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2/3）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曾的下属谌小岑主办。 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陈立夫向他们俩口授了谈判的有关条件。谌小岑将陈立夫口授的4项条件转交负责联络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吕振羽和受周恩来指派负责与曾养甫联络的张子华。 5月中旬，张子华到达陕北，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商国共合作大计。8月，潘汉年回到陕北保安，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会谈的情况。潘汉年是在去年长征途中红军二占遵义后，由中央派往白区，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整对苏联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潘汉年离开莫斯科，途经香港，于7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 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再次企图依仗武力解决西北问题。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继续商谈。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不久，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在将台堡会师。 蒋介石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做初步谈判。 10月29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为了调兵遣将，秘密筹划对陕甘苏区更大规模的“围剿”。他借过50岁生日之机，以“避寿”为名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和杨虎城按照蒋介石的电召，分别由西安赶往洛阳参加军事会议，他俩都是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然而，他们错了…… 张学良一到洛阳就找机会与蒋介石谈话，希望蒋介石能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蒋介石准许东北军出兵绥远，以援助傅作义绥东抗战。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反而气急败坏地斥责道：“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时旁敲侧击地训斥张学良，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听后神色大变，心情极为压抑，未等蒋介石训完话便返回西安。 潘汉年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8项条件。陈立夫这时的态度也变了。他称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宣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11月15日，周恩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赶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随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 11月23日，周恩来到达山城堡红四方面军总部。 在山城堡，周恩来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老战友朱德。紧握住朱德骨瘦如柴的双手，望着朱德苍老清癯、充满悲怆神情的脸膛，周恩来内心一阵酸楚，也说不出话来了。朱德热泪盈眶，也说不出话来。去年松潘一别，至今一年有余，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周恩来拥抱住朱德，不禁泪如泉涌。自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并强行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称王称霸以后，他与毛泽东一直都在担心，怕再也见不到总司令了。 “张国焘的确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但他只能为难我，还不至于想干掉我的。”对于张国焘的百般折磨侮辱，朱德只是付之一笑。其实，由于他坚持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主张，张国焘实际上已对他实行软禁。周恩来气愤地说：“张国焘不得人心，所以，尽管他手上兵强马壮，最后南下还是以失败告终！”周恩来高声赞道：“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老总有理有节，肚量如海，是做得对的。要是你公开与张国焘对抗，率一方面军的同志北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你和一方面军的同志留在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可以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朱德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激地说：“知我者，恩来也！”周恩来说：“这一切，不仅我了解，泽东、洛甫、博古和中央绝大部分同志都了解。” 见过朱德后，周恩来又去见了张国焘。这时候的张国焘情绪低落。南下失败了，另立的“临时中央”前几天也不得不宣布取消。周恩来淡淡一笑，说：“国焘兄，这次中央委派我来，不是要提旧事，而是要跟你们商量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了的事情，我们暂时别去提了吧！现在，团结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张国焘被周恩来说服后，即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红军总部到保安，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合。在红军大学，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紧握住朱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感慨地说：“朱毛不能分开，这回又应验了！”朱德点了点头，连声说：“朱毛分开，红军势必大祸临头啊！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分开了！” 这时，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席卷全国的援绥抗日运动，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士气，也使张学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恳切地向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开赴前线。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请缨抗敌书，态度之诚挚、心情之焦灼跃然纸上。可是蒋介石回答却是“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前线，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要傅作义防止事态扩大，并要他抽出手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此前几天，蒋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制造“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弄得国民党当局手足无措，狼狈不堪。12月3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心迹，亲自驾机第二次飞赴洛阳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东北军中的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因太不得人心而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可是蒋介石却根据陈诚的报告，胡说什么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在绥远前线的晋绥军和中央军足以抵挡日伪军，因此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全力消灭共产党。 张学良满腔愤恨，“砰”地一声拉开蒋介石的房门，摔门而去…… 蒋介石根本无视全国民众的反对和中共的规劝，也不吸取山城堡惨败的教训，一心要把“剿共”战争打到底。他在洛阳把一切策划、部署完毕后，通知所有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和部分杂牌军的将领速到洛阳开军事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这次与张学良谈崩后，他又突然宣布将会议改在西安举行，且把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缩小，只包括直接参与“剿共”的中央军将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防人多泄密。 12月4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带着不可一世的气焰，乘坐着陇海铁路专用列车，来到西安。他未与任何人见面，直接乘车前往临潼，住进了西安东25公里的唐代御池遗址华清池。 蒋介石为了加快他的“剿共”计划，将他的嫡系“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立、万耀煌、陈继承调集西安“督战”。数十万中央军纷纷临近潼关，新购置的战斗机、轰炸机频繁不断地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的内战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自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围剿”，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全部红军，他的所谓“安内”大业就可完成，他就可以凯旋京城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在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剿共”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他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召见两军的军、师长谈话，用请客吃饭、威吓利诱等手段进行所谓“精神感召”，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