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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昌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张闻天和博古、李德的分手（4）
 当湘赣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时，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然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这期间，李德以华夫的笔名，在红军的军事政治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敌人的山地战术》《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短促突击的战例》等八篇文章，以推行他错误的军事战略战术。结果使红军几乎屡战屡败，伤亡惨重，使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求得在运动中消灭之。然而，这一正确的建议又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于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然而，对于长征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李德、博古等人也未经认真商量，而是采取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934年10月，当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李德以确保突围成功为由，既不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长征的计划，也不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动员，一切问题都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处理。而这“三人团”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只能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处在这样危境的红军的转移，本应轻装前进，可李德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大搬家，大批辎重和庞大的中央机关都由作战部队掩护，致使红军行动迟缓，被动挨打。红军很快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到12月1日突围湘江时，锐减到三万多人。然而，李德、博古等对于当时的危险处境仍一筹莫展，只知死拼硬打，把所有希望放在与二、六军团的会合上。而这一意图，蒋介石已明确料到，并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专等红军去碰。 应该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教条主义的瞎指挥，而这又与李德有直接的关系。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照搬他在军事院校学的条条杠杠。而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又正值王明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所以，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形成气候也具有必然性。 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张闻天就按照这个数目提出了具体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等同志曾向张闻天要求同行，张闻天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那是长征出发前的一天，他们之间就瞿秋白能否随军出发而发生了一次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随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张闻天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说以后找机会送他们去上海养病。张闻天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军疯狂杀人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送他们去上海？博古坚持说这是“三人团”的决定，张闻天只好服从。也就在长征出发前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闲谈，把自己与博古、李德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意见完全向毛泽东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进一步接近了。毛泽东要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张闻天欣然同意了。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 从1934年4月广昌的失陷到同年10月长征出发之前，是第五次反“围剿”走向最后失败的时期。红军军事上的挫折以及苏区党内外许多不正常的变化，促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同当时“左”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公开裂痕出现了，甚至对当时“左”倾的某些指导思想也产生了怀疑。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只有六篇，其中有三四篇就明显地记录了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合作，张闻天后来曾诚恳地谈道：“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