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管部门在两名银龄志愿者协助下破获一起涉案货值60万元的保健品虚假宣传案件。图为执法人员拍下的会销现场。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奉化区消保委供图
(责任编辑：日升)“可以进来了。”老吴郑重地按下了微信“发送”键。 一看信号来了，十几位稽查人员、公安民警立即行动。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家保健品销售门店外，他们已守候多时，只等这一刻的到来。所有人按计划冲进现场，台上“讲师”手忙脚乱，来不及隐藏刚拿出来的样品就被迅速控制。 今年6月，处罚决定书正式出炉：这家店涉嫌老年保健品虚假宣传，被罚没近36万元。两个月后，该区一起性质相似的案件告破，罚没金额高达80万元。 鲜有人知，案件告破的幕后功臣，是几位坐在台下认真听讲了半年多的“学员”。这群热心老人，年纪最大的已过七旬，最小的五十多岁，两年前在奉化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剑国的组织下深入保健品会销现场体验调查，今年起正式参与监管部门的打击行动。今年上半年，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借鉴该做法，招募了一支“银龄志愿者”队伍。迄今，607位老年志愿者经过主动报名、专业培训后正式“上岗”，基本覆盖宁波所有社区，成为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专门打击保健品欺诈和非法会销的老年志愿者团体。 “卧底”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去年，山西某53岁工商局副局长卧底保健品骗局现场3天，一举端掉犯罪团伙；今年，浙江省食药监局发布名为《较量》的微电影，蓝本就是温州某90后执法人员卧底保健品公司写成的《卧底日记》。 而这一次，卧底者不再是监管者。“政府监管从来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王剑国说，当老年人自己树立起防骗意识时，彻底根除保健品虚假宣传这一民生顽疾，就将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连稽查大队都不知道卧底是什么人” 最惊险的卧底时刻，对老刘而言，是一次刚进会堂就迎面碰上老邻居，对方正要开口打招呼，他赶紧压低帽檐装作不认识。 老刘平时经常帮人调解邻里纠纷，是社区里有名的“老娘舅”，可没人知道他正伪装身份在卧底。“那堂课听下来，真是头上汗涔涔，身上湿哒哒。”老刘回忆道。 为了保护志愿者，王剑国之前代志愿者们拒绝过多次媒体采访申请。他反复叮嘱本报记者，卧底信息必须保密：“就连我们的分管局长和稽查大队所有人都不知道卧底是什么人。”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处长潘剑飞也特别强调保密原则，要求对每位志愿者使用代号而非真实姓名，每个区只指定一名联络员与志愿者联络。并且，志愿者搜集的所有信息都仅作为初步证据，不作为证人证言进入案卷，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被商家打击报复。明年，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算给所有志愿者上人身意外保险，并为提供有效线索的志愿者予以奖励。 不过，老刘自信不会被猜出真实身份。他从未和团队之外的任何人提过这项“秘密任务”，包括家人。 “就像以前的地下党，万一被别人知道，工作就不好开展了。”他笑言，当个无名英雄就挺好。 老刘本以为这事简单，可卧底之前，他连报好几个讲座都等不到通知参会的电话。 所谓“会”，就是保健品商家组织的会议营销，简称“会销”。主办方将老人集结一处，开讲座、做游戏、唱歌跳舞，形式多样，最终回归核心主题——推销保健品。在我国，法律并不否定会销的形式本身，只要没有虚假宣传，会销就是合法的。“问题就出在虚假宣传上。”潘剑飞介绍，一种是夸大功效，把普通食品说成保健食品，把保健食品说成药品，甚至包医百病；另一种是价格虚高，成本几十、几百元的东西被卖到上千、上万元。 “他们警惕性很高，特别是对陌生人，第一次报名会审查身份，问你多大年纪，有什么毛病，有没有劳保。”老刘最后总结出几条“目标客户”的特征：70多岁，有慢性病，有退休金，看起来不能太精神。 每一条他都不符合。因此，他用了点“易容术”：平时穿的西装换成旧羽绒服，戴上帽子、不刮胡子、调低嗓门，没病也称病，这才蒙混过关。 老吴也曾“落选”。他琢磨出了自己的门路，在报名点临时结交老客户，办了398元的“体验卡”，以老带新混进去。 正式行动前，王剑国给所有义工都专门培训过，教授法律法规和信息搜集技巧，并演练一切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但实施起来，仍然复杂又漫长。 就为了那一点关键证据，大家“长线作战”。老孙发现每次讲课内容都不固定，销售环节也从不提前预告，有时两三天开卖，有时四五天，还有几次连课也不讲，只是唱歌跳舞，发完纪念品就散了。 好不容易等到证据出现，现场也常常不许拍摄。“周围有人来回巡视，都是穿黑西装、剃光头的彪形大汉。你手上稍微有个动作，他马上过来把手机按下去，或者让你直接关机。”老刘只能沉住气，像小学生一样乖乖把手背在后面。 王剑国始终强调两点，一是安全，拍照摄像不强求；二是保持清醒，“别听着听着把自己给绕进去”。 “老年人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健康” 一不小心，的确就会被“绕进去”。卧底老吴自认是个“相当小心的人”，几年前却也上过当。 那是社区举办的一场健康讲座，某“营养专家”给到场者推荐了“能彻底清除肠道垃圾”的保健饮品。直到现在，老吴都清楚记得对方是怎么“忽悠”的：“他说，徐匡迪就是吃这个治好了便秘。我一听，不得了！上海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他也吃好了啊？”老吴受便秘困扰多年，活动一结束，赶紧上台留联系方式。次日，一名年轻人送货上门，一口一个“叔叔”叫得亲热。2瓶500毫升，收了老吴1000元。老吴关上门，尝了大概十分之一瓶，腹泻不止。 “就是泻药！再这么拉下去，人得生病。”他没敢再喝第二口，也没好意思跟妻子提，只说吃坏肚子，偷偷在半夜把剩下的扔进小区垃圾桶。 不过老吴说，自己上的这点当，和搭档老孙家里比起来只能算小儿科。 老孙是跟着妻子“打入敌方”的。“我从来不信保健品，是老婆被‘洗脑’了。”老孙一脸无奈，说妻子退休后时不时跟朋友到处“开会”，每次回家必拎五花八门的保健品，降血压的、补钙的、改善睡眠的、提高免疫力的…… 在会销现场，主持人把气氛张罗得相当热烈，大家一起做操、唱歌、拍手，“就跟《中国好声音》差不多。”老孙虽然觉得“像傻瓜一样”，但面上不动声色。据他观察，有人本不想买，但在氛围感染下也稀里糊涂掏钱了。 “我老婆就是冲动消费。”老孙叹气，他已算不清家里在保健品上总共耗费多少钱，只记得每次“动不动就上了五位数”。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有退休工资、养老保险。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买点保健品吃，总归不是坏事吧？”老孙承认自己拦不住妻子，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她，“只要家里还负担得起，就不过分计较。”他自嘲就是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老刘和老孙处境相似，妻子也被会销“洗脑”成功。 为了抢一台价格上万的“高电位治疗仪”，老刘的妻子饭也不烧、店也不开，排了好几天队，只因在会销现场信了“真人案例”——一名70多岁的老头，中风3年，自从坐了这把带电的椅子，手脚能动，“三高”没了。至于自家用的效果如何，“我说没有，她说有。”老刘摊手，“谁说得清呢？” “说到底，老年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健康。”处理过几十例保健品投诉的王剑国这样总结。 经常有年轻人气呼呼来投诉。一个儿子说父亲购买声称能治疗血栓的保健品，被骗好几万元，希望追回。王剑国想请消费者到场说明情况，本人却坚决不来，只在电话里冲儿子嚷嚷：“我花的又不是你的钱，跟你没关系！” 后来，老人偷偷向王剑国坦言：知道保健品不是药，可一想到自己这病，就还是想吃。 “能进场的都不专业，专业的又进不去” 如果追溯上当源头，大多和鸡蛋有关。 这是商家吸引老人参会最常见的套路——只要来听讲座，结束时就能领小礼品，常常是一袋鸡蛋，有时是一包米或一桶油。有的老人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四处“打卡”领鸡蛋粮油，家里再也不必买。 “鸡蛋可以‘击倒’70%的老年人。”海曙区市监局稽查大队队长王海洪记得，最热闹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舞厅、宾馆就被各类会销霸占。“老人们起得早，也不锻炼了，排长队、领鸡蛋、听讲座，时间大概1小时，赶在我们上班之前结束。” 巡查人员们不得不跟着上“早班”，提醒现场老人别轻信销售者，却常被轰出来。 王海洪遇到过一位当地重点中学的退休教师，站出来帮销售方说话：“这些小年轻人很好，你们别为难他们。”老教师颇有威信，其他老人一听，纷纷跟着“围攻”：“我们好好地听课，你们进来捣什么乱？”“我们纪念品还没拿到呢！” 那场讲座从周一办到周六，鸡蛋一天不落，只在最后一天推销了一口2000元的铁锅。次日清早，退休教师就来投诉：“我买的这口锅是漏的！你们能不能帮我把钱要回来？”此时，主办方早已不见踪影。 类似案例在宁波不胜枚举。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宁波早在2005年左右就出现“保健品骗老”现象。2014年起，政府年年整治，却往往“雨过地皮湿”。 为了规避监管，非法会销从明目张胆逐渐转为暗中操作，比如再不散发印刷品，只在现场口头推销，视频、PPT随讲随删；每次开会都电话通知老人时间地点，行踪不定；场地不再是一楼，一般都安排在三楼以上，楼下楼上都有人看守。“我们也想进现场，但他们层层把关，看到年轻人就很警觉。”王海洪说。 市监局想出应对办法：建立事前监管制度。通知所有能出租场地开会的场所负责人，如果提供场地办会销，必须提前报送信息；一旦发现存在非法会销，没有事先汇报的场所提供方要一并受罚。“有一定警示作用，但威慑力仍然有限。”潘剑飞承认。 这两年，宁波动辄成百上千人的大规模会销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街边像蘑菇般涌现的保健品门店，而投诉数量不减反增。 60多岁的周太让王剑国印象最深——她老伴过世，儿子脑瘫，两人靠低保维持生计。一次在路边被塞了传单，说可以免费去嘉兴，半天开会半天旅游，周太动了心。会议安排在偏僻农庄，“恰巧”讲的就是脑瘫，并介绍一种医治该病的保健品。周太激动得马上要买，讲师却说“不急，你先留下电话”。一周后，对方寄来货品，要价4万元。周太四处借钱，总算凑齐。可儿子吃了根本没用，周太想退药，对方回复“还没吃到位，得继续吃”。老太太思来想去，找到消保委，眼泪直流。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经营者，软硬兼施，对方终于同意退款2万元。 “其实，没有虚假宣传的证据，有的连发票都没有，商家完全可以抵赖。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王剑国觉得，要帮助老人维权，必须严厉打击，但苦于没有证据，因为“能进场的都不专业，专业的又都进不去”。 他想起和自己合作多年的维权义工们。他们年纪合适、热心公益、社会活动能力强，经常协助消保委揭露行业潜规则。一听说新任务是关于保健品，老吴等人二话没说决定加入：“因为都吃过亏啊！” “帮大家建立心理防线” 最恶劣的是“连环套”：第一次买500元的蜂胶，下次商家返还600元。每次上完课抛个诱饵，勾着老人再去听课买东西，直到最后一次把钱卷走，不再出现。 “免费体检”的手法也越来越常见，比如现场安排“骨密度检测”，结果所有人都测出骨质疏松，接下来推销钙片；或是尿检，“医师”指着屏幕上的红线，警告众人急需排毒…… 还有的专门利用从众心理，搞饥饿营销。老刘特地去体验了妻子排队的那家“高电位治疗仪”店，发现这家店一周卖7天、一天卖7场、每场限坐100人、每天限售30台，场场火爆。现场分享的老人自称“刚开始坐轮椅进来，现在能走着进来”。 “那人我打听过，是隔壁村的，他的病明明是在医院看好的。”老刘直言，“就是个‘托’。” 老年志愿者们分头调查的“圈钱”套路，已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以警示老人。 经过一年多“演练”，奉化老年“卧底”行动今年真正进入“实战”，接连破获两起保健品虚假宣传典型大案。“威慑效果堪比地震。”王剑国说，今年下半年只接到3起保健品相关投诉，比以往下降70%。今年7月，海曙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和2位志愿者默契配合，成功固定虚假宣传证据，破获一起涉案货值60万元的案件，而从发现线索到固定证据，他们仅用了两周。 看到新闻，老吴不知怎么有些自责：“看着商家被罚了几十万元，我们心里也不好受，罚这么多啊？”他暗自打起算盘：一家店一年挣多少，被罚完之后还剩多少，租房成本多少，还能不能发得出工资…… 老人多少不忍心。在他们眼中，会销人员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孩子，“叔叔”“阿姨”叫得亲热，还动不动提着礼品上门嘘寒问暖，甚至按摩洗脚。老孙发现这种心态很普遍：“很多人从没想过投诉，理由是‘人家赚钱不容易，态度又好，骗就骗了吧’。” “我们啥也不图，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唤醒受害者，帮大家建立心理防线，少买、不买虚假保健品，这样违法分子觉得没赚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老刘说，这是他当卧底的初心。毕竟自己已花甲之年，而卧底工作既无报酬，还具一定危险性。但他又说，如果有新任务，他还想参加。 如今，看到“银龄志愿者”的新闻时，老刘会在微信上转发给妻子，顺便“教育”两句：“你看看这个活动，今后可再别去买了！”他打算帮妻子彻底改变错误的保健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她出去旅游、锻炼，而不是成天围着保健品转”。让他欣慰的是，妻子最近再也没有去“开会”。 （文中老吴、老孙、老刘、周太为化名）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