反复思考，谦虚地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同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就在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写信的第二天，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医生强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几天，边工作，边休息。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后，心花怒放。为落实这一批示，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批交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管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在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解放”邓小平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解放诸如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对江青一伙来说形势极为不妙，为此他们把周恩来的做法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尽管江青等人对此百般阻挠，使邓小平等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但是这种“回潮”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这期间，周恩来还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工作。然而他的身体，不仅受到癌细胞的侵害，而且心脏病也进一步发展。11月11日，负责医疗工作的卞志强和张佐良不得不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写了一份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他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周恩来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阅看病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病情的加重无疑更加促使了周恩来加快工作的进度，尤其是加快“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步伐。 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此外，两人还就邓小平等人的“解放”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 次日，周恩来趁热打铁，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亲笔信：“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同时，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当天，周恩来还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了与毛泽东商定的“解放”老干部意见，他让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具体承办邓小平、谭震林回京的事宜。 10天以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拿出了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的意见，并致信周恩来说：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鉴于谭震林骨伤在身，急需回京进一步治疗；还由于邓小平的职务需要更好地安排，但这种安排尚存在障碍，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与此同时，“解放”军内一大批被打倒的将军、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上。 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终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