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7/1赴重庆开展国统区工作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然后栽赃造谣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借此大肆逮捕成都地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骤然恶化的时局，周恩来于5月10日率孔原、徐冰等一批干部分乘4辆卡车离开延安赴重庆。 到重庆后，周恩来立即约见再次离开新四军已在重庆的叶挺。他在和叶剑英、袁国平一同会见叶挺时，对叶挺说：“你是我们新四军的军长，负有指挥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的重大责任，中共中央信任你，相信你的军事才能和为人，也相信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你离开新四军以后，蒋介石放出风声说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派他人充任军长之意，这样于抗战与民主事业很不利。希望你能回到皖南军部去，带领这支革命队伍多打些胜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同项英的关系问题，项英应负主要责任，请相信党中央和我会负责解决好。”听了周恩来亲切真诚的谈话，叶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将尽快告诉蒋介石愿意回到新四军去。 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完全是造谣。中共是要发展的，但主要是在敌占区同敌伪争取群众。中共诚意希望合作到底，而有人却想分裂，准备投降。”蒋介石听后说：“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周恩来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蒋介石推托说：“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最后，蒋介石表示国共关系可以商谈。 接着，周恩来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就陕甘宁边区问题、军队的编制问题和划分作战区域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自6月14日起，周恩来连续主持南方局会议，听取南方局机关、《新华日报》以及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研究讨论今后的工作。他要求一切在国统区的我党各级组织必须从组织上、领导方式上以及活动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完全转变为秘密的地下党。《新华日报》和办事处也应改变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一切公开活动必须与地下党分开，以便能在恶劣环境下保存精干力量，继续展开党的各项工作。 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了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使得蒋介石踌躇满志，把这一国际形势看成是进行政治投机、大举反共的大好时机。 10月19日（皓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史称“皓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于电到1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妄图实现其沿河封锁、配合日寇消灭我军的毒辣阴谋。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大举进攻。至此，反共乌云弥漫全国，投降、内战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最初是发到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里，要求转发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叶剑英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周恩来商谈对策。接着，周恩来把秘书童小鹏找去，让他立刻把这份电文发回延安。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中央提出了对付国民党阴谋的重要策略和意见。10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著著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10月25日，毛泽东一天内接连两次急电周恩来，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 11月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并且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当天，他在另一个电报中反映了反共高潮中的各方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他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同时，建议中央：“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1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3日，他又致电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当日，朱德正在三五九旅视察。突然，旅长王震将毛泽东的急电交给朱德，电文为：“有事待商，拟派汽车来接，请准备回延。”于是，朱德中断视察，急匆匆地赶回延安，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正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原来，这时离何、白“皓电”规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北撤时间只有十几天了，现在急迫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议的就是新四军北撤问题。 如何回答“皓电”，涉及对整个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策略。经过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有关意见，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在11月9日（佳日）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他们在“皓电”中的无理命令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尖锐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为了顾全大局，朱德等在复电中仍表示新四军在江南的正规部队将遵令北移。 为了使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各界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那些日子，周恩来总是行色匆匆，时而奔赴市区，时而返回红岩，他多次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集会商谈时局，说明实际情况。当时，美国作家斯特朗从苏联回国，途经重庆。周恩来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详细地介绍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真相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并预言更大的反共事变将接踵而至。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嘱咐斯特朗：“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除组织口头解释外，还编印传单、小册子（内容包括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文电和国民党反共文件等），秘密运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北移问题，表示只要严重事件还没有发生，他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他和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刘斐、张冲举行多次会谈，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就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 “佳电”发出后，蒋介石不但置若罔闻，反视中共委曲求全的让步为怯弱可欺。12月8日（齐日），竟又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再次电令：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之前，华中之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蒋一面限令我军转移，一面又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顾祝同积极部署包围进攻我皖南部队。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第4周年。周恩来应邀往见蒋介石。一见面，一向沉默寡言的蒋介石紧握周恩来的手显得有些激动：“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越说越动感情，掏出手绢擦起眼睛来：“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随后，蒋介石话锋一转，露出威胁的口吻：“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周恩来说：“我们已经顾全大局，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还是拟请免调。”蒋介石用缓和的语气说：“只要你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蒋说，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次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并冷静地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