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志富，人称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老胡爱吹牛，十句话最多听得两句。喝点酒以后，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就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林树梅。知青大批回京时，木木办了丧偶，带着三个孩子办回了北京。老胡户口回不来，人跟着回了北京。 在岳父家，老胡向来是装得老老实实的。可大姨子、小舅子要是笑，老胡总觉得是在笑话自己。人家要是不说话，老胡又觉得是嫌自己在场。撇个嘴、斜个眼，都让老胡浑身不舒服。这天，好像谁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争吵。老胡忽然一摔门，跑了出去。出来后，老胡又有点后悔。回内蒙吧，木木回京办的是丧偶。要想甩他老胡，连婚都不用离。而且，老家房子都卖了，回去住哪儿啊。也丢不起这人啊。回岳父家吧，也太没面子了，老胡再不济，也是堂堂五尺男儿。再说，人家本来就看不起自己，回去不就更让人瞧不起了吗？老胡毫无目的地转悠着，天渐渐黑了，还是没想好怎么办。那时，又没有手机，木木家也没有电话。到晚上不见老胡回来，还以为他回内蒙去了。 又转了半天，老胡在垃圾箱旁找到了一个大硬纸箱，铺在一个立交桥桥洞下。饿了，渴了，天也凉了。他抱着腿，缩成一团坐着，心里酸溜溜的，往事一幕一幕如在眼前。1969年，知青下乡还不到一年，木木忽然说要嫁给老胡。老胡喜从天降，着实风光了一段。结婚后，别说打了，骂也没骂过木木一句。两人连架也没吵过。木木当民办教师，老胡在家做饭、喂猪、带孩子，什么都干。后来，才知道，木木居然是因为肢体有一点小毛病，怕拔麦子落后被人笑话，才选择嫁给老乡的。老胡是村里仅有的三个适龄贫农青年里较好的，所以木木选择了老胡。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木木为自己当初的幼稚后悔过，哭过。她常埋怨老胡窝囊、没出息，从来没有夸过他。可木木一直勤快地做家务、带孩子，一直知冷知热地照顾着老胡。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十几年了，都三个孩子了。可现在------。老胡转而一想：“别（北）京窄干（这些）灰怂（孙）子逼（贬）低爷爷，你爷爷还不尿（理）你们呢！”于是，老胡蜷成一团躺在纸壳上睡着了。 老胡每天都在犹豫着，可每天都做不出决定。好几次转到“家”附近，远远的偷偷地看看老婆和孩子。就是没有走出去。这天，身上的十几块钱还够买火车票，老胡有点想回内蒙。他转到火车站，发现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可以睡觉，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立交桥洞强多了。“咋早莫（没）想到了？”老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火车站住了下来。内蒙人不比南方人，没本事又死要面子。像拣点塑料瓶卖了可以换点饭钱，老胡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去做。又半个多月了，老胡头发又长又乱，结成一绺一绺的。胡子长了满脸，分不出哪是胡子哪是脏。都说是马瘦毛长，老胡看来比前些时瘦了好多。衣服挂破了几处，脏得看不出色来。一眼看去，连个乞丐都不如。 这天，老胡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他想，去找老婆要点钱吧。于是，他来到木木的单位。这走廊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好容易对面来了一个人，老胡上前问道：“林树梅在哪哈厢（哪间屋）了？” “他们单位今天旅游去了，没人。我也是来办事的。”老胡可傻眼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了。怎么办呢？ 对面那人听他是内蒙口音，又是农民打扮，就和他攀谈起来。听了老胡的遭遇，对方说：“我也下过乡，是个知青。给你二十块钱，你洗个澡，理个发，换件衣服。明天，你到 XXX来，我给你介绍个临时活干。”第二天，那位知青真的帮老胡找了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安顿下来，老胡又去了木木单位。木木一见他，就说：“你看你，一跑就没影了，回去也不和我说一声。”老胡说：“莫（没）回圪哇，回圪怕你把哦冒（扔）了哇。”“那你这些天住哪儿了？”“住哪儿？住大店！桥洞呵儿，火车站！”“那你吃啥呀？”“一天俩馒头，哈（喝）冷水。”木木眼睛湿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不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回家吧。”老胡低着头，没吭气，心想：“这次回去，一定要对木木更好点儿。也改改自己的毛病。”在中国，有许多人像他们这样，一辈子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话，也不曾山盟海誓。他们平平淡淡，不温不火，却也相携一生，不离不弃。你说，这算不算爱情？ 木木回京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老胡流浪的这些天，单位在木木父亲的楼房下给了木木一间小平房。老胡跟着木木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中。一间小屋，要住5个人，实在够挤的。这时，有邻居老太太来敲门。来者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老胡：“这是谁啊？”木木想到和单位说的是丧偶，赶紧说：“是亲戚，是亲戚！”老胡只好坐了一会儿，又回他打工的地方去了。两人商量好，往后老胡赶天黑后再来。以后，每隔几天，老胡就在11点坐末班车来。可邻居家养了一条狗，老胡一来就叫，主人总要开门来看。老胡要迅速的闪进家门，不让别人看见。第二天一早，4、5点钟，老胡就溜出去，坐头班车去打工的地方。真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接头。唉，这些多管闲事的老太太！ 经过这些磨难，老胡好像知道了木木也不容易，也为木木没有抛弃他而感动。着实“老实”了很长一段。每天努力地上班、工作，言谈举止也正儿八经的，像是变了一个人。 木木的单位终于给分房子了，大儿大女，三室一厅。可算有了自己想回就能回的家了。老胡辞了那份工作，在过街桥下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开始是补贴家用，后来孩子都大了，挣钱了，修车就成了老胡休闲与社交的娱乐活动。连城管出巡都要互相嘱咐：“别抄过街桥下那个修车的老头，抄了还得给他送回去。”后来，女儿去了美国，想接父母去住住。这时，两人才想起老胡的户口还没办回来。回内蒙一办，才知道老胡的户口让一个和他姓名相近的远亲迁走了，人家按知青配偶上了城市户口。老胡这下成了真正的“黑人”。唉，老胡真是糊涂，木木真是木头，这么大的事居然搞成这样。这也怨不得别人。美国没去成，好在妻贤子孝，日子兴旺，老胡还是很幸福。（老胡是我们这一伙中唯一户口没办回来的） 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老胡这时又故态重萌。又喝着小酒，醉后又吹着牛、说着胡话。其他“姐夫”们往往成为他讥笑的对象，央视名人都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老胡只管自己得意地乐着。北京某个过街桥下，那个逍遥自在、胡吹乱侃的修车老头，没准儿就是老胡。 知青的配偶（5）——我家老杨  王海军(1973年) 写了这么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该喘喘气了。一想自己家还有个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该给朋友们个交代。一提笔，发现自己好像是属手电筒的。向别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经历就了然于胸了。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不写什么也就有了计较。光束后面的自己，却在黑影里，照不见。写了一气，自己咋看咋像履历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们就凑合着看吧？  我和我家老杨 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话所说，“小（儿）不坏，女不爱”，老杨直性子，坏脾气，一根筋，在农村青年中比较“异类”。其实……。唉，若再过一两年，我能够坦然面对他的逝去时，或许能慢慢讲给朋友们听。现在，姑且从1982年说起。 1982年，大学毕业前，班里给想回北京的同学发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记表，我也要了一张。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长，我说：回不成又能丢了什么呢？结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内蒙乌海市的派遣证，同时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证明。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问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镇户口就可以带回来。我们不办农转非。”“那有没有政策说几年后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孩子她爸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能把孩子搞成农村户口啊，我转身回了内蒙。 内蒙有关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内蒙，立马给你女儿上城市户口。”我考上大学时，老杨曾豪气地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呢。”这时却小家子气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一夜睡起来，身上、脸上全肿了。我怕他又犯肾脏炎，十分着急。我知道这是心病，赶紧找了呼市的同学，一天之中办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时，因呼市的同学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难的，这时却可以算从北京改派了。）老杨的病随之好了，孩子的户口没出两个月就迁到了呼市。 这时，分配到乌海市的同学来找我，他夫人是农村户口，他动员我去乌海应聘，和他一起为解决爱人的户口努力。我去了一趟乌海市，谈好条件，给老杨上城市户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经到乌海市一中报到了。上班后，却没人提老杨的户口和工作的事了。那个同学和我，还有我系77级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找了高市长。市长说：“以前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市长说话算话，很快从上级为分配来和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家属要了几十个户口指标。大年三十，我们找到民警家，给老杨上了乌海市户口。老杨成了城里人。  我和我家老杨 给老杨安排工作的事又没人提了。当初和我谈条件的副市长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座楼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总没个明确的说法。我说：“我北京的调令都拿到了没去，呼市也不呆了，来你们这儿就是为了爱人的工作。如果你们办不了的话，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节和第三节有课，第二节课我就会去找他。我也不说话，往他办公室沙发上一坐最少一节课。我天天都去，这天，我走进他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这副市长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劳动局吗？我XXX。我有个亲戚，你们给安排个招工，今天就办。”我说：“说好了来教书，工人指标不行！”副市长说：“马上全国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后都是合同工了。这个指标你还是接着吧。以后还可以转干。不然，以后我也没办法了。”我还挺不情愿地去劳动局给老杨办了招工手续。老杨成了“公家人”。 乌海市各个单位都有一些全国各地的知青，但各自为阵成不了一个团体，消息十分闭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处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经过奔波、试讲，（我联系了京郊及北京周边四五个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县（现涿州市）配件厂子弟学校的调令。路过北京时，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来分配到呼市的，还有在村里结婚了的知青都已经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县上班，10月份，居委会就上我妈家登记知青情况，说是要给知青子女办回京。这时，消息已十分灵通，知青们都激动地互相打听并传播着。1989年初，孩子办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经人事局办回了北京。接着，老杨经劳动局也办了回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