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9～1969.4在上海市复兴中学就读 “革命大串联” 退休七年来，我们夫妇，已经成了朋友圈里公认的“背包客”：不是在旅途上，就是在做着出游的准备，每年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日子在旅行;也许,这“说走就走”的爱好，就萌发于那时: １９６４年,我通过全区的统一考试，进入了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复兴中学就读，我的“名牌大学梦”也由此变得更加确切而坚定。但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刚爆发，就被改了个“上海市工农第一中学”的“革命化”名称，并匆匆在每个学生证上都加盖了印戳，我至今仍不知道当时的“第二”乃至“第三、第四”中学在哪里？只知道从那时起，“刘项原来不读书”了！ 但是，一下子“停课闹革命”，百无聊赖，第一拨出去“革命大串联”又轮不到我们这些成份为“职员”的“逍遥派”，直到１９６７年的冬天（１月３１日），“革命大串联”已近尾声，因为从未出过远门，我和一位中学同学王小涵，各自怀揣了家长给的十来元钱，就急切地要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我们天没亮就沿着铁轨步行前进，好不容易走到南翔，已是筋疲力尽了，“步行串联”的宏旨早被抛在脑后，便乘隙溜上了３１２次沪常普客列车，但在无锡南门就下了车，步行进的城。还好，那时候，吃、住、行都是免费的，接待站也不少，我们住的还是市委交际处，接待人员很客气，环境清净幽雅。我们在无锡待了两天，登锡惠山遥望了一下太湖，“梁溪”虽好，也不敢久留，便凭着学生证乘上了北上的火车。先是到了南京，我们去了中山陵、明孝陵，我还记得，从城里向郊外走去，看见一路上有叫卖那种青皮紫心的“大萝卜”，口渴嘴馋得直咽口水，却舍不得掏钱买一个！２月６号，我们乘“东方红一号”轮溯长江而上，两天后到了武汉，我们是在珞珈山下、东湖畔过的除夕夜，却不曾“又食武昌鱼”，外面雨雪交加，还是老老实实地享用接待站里的“免费餐”！接着又搭乘了四天三夜的长江轮船，“轻舟已过万重山”，从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山城重庆。那时候，我们满脑子的都是《红岩》里的场景，因此，歌乐山下的“白宫馆”、“渣滓洞”就成了“串联”的首选，至于以后又去了哪里，既没记下也没啥印象了。我们这趟“革命大串联”的最后一站，是桂林，但那时节，“武斗”的苗头已经显露，街上路人行色不安，我们只是到慕名已久的芦笛岩、七星岩去了一下，就匆匆赶往火车站，却楞是挤不上车，只能在火车站宿了一夜，看见许多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地在站台上执勤，归心更切！那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２日，我们在２３日夜回到了上海。 当然，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回，到了那年的夏天，我又脚痒痒的了，心里向往的是伟大首都北京！于是，便与里弄的邻居、也是小学的同班同学“阿宝”（真名叫杨燧发），各自揣了几块钱，就又上路了。那时，大规模的串联已结束，我们无法名正言顺地搭乘火车，于是就悄悄溜进车厢（304次沪宁普客），倒也顺当，到南京后自行过江，又乘上74次沪西直快抵徐州，已是凌晨二点多，即转乘22次沪京直快，很快就要到济南了，却突然碰上要查票，我们赶紧从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已然是上午十时了。顾不得进城，硬是与路遇结伴的嘉兴人祁和俊一道，徒步走到泺口过黄河大桥，到对岸的桑南。说起来，真是惊险异常，起先我们攀上一趟货车，就马上被车站工作人员发现，赶了下来，后来经过观察，要待货车慢慢地开行起来，我们才迅速奔过去，先抓牢车侧的梯子，然后飞身一跃，站稳，车站人员即便看到了，也望尘莫及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后怕！翌日早晨到达沧州，再搭棚车至天津，又是第二天拂晓了，于是去了市里劝业场等地一逛，然后又乘车在黄昏时分抵京，出站时正赶上一场大雨，甚是狼狈，此时，从七月二十四日离家，已是七月二十八日了！接下来，遍游中山公园、工人体育馆、农业展览馆、景山公园、北海、动物园、颐和园、天坛、北京图书馆、前门、天桥，八月二日，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而在游中山公园时，还与阿宝携手，从一个池塘里救了失脚落水的甘肃人宋怀斌。八月六日开始返程，也辗转天津、济南、徐州、浦口，于八月八日抵沪，但最后“一脚踩空”，被查票人员“逮个正着”，罚款五元，由于口袋空空，后来还是让家里补交的！届时七、八月间，正值首都红卫兵围困中南海，群情激昂，打着标语横幅，高呼“打倒刘少奇！”的时间段，我们却仅仅是乘车路过时的匆匆一瞥，至于在天安门广场多次举行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集会，则根本没有去“轧闹猛”，也就不甚了了了！ 时至今日，倒是一张陈旧的学生证，那上面几个已经褪了色的“无锡站”、“重庆站”、“桂林站”的印戳，一张重庆大串联时的示意地图，天安门前的留影，还有,笔记本上的那些简略记事,不但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那个时代,也是我爱好旅行的起端吧?!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