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撑危局（25）“救火队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做了规定。 全会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改选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字排列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而刘少奇由第2位的接班人资格后排在第8位。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周恩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多次表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之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为此，江青一伙公然讽刺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处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周恩来听到这些话，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周恩来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秘书传他的3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