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稍有点名气之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婉言谢绝了。这跟人生观有很大关系。如果为了名利的话，我早就到国外去了。如联合国联农组织在1990年曾以每天五百二十五美元的高薪聘请我赴印度工作半年，但我认为中国这么多的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发挥的作用更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搞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说明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有一位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一举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给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谢谢你的好意，请你务必不要把钱浪费在什么雕像上，我建议你把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去。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位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雕像。有人问我见过那个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那是一种鼓励，鼓励你继续攀登。 我对钱是这样看的：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但钱的来路要正，不能贪污受贿，不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另外，有钱是要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但是该用的用，不挥霍不浪费，也不小气不吝啬。钱够平常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还拿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我觉得现在生活很好，不愁生活，工资足够用，房子也不错。要吃要穿都够，吃多了还会得肥胖症。我也从来不喜欢讲究名牌，也不认识名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皮肤粗糙，感觉不出好坏来。我只要穿着合适、朴素大方就行，哪怕几十块钱一件都行。我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抽空逛了回商场，买了打折到七八百块钱一套的西装，还是周围同事叨咕了半天才买的。 我不愿当官，“隆平高科”让我兼任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我不干行政职务就是为了潜心科研。搞农业是我的职业，离开了农田我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了。有些人退休之后就有失落感，如果我不能下田了，我就会有失落感，那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还下田。过去走路，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骑摩托车，现在提高了，我可以开着小汽车下田了。 学农有学农的乐趣，我就是乐在苦中啊！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在吸引着你，你就不会觉得苦！我们搞水稻，要在水田里待，还要在太阳下晒，工作是辛苦点。原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很苦，吃不饱，但我觉得乐在苦中，因为有希望、有信念在支撑着。因为我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大好的事情。 我现在身体还好，老骥伏枥，壮志未已。我还要进行新的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