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和小占之行 1. 推入绝境 1970年6月，湖北省开始对老三届知青大规模招工，仅仅一年多，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已十去七八，剩下的知青多是因“血统”株连，被剥夺了招工资格。从此，遥远的乡村，空落的知青屋中，剩下的全是出身不好的知青。在一次次的招工政审中，我处于最劣势，父亲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视察员，在我出世前四个月他去了台湾，我一生没见过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如此，家庭出身必须随父定性——逃台旧官吏，这种出身在那个年代的概念是反革命＋海外关系＋特务嫌疑，任何招工单位都不肯招我。 很巧，1970年底，妈妈的单位武汉国棉四厂，到我插队地天门县招工，那时我刚从天门汉北河挖堤下来，就去县旅社找到招工组长，招工组长翻了翻本厂职工子女名单，看到有我的名字（妈妈拜托过招工的师傅），点了头，让我在县医院参加新工人体检后，他要我把上堤的铺盖行李放在县旅社，再回队去等录取通知。 在队里，我没铺盖睡，就到社员响兰家，和她挤一床被子。谁知到了腊月27那天，公社下达的招工录取名单里却没有我名字，消息如晴天霹雳，把我击垮。为了取回我留在县城招工组的行李，腊月28那天，我只得随四棉来张港区接新工人的卡车，到了县城旅社招工组，取了行李，又随迎新车回家过年。那是怎样对比鲜明的情景，卡车上，新工人激情澎湃，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惟独我低头缩在角落，对自己的处境无比恐惧。 已是深夜11点，寒夜里妈妈怀着无比喜悦，亮着灯等待女儿；她知道接新工人的车今晚必回，从此母女团聚，再也不会彼此牵肠挂肚。 卡车最后停在厂大门口，新工人欢天喜地卸下行李往家奔，我则背着铺盖步履沉重来到家门口。先擦干眼泪再敲房门，妈妈惊喜地帮我卸下铺盖，她说：“庆庆，我等了又等，不敢睡，怕你随时敲门。咦，还有东西呢？我跟你去抬箱子吧！” 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终于还是哭出了声：“妈妈，我没有招回来……” “啊？！”妈妈心胆俱碎。 妈妈为我去问招工组长，这招工组长即厂劳资科长，科长拍响了桌子：“我看你这人自私得很，心里只装着你女儿，人家工人出身的知青也没有抽回 ，他们怎么想？” 妈妈去问车间的支部书记，女书记说得明确点：“你男人在台湾，这多年来你还是跟他划不清界限，解放后你为什么不改嫁？再找个成份好的男人，那样你伢的成份也可以按好的填。”妈妈痛哭失声：“你说这样的话，你也是女人啊！女同志该同情女同志，嫁得不好我会变成双料货，专跟坏人……” 后来，有个消息灵通的同乡告诉妈妈实情：我和其他知青的招工表送到厂部审批时，领导们对我的事摇起了头：若招我这种有台湾关系的人，他们怕犯政治错误；若不招，我恰是下在厂里要去招工的县，我妈妈个人历史上无任何问题，只有这一个独生女。 领导最终决定不招我，既然省里对招工政审有明文规定，本厂内招子女也必须按政审规定办。 厂领导把母女推入了绝境。 到1972年夏，湖北的招工停止，即招工冻结。出身红、有路子的知青基本回城了，剩下出身黑的知青，是需要长期改造、脱胎换骨、安家落户的对象，这是省革委会掌握的既定政策。 可是丢在农村的武汉籍老三届知青还有5、6万人，69届知青也战天斗地了三年，加上后续下乡的70、71届初中知青，个个望断天涯，不知出路在何方。 后来，眼睁睁看着熟悉、不熟悉的知青办理病转手续回到了武汉。小学同学裕华，以“视网膜脱落”病回来了，分在在街办事处接电话。她眼力不差，工作从不失误。一个女采购员，把自己的女儿以“美尼尔斯综合症”名义办回来了，听说这病没法查，只凭病历记载。我下乡的区，能卷铺盖回城的知青全是以病转的名义。 这是地道里悄然潜行的一拨人，他们带着心灵的创痕，为着不公正的命运，亡命地朝着故乡的方向爬行，终达出道口。 到1973年，这个出道口开始变得拥挤、嘈杂，以至于不得不被动地膨胀开来。从里面爬出来的，全是面无人色、因病因残回城的知青。命运注定了我会去打病转的主意，注定我的病转行迹痛苦而漫长。 2. 像个“三”字 从暗楼上找出《赤脚医生手册》，这是下乡头一个春节，妈妈为我买的，她希望我学点医学，在农村当个赤脚医生，可我对学医没有兴趣。今天它却成了办病转的宝贝，与妈妈买书的初衷形成讽刺意味。接近千页的医书，内容如浩瀚大海，看得我头晕脑胀，一时无法定夺。 我决定走捷径去找姨妈，她原是武汉市一医院退休的外科护士长，又当过简易门诊的医生。 跟姨妈讲了病转打算，姨妈赞同：“我看这条路可走。”并建议以“坐骨神经痛”办病转为好，说“坐骨神经痛没有仪器好检查，顶多从屁股到脚跟有压痛点，检查时你跛着脚走就可以了。我先给你写几张陈年日期的病历，证明你下乡之前就有这种病。”几分钟功夫，她就写好了几张病历。 我算是有了坐骨神经痛的起点病历，却搞不到市级医院和县医院的正式病情诊断书，这才是办病转最关键的通行证。看来，姨妈对我的帮助只能这样了。 正因为坐骨神经痛没有仪器可检查，仅凭病历、仅凭口述，医生拒绝出具诊断证明。医生要我去查抗“0”、血沉，其实，抗“0”、血沉率高与坐骨神经痛并无直接关联，医生要的是一个保全自身的“凭据”罢了。就这样，我在武汉来回奔走了两个半月，几乎每周或半月一次，一管一管去抽血、化验，一次次失望，需要的一纸诊断书仍未搞到。我疯了般再次啃起“救命书”——《农村医生手册》,不由想,也许我当初装肾炎还好些，至少在月经期间必有血尿。就是不来月经时要尿检，把手指头割破，弄点血到尿里去，谁也不知道是掺的。一起这个念头，我马上去买来刮胡子刀片，毫不吝惜自己，先拿中指头做试验，划了一刀，没有见血，看来心不硬不行；第二次就狠下心，刀片很重地切入，一阵锥心疼痛，我龇牙咧嘴，用力一挤，一簇鲜血立于指头，顷刻淌下来，形状犹如一条血红的蚯蚓，用手绢擦，血洇红了手绢。不行，太显眼了，这么大的动作能在医生眼皮底下做？我固执地认为，取尿时，医生定会跟到厕所。就是跟到厕所，每个便池还可以关上一扇小门的话，我就可以在胳膊上想法子，在胳膊上划口子容易，流的血不会像指头那样触目惊心。 说干就干，三九寒天，我脱了衣服，用刀片在胳膊上划拉一下，破了口子却不出血，于是，紧挨下面又划了同样长的一刀，还是没血。我不甘心，再往下又划进一刀，这次用的是刀尖，划得重，然后用手指捏住第三个划口，才出现一缕淡淡的血丝，这点血丝是无法弄到尿瓶里去的，我懊丧地扔了刀片。 其实，女性胳膊皮下脂肪厚，切破皮肤后，再切进去是脂肪，怎么能挤出血？ 合上书本，想法变得现实一些了，从生产队到区知青办，都知道我以坐骨神经痛办病转，这么厚的病历积攒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另起炉灶，再搞别的病，谈何容易。我决定继续在武汉查风湿，直到查出抗“0”高为止。 至此我胳膊上就留下三道刀口，刀口愈合后变成三道隆起的疤痕。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偶然注意到这三处疤痕，就细细看上一会，怀着浅浅的痛楚、对自身些许的怜悯，毕竟时间会把痛苦逐渐淡化。那三道隆起的疤痕，经过年复一年的岁月，变粗了，变松了，到今天仍然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像个“三”字。 3. 血红脸和苍白脸 看见天门县人民医院的牌子，我下意识摸了摸贴身口袋的信，这封信与病转命运攸关，是小学同学裕华姐夫写的，她姐夫为我病转事拜托其好友、县医院副院长。那封信带着体温，稳当当地藏在那儿，我放了心。 经过药房，见一男青年往架子上摆药。我上前问：“同志，请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张明运的副院长吗？”青年抬起头“有哇，不过他带巡回医疗队下乡去了。” “那，多长时间才能回？”我极度失望。 “半个月功夫吧，你找他有事？他爱人在这里。” “算了，我改天再来。张院长的爱人也是医生？” “是医生，皮肤科的，他们夫妻是同学，湖北医学院毕业的，张院长的爱人是本地人。”司药热心介绍。 我从头凉到脚，怎么办呢？来趟县城不容易，回到队里还要挨队长批评。不甘心就此走掉，我决定到内科去看一次病，再查查抗“0”、血沉。 天气阴霾，又是下午，内科诊室静悄悄，一个30来岁的女医生值班。我递上病历和抗“0”800单位的检验单，这是我刚查了4天的数字，以期引起医生注意。女医生瞟了一眼：“你才在武汉看的结果，又找我做什么？”一口武汉话，是个武汉人，这使我有了一种亲切感，就说：“医生，我有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想在这里确诊一下，查抗0、血沉，想请您出个诊断证明。” “啊，你是个知青，想转回去？”女医生立刻紧张了，她翻着我病历，我打量着她，此人面色通红，像泼了血。 红脸医生：“县医院没有查抗0设备，你只能去查血沉。” 又是意想不到的，我只得去化验室抽血，心想：武汉才查过，这血沉也有21毫米，连日来舟车劳顿，血沉应该高才是。心沉甸甸悬空一个小时，血沉结果出来了：18毫米／小时。我顿时呆若木鸡，这结果比在武汉还少了3毫米，要知道，20毫米以下属于正常范围。 只得把检验单递给红脸，红脸说：“血沉不高，我看没多大问题，你走路很正常。” 心顿时虚了，勉强分辩道：“可是我关节是酸的，右腿一走路就痛。” “你上床去睡倒！”红脸冷冷吩咐。 床上，红脸双手抓住我脚，一曲一伸，说：“还自如嘛。”趁我不备，她出其不意抬起我右腿，抬得很高。我吃了一惊，印象里，没见过像她这样检查的医生，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已经迟了。 “你这叫坐骨神经痛？”红脸冷冷睥睨我，“抬腿检查，是真是假一试就灵。坐骨神经痛的人，抬腿超过60度会痛得直叫，你的腿完全可以抬到90度嘛。” 红脸拒绝出诊断书，她说：“你是武汉人，不安心在农村；我也是武汉人，我不安心在县城，也还是要吃这碗饭，我总不能为你犯错误吧？” 最后两句才是红脸心里话，难怪一开始她就把我置于敌对位置。 只怪太没经验，才来县医院就碰得好惨。这时恰又迎面碰到司药，他说：“你是要看病？你看，那就是张院长的爱人，我跟她讲了有人要找张院长。”司药边走边喊：“代医生，就是她找你。” 忙用手按按那有体温的信，心里一阵发慌，觉得司药有点孟浪，他热心得过头了。我不知该不该迎上去，脚又不由自主跟着司药来到走廊外面。 司药指着个女人说：“她就是张院长的爱人。” 女人转向我：“你是哪个？找我做什咯？”一口天门话，一个地道天门人。 “是，是这样，我来找张院长，找你也一样。”我完全不能把握自己了。 司药望了望，走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司药在讨好副院长夫人，他以为我是副院长熟人，连忙地通风报信，以示他的鞍前马后，但手不由自主把信拿出来，递给了副院长夫人。 副院长夫人生着张苍白脸，她接过信看了一遍，便冷冷扫了我一眼，这一眼要把人穿透。 苍白脸指着落款名字问：“写信的人是哪个？” 我感到事情不妙，吞吞吐吐说：“是张院长的熟人。”苍白脸嗤地一声冷笑，咄咄逼人叫起来：“你没有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刚才你走到我跟前，腿子正常得很，有坐骨神经痛的人，走路肯定是跛的。你想病转，应当照规矩办，到内科去检查。不应该钻后门，可见你是在装病。既然你是张院长的熟人，就当爱护他。我想，你不会让张院长犯错误吧？告诉你，张院长出差去了，要很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 她转而更加盛气凌人教训：“你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农村的，只有安心劳动才有前途，歪门邪道的事不要去做，就是张院长回来了，也不会帮你的忙。我俩都是湖北医学院毕业的，还不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武汉分到这里来的，都像你这样要转回去，那县城的医院还要不要？” 我无地自容，想走掉，脚又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我感到，在这冠冕堂皇的理论面前，我无法辩解，惟有谦恭地听着。 但是苍白脸还不算，她声音已是咆哮，逼到我跟前吼：“你这种人，就会削尖脑袋钻营，我们和你非亲非故，你会七拐八弯钻到张院长名下，你这不是要害他？我一生见不得这种事、这种人……” 我被吼得簌簌发抖，目光在哀求她，求她停下来，可是苍白脸依然气不平。我脑子被吼木了，意识里却明白这一点，这个苍白脸恨我，以为我是来害她丈夫的，要毁掉她丈夫前程，因此她决不容忍这件事。 终于训够了，苍白脸把我的信往口袋里一揣。 “完了。”望着信，我心疼得直抽气，我明白了，之所以乖乖地由她训了这久，就是放不下这封信。 苍白脸唇边露出一丝得意，表情明摆着：这封信亏得被她截获了。 她不仅恨我，也恨写信的人。 我不知道是怎样迈出县医院大门的，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做了一桩极丢人的事，路人都在盯着我。那阵急风暴雨袭击，使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我真是个可耻的人吧？可我仍然心痛着那封信，不该仓促交出，以至于弄得一败涂地，毫无希望了。晓得张院长半个月后会回医院，就该马上走掉，回队去等着，到时再交给张院长本人。啊！我办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进医院不到两小时就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我对不起可怜的妈妈，想到妈妈，泪大滴大滴涌出来。 多少年来，我不敢回想这场面和自己那副样子，苍白脸的气势把我精神击垮了，我像被剥光衣裳押在光天化日下示众，对自己发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很丑恶，因为我无法反驳她那革命大道理。可我异常害怕这正统理论，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剑，以至于后来，一次次噩梦中，我灵魂在黑暗里挣扎，如坠入深渊不能自拔。惊恐中醒来，无限压抑。 4. 绝处逢生 就这样，跌倒，爬起，再跌，再爬，我不停在暗处摸索，也终于看到一线亮光。我认识了姨妈的一个病友，绰号拐子，此人是瓦楞厂工人，27岁，有些江湖义气，脑瓜子特别活。他对我说：“庆庆，在武汉医院搞张证明不成问题，三天后你等我消息。” 第三天，在市一医院门口，拐子带来个叫汉娥的女房管员。拐子要我与汉娥扮成表姐妹，他对汉娥说：“汉娥，（19）67年七 · 二0事件时，我是厂里造反派头头，外面‘百万雄师’要揍我的人，你晓得我是住厂里单身宿舍，冇得位置躲，求到庆庆的姨妈高大夫名下。高大夫一张入院证救了我，我躲在武汉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的院。幸亏中央表了态，七 · 二0定成反革命事件，我才敢出院，出院后，医药费、住院费照报，工资照拿。不是高大夫恩情，早叫‘百万雄师’捶瘪了，就是这个原因，你要帮庆庆的忙，医生跟前，你包票打硬点。” 在骨科的单间诊室，拐子向吴姓医生介绍：“这就是汉娥，荣华街房管所的房管员，这是汉娥的姨表妹庆庆。吴医生，你把汉娥妹妹的这个忙帮了，房子的事包在她身上。” 为了把房子以小换大，吴医生为我开出了“右侧坐骨神经痛”的诊断书。吴医生和汉娥谈了一会换房子的事，又转向我说：“帮人帮到底，我干脆再给你介绍一个天门县的关系，当地的土皇帝，说话顶事，这人是县公安局刑侦股长，是我的一个病人，他到武汉来过两趟，看病住院都是找的我。我给你写封信带去，托他在下面帮你说个话。” 吴医生用空白病历作信纸，问了我的具体要求和下乡地址，给那个刑侦股长写了封拜托信。后来他又说：“搞刑侦的人是满天飞，不好找的，照我说，你干脆春节初四就去找他，那天过完年刚上班，人好碰。” 捏着诊断书和拜托信，当时的心情有如绝处逢生：这个拐子，看不出真是个有神通的人！ 从拐子口里，我才搞清楚，吴医生想把他的房子以小换大，并调到离单位近一点的地段。拐子是吴医生的病友，吴医生托过他，拐子就把他的房管员熟人请来，演出了刚才那出戏。 临去县城那晚，我像个顺从的小孩，一声不吭挨着妈妈的脚睡下，我紧紧挨着，后来干脆把妈妈的双腿抱着，像个依恋母亲的婴儿，内心里无比凄惶，“妈妈，我心底呻吟着，天门县城太可怕了，我不想离开你，不想离开家……” 可是妈妈好像睡着了，屋外墨云翻滚，朔风从过道门的缝隙里挤进来，天奇冷，整个宇宙像是沉寂了，没有谁知道一个渺小的人物在哀吟。 清晨，看准了巷子里没人，我拿起行李，走到宿舍门口时，又回过头，见妈妈正倚着门框，神情凄楚地望着我，我的泪就要流下来，一扭头，大步走了。 由于逃台家庭出身，我对公安局人有种生来的惧怕，因此，找到县公安局刑侦股长后，未曾开口心就突突跳。刑侦股长以其职业立场警觉地问：“天门县走了好多武汉知青，你怎么没有招工？你什么家庭出身？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老老实实招供：“我家庭出身是旧官吏，父亲逃到台湾去了。”说完，屈辱的泪涌上眼眶，却不敢掉下来。刑侦股长听到“台湾”二字后重重地“哦”了一声：“那你就想了这条门路？”他严厉地问，最后才说：“吴医生的信放在这里，我要调查核实了再答复你，你先走吧。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提糖果点心：“这是吴医生托我带给您的。” 刑侦股长极烦躁：“你收起来吧，搞这一套做什么？” 只得嗫嗫嚅嚅收起东西，出门时听得刑侦股长不满地自语：“头天上班就见了……”下面的字没吐出来，可能他觉得这还是过年，应忌讳一点。 年初五回到生产队，把吴医生的诊断书交到区知青办。日子在焦虑、失望、绝望里捱过半个月。那天我在麦田里撒完饼肥，收工时，会计递来一封信，信的地址是天门县公安局，我身上一阵痉挛，明白怎么回事了。刑侦股长终于来信，告知已为我在区里托了人，使病转关系能转到县里，并许诺关系转到县知青办，他再想办法。 刑侦股长要治病，要保命，离不开武汉大医院和熟人医生，但他也还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在队里守到三月，打听到区知青办把我病转证明转到县知青办了，我乘上一辆便车回到武汉，在家等待县知青办的消息。 5. 和拐子共设圈套的姑娘 后来，拐子去拜访姨妈，还带了一个姓占的女知青求姨妈帮忙写张“陈年”病历。 第2次又带着小占来了，刚巧我也在姨妈家，见到了他们。拐子告诉我，小占是武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和他爱人是同学。拐子与他爱人关系很僵，小占在帮忙调解。 未婚姑娘去调解夫妻关系？我很惊疑，小占即使不避嫌疑，就不怕拐子老婆生疑？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听起来响彻云霄，其实里面“杀、关、管”的子女占了八成，文革中“共大”被斥为黑七类子女庇护所，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时，“共大生”全体被强行下了户口，押到乡下。 看来，病转，小占是豁出去了。 拐子不无得意告诉我：“你问小占，是我一手跟她帮的忙，她下在武昌县，病转也是扯的坐骨神经痛，比你办得晚多了，她现在武汉市大医院的证明有了，县医院的证明也有了，手续放在下面区里，跟你一样，再只等往县里转。” 我不由望望小占，这人真是神了！我搞了这长时间病转，最终也没在县医院搞到张正规证明，心里不由对小占生出反感。 小占却对我粲然一笑：“多亏你姨妈帮忙，给我写了一次病历，今天又来麻烦她给我写最近的病历。” 小占总主动找我，极亲热，渐渐地，我和她关系密切起来，共同的命运把我俩联在一起。拐子对我讲起他帮小占的原因：“小占下到武昌县纸坊公社，跟我老家挨得很近，这多年来，我跟她并没有交道。她的老头解放前是警察局的处长，解放后死在牢里了，你想，这样的出身么样回得来。春节前我回乡，碰到她，她问起我爱人，我讲了爱人跟我闹离婚，小占主动说，她去找我爱人做做工作，让我们和好，免得小伢遭罪。我一听，这人还够意思，会为人，自己落到这个地步还记着旁人。我就问她，你出不来，为么事不想点法子，死守在乡里？小占眼圈当时就红了，说她身体不好，想病转就是没有路子。他弟弟也跟她下在一起，不守在队里不行，家里养不活她。这样，我就着手替她想法子，根据你办病转扯的理由，也帮她搞了个坐骨神经痛。” “那医生证明呢？县医院顶不好办呀？”我不由瞪起眼睛。 拐子呵呵笑，笑得脸发红。他“嚓”地点燃支烟，猛吸一口：“事在人为，我先跟她搞到武汉医院的证明，有了大医院证明，就不怕你县医院不承认。” “那，是在哪个医院开的？” ” “协和医院。” “医生肯开？” 拐子不答，侧过脸去笑了，好一会，才说：“这我不能讲，天机不可泄露。” 小占却向我泄露了“天机”——在协和医院，拐子是怎么帮她搞到医生证明的。 拐子结识了协和医院一位医生，这人是个部队军医，来此医院内科进修，28岁了，很想在武汉找个对象，把家安在大城市，可惜他脸上有麻子，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拐子就利用这一点，适时把小占介绍给军医，当然不能讲出小占的真实身份。拐子把小占带到内科诊室，让麻子与她既相面又看病。 拐子压低嗓子：“她叫小占，是从农村抽到宝丰路菜场卖菜的。菜场又脏又累，一个年轻姑娘伢搞下去不是个事，她有坐骨神经痛的病，你能不能出个诊断证明，好让她调个单位？” 麻子军医笑了：对小占说：“卖菜也是革命工作，并不低人一等嘛，你好好干，争取解决组织问题，照样有前途，为什么一定要调单位呢？” 小占红着脸，用准备好的话说：“菜场领导要我踩三轮车出去跑货，我坐骨神经痛，踩不动三轮车。领导说了，换工作，要有医生证明才行；如果有了医生证明 ，领导同意把我调到调料柜台去卖酱油、榨菜这些东西，工作轻松些。”麻子打量小占，颇为动容，也是的，让这么个孱弱的女孩蹬三轮车，的确说不过去。当时就给她出了诊断书。 对这事，小占这么看：“我利用了麻子军医，那不怪我，怪社会对我太不公平了，假如麻子想在我身上打歪主意，那我决不会答应。我搞病转就抱着这个宗旨，既要利用别人，又要保护自己的清白。” 在我眼里，县医院的检查是森严可怕的一关，拐子竟带小占一举拿下了这个关隘。 揣着麻子军医的诊断书，春节后，拐子随小占姐弟俩来到他们插队地方。小占给队长老婆送了酥糖、京果各一包，拐子向生产队长递了烟，假称自己是小占的姐夫，要队长相机帮忙。然后，小占坐骨神经痛“发作”，队长派了辆板车，由队长、拐子、小占的弟弟连夜急送到县医院。 值班医生接诊后，做检查，小占跛着腿，弯着腰，一步一挪上床接受检查。医生在病历上刚写下：“左侧坐骨神经痛…… ”拐子就相机要医生开诊断书，队长在旁证明：小占因腿子痛，这一年来出不得工，成了生产队的包袱，全组知青走得就只剩了这姐弟2人，也蛮可怜。医生仍然推诿，说，不能根据一次发作就出诊断书，这种病没有仪器可查。拐子顿时眼露凶光，“霍”地一拳砸在桌上：“你病历上承认我妹妹有坐骨神经痛，你诊断书又不肯开，是么样个讲究？今天我把病人就丢在这里，等你几时想转了几时出证明！” 小占弟弟不声不响逼近医生，高壮的身躯足以让医生胆寒。 医生是个外地中年人，夜阑人静的内科诊室，只他一人当班，看这伙亡命之徒来势，内心不由得哆嗦。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年医生乖乖出具了诊断书。 凯旋回队路上，小占姐弟兴奋不已，当着队长面，姐弟俩竟说漏了嘴，他们真心称赞拐子，说比自家的姐夫强远了。 拐子喷口烟，轻描淡写：“他们医生有权嘛，这权就该我们遭孽人用上一把，不用白不用，莫让它作了废。” 小占受恩于拐子，总得寻思报答一二，她看拐子穿的实在太邋遢了，工作服油腻腻，袜子露破洞，就到拐子的单身宿舍去帮他洗衣被。拐子的单身宿舍在厂食堂楼上，离生产车间不过几步路，这事立马在厂里炸开了，当班职工全部关了机床，涌到单身宿舍。拐子那间房窗口、门道挤满看稀奇的人，无所顾忌的议论钻进小占耳朵： “拐子的板眼蛮大嘛，婚还冇离脱，又找了这清爽的一个。” “看样子还是个姑娘。” “巧话，不是姑娘还是个大娘？” “这女的我见过，跟拐子压过马路的。” “难怪拐子要打脱离，想换堂客了。” 小占垂着眼，脸发白，忍受着放肆的议论，打肥皂的手直哆嗦。 这事眨眼传到拐子老婆耳朵，老婆跑到厂里，跟拐子抓打起来；嘴里“皮绊、婊子”乱骂，口口声声要离婚，扬言要铲小占的脸。 恰恰这当口，麻子军医一封控告信寄给拐子厂领导，愤怒控诉了拐子对他的欺骗、对他人格的侮辱。 小占这个调解人顷刻间卷入是非漩涡，人人都说小占为了回城，不惜一切手段。 不管旁人如何评价拐子，基于自身遭遇，我始终认为他是个侠义之人。但迫于舆论和个人名声，小占和我不得不疏远了他。 转眼到了1973年夏，我病转已办了整整一年。在反反复复一管一管抽血检验中，我抗“0”不断地出现600和800单位数字，这说明我至少患了关节炎，尽管程度不重，为此我抱定决战的勇气。 没了拐子，就剩下我和小占互相扶助，患难之情使我们彼此真诚，真诚到无话不谈。 由于有县市两级医院过硬的诊断书，五月里，小占病转关系终于从下面转到所隶属的硚口区“毕办”（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办公室）。只要病转知青的证明能从县知青办转到武汉的区毕办，后面事情就好办了。累积了一批病转知青名单后，就定期由区毕办开具病情复查单，要当事人到指定医院复查。小占一脸严肃对我：“我已经想好了，复查那天，让我姐姐搀着我去，我一定要舍得做，跛着腿走，装得象真的一样，这一关我一定要闯过去。庆庆，你必须想到你落到了是死是活的关键时刻，你就不会怕了，也装得出来了。” 我心里却很虚，妈妈有那个胆量搀着我去？她是装得出来的人？况且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搞到县医院一张正式诊断书，总在希望刑侦股长会为我催县知青办。 6. 三闯县城，瞒天过海 到七月，县知青办向武昌区毕办转上来一批病转知青名单，名单中有同班同学接锋，她和我下在同一区，是以肾炎理由办的病转。县知青办转来的名单上却看不到我名字，这消息对我如一个焦雷，我苦苦想着病转被卡住的事，慢慢悟出点道理来：前段时间无论如何也该去县城一趟，直接与县知青办人接触，反正死活总是这一遭。都因为我招工、病转曾在县城一败涂地，以至于听到天门县城心就哆嗦，总指望刑侦股长能动用他的关系，帮我过这一关。看来时间久了，事情只会越拖越疲，结果自然落空。 我告诉妈妈，要到县城去催病转，妈妈倒空口袋，给我12块钱，问够不够？12块钱该是够了，可是我说：“妈妈，干脆想办法再借个10块钱吧，万一我去了县城，没碰到要找的人，就暂时回到队里，过些时再去县城。”我这样说确是做了回队准备的，万一县知青办坚持说我不够病转条件，我决心回队去用自残办法，把双腿浸在水里，搞成真正的风湿症，或用石头砸断腿，不进则退，我一定要闯过“县”这一关。这么筹划的时候，心里便升起了悲壮的成功预感。 风萧萧兮易水寒，犹如赴死一般，我第三次来到县城。 畏缩地走进县公安局刑侦股，却被告知股长出差去了，问什么时候回来，办公室的人不肯讲。我极度失望，垂着头，漫无目的地走着。举目无亲，不究底里，怎敢随便去县知青办？ 一个始终不敢正视的问题突然清晰起来——自从上面规定了要县级医院诊断书，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九个月来，我无法正视它，因此在公社、区、县，过每道关都底气不足，心中有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刑侦股长身上，靠得住吗？既然刑侦股长已出差，干脆再去县医院闯一次，查个血沉，在武汉，我血沉也高过，证明我确实患了关节炎。 可巧内科诊室当班的是个男医生，没有第一次遇到的血红脸女医生。我诉说自己关节痛，男医生要我查抗“0”和血沉。 我惊讶：“你们这里没有查抗‘0’设备呀！” 医生：“有了，春上才搞的这个检查项目。” 按捺住剧烈心跳，预感到成功的机会来了，装着不经意样子说：“那就查一个吧。”第2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抗“0” 650个单位，血沉16毫米／小时，这令我双手颤抖，激动得难以名状。我知道，抗“0”只要达到600单位就具备风湿性关节炎要求，两项检查仅凭一项就能证明有风湿症，我对化验员说：“感谢你，真感谢你了。”弄得化验员莫名其妙。 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一次，经验告诉我，医生不会轻易为一个知青出诊断书。回到旅社，看着那张血沉16毫米化验单，心想，就是这个数字低了点，我决定冒险一试，把血沉16改为26，马上去文具店买来橡皮，用橡皮在“16”的那个“1”字上轻轻地擦着，渐渐那个“1”字变短了变淡了，松了口气，再拿钢笔在别的纸上划划，墨水的颜色与化验单上很一致，于是用钢笔尖对着那个又短又浅的“1”字悬腕改划了两次“2”字，觉得有把握了，就一笔将那个“1”竖变成个“2”，啊！成功了，血沉16变成26。我把两张化验单连同病历小心翼翼地叠好。 才下午一点钟，我来到内科诊室，想趁此时病人少好行事。捏着化验单，我对医生亮明知青身份，要求开诊断书，青年医生显得有点失措，不敢做主，叫人去把内科主任叫来，主任来了，看了我的化验单，在抗“0”、血沉双高的数字面前，他不再多言，为我出具了病情诊断书： 高志远 女 24岁 风湿性关节炎 抗“0 ”650单位 血沉 26毫米／小时 主任把诊断书给我：“我只能证明你有风湿性关节炎，把你的检查数字写上，至于你这种情况够不够条件转回去，由上面决定。” 我说：“可以，我本来就是这样要求的。” 我却清楚，既有了武汉医院的坐骨神经痛诊断书，现在又查出来风湿性关节炎，两病相加，县知青办的一关不成问题了。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张县医院的真正诊断书！ 老实木讷的我，学会了瞒天过海。也终于悟出病转的真谛：要有非常手段、更要有鱼死网破的胆量！ 二、他（她）之行 1.奇迹的创造 前文提到女同学接锋，看她是如何以肾炎回城的。 接锋，原来不叫此名，文革时改名接锋，顾名思义，是要接过雷锋的枪，说明又一个雷锋在成长，可是“雷锋”也要病转了。接锋父亲是原国民党一个军被服厂的会计，又是国民党员，因为这，连菜场招工也不要她，知青组走得只剩下她和妹妹。好在她家邻居是个肾病患者，接锋用女邻的尿换取了武汉二医院诊断书。之后又央求女邻留了泡晨尿，如捧救命神水，她捧着女邻的尿坐长途车去县医院闯关，谁知时间长了，尿液变质无法化验。脑瓜活络的她想到了县医院住院部，只要是住院部，必定住着各种病人。上苍保佑，她果然了解到正有一个10岁男孩因肾炎住院，男孩早晨尿检结果已出来，血尿竟有3个加号。接锋如遇神灵，把男孩的父亲——一个农民扯到一边：“我奶奶病了，中医说要用有肾病的童子尿作引子，以毒攻毒。求您把儿子的尿给我奶奶，借我奶奶寿，您儿子的病也会好得快一些。” 农民信了她，何况又是一文不值的尿。接锋再去门诊复查，病孩的尿终使接锋如愿以偿，叫人发怵的县医院证明顺利到手。 接锋的病转关系刚刚转到武昌区毕办，马上着手为妹妹找一种能转回的“病”.她反读医书，了解到吃一种叫麻黄素的药，可以使人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说干就干，尽职的姐姐先拿自己做实验：试着要吃下多少量，多少分钟血压会升高？反复实验结果，她血压都升上去了，接锋就此打定了主意。她送了包香烟给退休的街坊医生，央求街坊写两张陈年日期病历，然后自己又用左手反写病历。姐姐在前披荆斩棘，妹妹亦步亦趋，病转倒也办得有些眉目了。 八月初，县知青办终于将我病转关系转到武昌区毕办了，欣喜激动中，我又意外在走廊看到一则通知：病残生如持有下乡所在地的县级医院近期病情诊断书，可视为复查结果，不用再到毕办指定的医院复查。 这则通知像是专为我制定的，顿时千斤压力落下，知道前方绿灯亮起。其实，1973年是湖北知青病转高峰年，区毕办工作量过大，人手有限，才有了这一规定。 在区毕办门口，我和迎面走来的应笙碰了个正着。我惊喜叫：“应笙，大半年没见你了，想不到在这里碰上，我听别人讲过，你在办病转。” 应笙神色陡地变了。 应笙是高中六七届的，和我同校又同公社。她是北京人，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武汉，转入我校。1965年五四青年节，校团委组织诗歌朗诵比赛，应笙站在全班队列前领诵，嗓音清亮，气质优雅，为班上争得了荣誉。 1971年秋，公社传达林彪叛逃的九· 一三事件，我和应笙同坐一处，由此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她有思想有主见，当时她对我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成了某些人政治上的替罪羊。这话对我是振聋发聩，引起我强烈共鸣。由于她爸爸的历史问题未定性，她不能招工。 去年秋冬，由于公社中学搞军事拉练，占了应笙的知青屋，她投奔到我队里住。我们山南海北聊天，应笙给我鼓劲，要我一定把病转办成功；又问病转要哪些手续，我一一告诉她，最后说：“一共要盖11个章子，最关键的是武汉市级医院、县医院、武昌区毕办指定复查医院的章子，有了这三个医院的证明，其它关卡就容易了。” “哦”，应笙沉思，“你这样化繁为简一讲，我心里就亮堂了，可惜我没病。” 区毕办见面后，应笙给我来了信，寥寥几行，邀我去她家玩。 在她家，应笙从容、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有癫痫病，想不到吧？” 我惊愕，一向健康、思维清晰的应笙怎么能与癫痫扯到一起？ 应笙这样描述自己：“今年春节我在家突然倒地，口里吐出了泡沫。到医院瞧，医生说我发作的症状像癫痫，这种病在我这个年龄照样可以发生。不久我在生产队又倒了一次，是社员们把我抬回来的。队里请来了公社医生，细哥在旁边介绍我症状，医生说我是癫痫病。大队干部怕我出问题，派细哥和公社医生送我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就出了诊断书。” “是细哥陪你去的？”我赞叹道。 应笙勉强说：“大队派的他。” 这细哥，是应笙同村的复员军人，他同情知青，是知青们的铁杆朋友。 等我上了公共汽车，开始品出一点味来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和应笙的友谊；应笙召我来，是为了解释她的病。 应笙在防备我，怕我走漏口风，唯恐病转失败。 在我写回忆录时，问过表哥（他是医生，曾在红安县基层行医多年）：“应笙当着农田里众多社员，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这羊癫疯的样子装得出来吗？”还有句话存在我心里：应笙出身于高知家庭啊！ 表哥答：“怎么装不出来，就是得这样装，类似的情况我在红安见过。” 无独有偶，汉口有个男知青，当年也是以癫痫转回来。他听说我在收集这方面材料，主动告诉我，当年他纯是借用了别人的病历，用褪色精改为自己的名字。后来，区毕办审查通过他病症的同时，在每页病历上盖上了“作废”图章。以防止他的病历再被他人利用。“看到那些‘作废’章子，我自己都做贼心虚。”男知青不胜感叹。 2. 知青都病得七死八活？ 当年10月下旬，我病转终获批准，妈妈陪着我，万分欣喜去武昌区公安分局上户口，转粮油关系。进得户口科，见已有几个等着上户口的病转知青。户籍警告诉我们，只能上临时户口，半年后还得到医院复查。妈妈急得语无伦次，我却恍然明白过来，仅武昌区一上午就有这多人来上户口，如此下去，不消两年，知青们会从农村逃个精光，难道知青个个都病得七死八活？上山下乡的革命大方向如何坚守？公安局肯定是觉察到这种不正常现象，开始严防严守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形形色色、无比悲壮的病转之举却继续演绎着，因为招工已停止了三年之久，大学招生倒是开始了，数量又极少，公社分配的名额多被本地有背景的人挤占了。招工、升学讲政审，病转却体现了革委会政权的革命人道主义，回城的标准只能看病残程度，而不能看其家庭出身。招不上工的知青们必然会前赴后继，挤向这条灰暗狭窄的通道。 1973——1975年是知青病转的最高峰时段。 没有病？可以来个外科“手术” 一个男知青本来是低度近视，偏又达不到规定的近视度数800度，他强自戴上了800度近视眼镜，进而戴到1000度，期望加速近视病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还有个男知青决定铤而走险，把自己搞成骨折。他邀来知心好友，然后趴在床板上，要求好友举起石磨上半部，对着自己椎骨砸下去，砸的部位定在尾椎上。同伴却临阵手软，趴在床上的知吼叫：“你妈的，快点给老子来一下！个把妈的，不就意思。”好友终不忍心，错过“手术”良机，事情却在小道上传开来，要砸尾椎的知青被公社大会上点名批判，残疾人没当上，反弄得名声臭哄哄的。 这两个知青和小占同校，从武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下放的，属于黑七类出身。 没有病？也可以装疯卖傻 有个高中66届男知青，家住武昌杨园，父亲虽逝，却给他留下了工商业兼地主的出身，女友招工后抛弃了他，曾一度伤心不已，变得阴郁寡言，让家人担惊受怕。痛定思痛后，他幡然醒悟，暗发誓言：“我一定要回城。”他与哥姐密谋于暗室，达成共识，决定将女友的背叛变为=成新生的契机，装疯子，谋求一条逃生之路。当然，密谋之举不能告诉他们胆小怕事的娘。 每天傍晚，他绕着附近的塘边转，嘴里吼叫着不成调的歌：引得人们团转拢来看稀奇。“疯子”忍受着小孩树枝瓦块的袭击、大人们的哄笑，持之以恒地吼唱着，声调怪异悲凉。 白天，他缩在家里睡觉，以防过多的表演会露出破绽 某日，“疯子”昏倒在小学院墙外，于是，身上仅有的毛角子钱被人搜走，脚上尚新的鞋被人下跑，“疯子”竟死了一般纹丝不动，可见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素质，根本无法忍受这超越常规的挑战。 然而，他达到了目的。白色救护车呼啸而至，在“疯子”妈痛彻心肺的哭声中，哥哥扒开围观人群，将“疯”弟弟送往精神病院。“疯子”终于获得一纸“精神分裂症”诊断书。 装疯卖傻这条路虽然陡峭奇险，却能速战速决，有了武汉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权威诊断、公社和街道的舆论认可就行。它悄悄绕开了高度戒备的县医院这道病转关隘。 为避免“疯子”弟弟再出意外，哥哥将他送到河南的姐姐家休息治疗，“疯子”户口由农村转回武汉了，“疯子”却始终住在河南。亲人不禁担忧：哪年哪月，“疯子”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回到自己的故乡？ 同样是伪装精神病，女知青的风格又是不同。 先梅，66届初中知青，和我同大队。她父亲是针织厂的资方代理人，无论大队怎么推荐，她硬是招不上去，7人的知青组走得只剩她和男知青一撮毛。 我病转批准后，走之前去与先梅道别，谁知她愤愤然，说：“这些个歪门邪道，别个搞得，我也搞得！”她对我好一阵讽刺挖苦，不依不饶。 她最终也开始病转了，依据父母、哥姐策划，她得了“反应性精神病”。整个大队、公社风传她因招工受了刺激，经常哭泣，不想活了。先梅再不去大队小学上课（她是代课教师），成天坐在知青屋门槛上，麻木地望着人，时不时还冒出一两句奇奇怪怪的话。之后，先梅的姆妈老天拔地赶来，给干部和熟悉的社员送礼，干部社员也以鸡蛋、醪糟、腌菜回送，造成众人都来探望先梅的景象。一撮毛清楚先梅是在演戏，话又说回来，人落到这一步，谁还管谁呢。那天一撮毛的女友来了，两人淘米洗菜，准备做饭。哪知先梅来到厨房，不望这对恋人，抓起生莴苣叶就吃；一撮毛和女友先是奇怪，等明白了先梅是在卖傻，不由相视一笑。先梅赶紧转身离开，一撮毛注意到先梅从脸到耳根都羞得通红。第二天，先梅姆妈唉声叹气带着“精神失常”的姑娘回了武汉。为避人耳目，先梅一直躲在大姐家，足不出户，痴痴呆呆模样，由家人为她奔波病转手续，硬是演了一年半“华子良”角色，到1976年秋，先梅才算病转办妥，从大姐家回到了父母身边。 说我的病不够格？我偏说够格 小占转回城后，当上中学代课教师。她来我家玩，讲起正着手为弟弟办病转：“弟弟也搞我一样的病，坐骨神经痛。我把现成的病历都给了弟弟，只消用褪色精改动一点，姓名由占斯琴改成占斯明，一个字，年龄由26岁改成24岁，也一个字。 ” 谁知，武昌区毕办把小占弟弟的病转关系退回农村，说他不够病残标准。小占弟弟百折不挠，坚称自己有病，将退到公社的证明又从头办起。 时间到了1975年6月，我已经上了正式户口，被街里分配了工作。一日下班回家，见桌上摆着小占的来信，她要求我把坐骨神经痛的老病历送给她弟弟办病转用。 我去送病历，小占不在家，小占弟弟连连称谢接过病历，他告诉我，现在相关机构对病转卡得很严，我的旧病历会给他办病转加重砝码。 我注意到小占弟弟在自己家中竟也猴着腰、跛着腿，心想：姐姐当初的戏只需扮给医生看，弟弟却要随时随地扮给公众看。当着周遭邻里的眼睛，他的神色是自然的。 有志者，事竟成。小占弟弟于当年秋转回武汉。回城后，小占弟弟还是继续跛着腿，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到正常。 没有病？去盗个病。 有个华中工学院附中初中66届男知青小戈，文革中加入毛泽东思想新华工敢死队，因此卷入全国性“北决扬”冤案，祸及他的妹妹，他妹妹为了回城，数九寒冬，每天把双脚浸在冰冷的水盆里，硬生生想把自己整成风湿性关节炎。 小戈更绝，他和男知青廖童焕，盯上了查抗0试剂。白天，他俩勘察花园山中医院化验室地形位置，晚上，趁月黑风高，翻墙撬窗盗得查抗0试剂。查抗0的药，是查抗溶血性链球菌0的试剂，小戈了解，这种试剂吃下去后会有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以致抗0单位升高，小戈小廖豁出去了，以身试药拼死一搏，他俩双双以抗0单位高的显赫数字挣得风湿症的诊断书，成功病转。 小戈，1977年恢复高考后升入大学，如今是著名学者，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授，这在病转知青里是鲜见的。他对我说：“自从办了那场病转后，整个人生观念都颠覆了。” 3. 办砸了锅的 这其中多为老三届初中生，性格张扬，心智简单，必为险恶的病转时势所不容。 我下乡的张港区，有个初中68届男知青，绰号顺子，下乡之前，他就会用水彩笔自己画学生月票，用“红山”肥皂雕月票章子，把章子盖在月票和照片上，外面蒙上一个透明塑料皮的月票夹，乘车时，顺子回回都混过去了。 由于出身之累，顺子招不回去，他决心办病转，但他过分相信自己的篆刻技术，像武汉的市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的章子都是他刻的。病转证明在最后审查时，被区毕办干部看出了“马脚”，顺子的公章与众知青不同，字迹模糊，圆圈的线条粗细不匀。这下事情闹发了，区毕办将此事移交“公检法”机构专案处理。由于顺子的父亲是旧军官，反动出身兼私刻公章，这就构成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抗拒上山下乡罪，法院判他三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在原生产队监督劳动。公社召开了对顺子的现场批判会，公社各届知情及贫下中农代表都要参加，会场上，知青们个个低着头，心情压抑，批判会气氛低沉凄凉；知青们心里的话不敢明说：私刻公章只不过为了病转回家，何罪之有！ 这当口，顺子的命运发生了小说般的变化，队里有个曾姓姑娘，暗恋着顺子又羞于启齿。如今见顺子成了改造犯，认为机会来了，她对顺子表达了爱意，顺子接受了，只想快点完婚，但姑娘的同族长辈死活反对。原来，姑娘和顺子都姓曾，由辈分推算，两人相隔一代，姑娘和顺子应为姑侄辈，尽管顺子与姑娘并无血缘关系，同族人却认为这种结合有辱先人。最后区知青办出面将顺子和姑娘分到区里的十周农场。农场一片汪洋，只有七家农户，都住在半岛上；这里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分低。把这对青年发配到那里，往后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顺子携爱人去了，他料定此生难有出头之日，唯有死心塌地扎根农村。 徐玲，我的街坊，下乡时和我同区不同公社，她丰满健康，谁也不会相信她有肾炎。偏偏她缺乏必要的城府，在知青里公开说自己有个表舅是天门县医院的外科主任，她病转是不成问题的。谁知，被大队知青一封检举信，告到区毕办，毕办干部义正词严教育她不得弄虚作假，徐玲吓得说不出一句整话来。可见，肾炎最好伪装也最容易戳穿，若想辩白，那就现窝一泡尿吧，显微镜下见分晓。 4. 未雨绸缪 ，抢先当上病残生 徐玲的妹妹74届高中毕业，徐玲妈向学校申请，小女儿有痛经病，应作病残生留城。班上同学反应强烈，告到校党支部，徐玲妈连夜急急把小女儿送进医院住下。 为此我问徐玲妈：“如果医生检查出没病怎么办？” 徐玲妈冷冷一笑：“女孩子得了痛经病是无法查的，哪个医生敢动手检查，弄破了处女膜谁敢负责？”我继续问：“医生是不是熟人 ？”答：“当然是，这种没法子查的病，不找熟人谁肯出诊断书？为这，我送了一段的确良衣料给医生，还有女儿的住院费，都是自费，不花点代价留不下人啊。” 徐玲妹妹有了住院证明，名正言顺留了城。小小年纪的中学生闹得成事？谁敢推翻医学鉴定？ 两个女儿先后办病转，姐姐失败妹妹成功了，记取教训，未雨绸缪，徐玲妈抢先一步，把小女儿截留在城市。 病转被检举后，徐玲十分难堪地回到生产队，曾经8人的知青组，剩得她一人。三间三拖的大房子，是用知青每人220元的安家费盖的，里面的8张床空了7张，原有的一大堆农具生满铁锈静静地靠在堂屋角落。 夏天里队长分配她去打农药，有一天用的农药名叫3911，打过这3911的社员个个闻风丧胆。一开药坛，一股俗称打屁虫的气味立时钻出，比自然界的打屁虫气味不知浓烈多少倍，徐玲不敢不背起药水桶。棉枝子已蹿得如人一般高，在不透风的棉田里，她觉得自己似乎要窒息，收工后便一头栽倒在床上。 后来徐玲对我讲起那一夜情景：“我没力气做饭，躺在铺上不停地流泪，没有谁来问候我一声，没有谁知道我中毒了；我怕自己就这么死了，挣扎着摸到厨房，水缸里还剩一点底子水，我舀了一瓢灌下肚。如果不是这瓢水为我解了毒，我不知道会不会活过来。” 我病转回来卸行李那天，邻居金姨来看我和妈妈收拾东西，她是个工宣队员，入党积极分子，却对我们说 ：“庆庆，你算是回来了，庆庆姆妈 ，你算是卸了块心病。遭孽啊！我的三丫头明年高中毕业，还不是要下乡。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总得有个规定期限，我们当家长的才放心。如今的政策只要你下乡，别的话冇得。虽说我家成份好，可眼看毛主席、周总理都老得这样了，万一有个么事，到时我们老百姓去靠哪个？将来知识青年会是个么情况、么讲究，我这心里总在打颤，不得安神哪。” 严酷的知青现状，让金姨道出了老百姓的恐慌心理。 三、沉重的代价 1. 抹不去的行迹 1975年夏，星期天，在武昌解放路，我与两年不见的好友应笙相遇，分明她看见了我，看见我迎向她的热切神态，她却慌慌张张，钻进人群拥挤的百货商店，硬是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因为装了癫痫病，她耻于见我。 我很沮丧，回到家里怔怔地想，应笙，我一向看重你，看重我们的友谊。我们办病转，没有挤兑别人，也没有坑陷同伙；我们用不着羞愧，用不着躲避人啊！病转，病转，为什么人一踏上这条路，就该变成另一个人？ 小占后来由代课教师转正，我俩的友谊却始终保持着。忘不了79年春，她来看我并告诉我，她已有了对象，准备暑假结婚，未婚夫还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哩，幸福溢满小占的脸。她不容易，多年来孤军奋战，为自己为弟弟争来平头百姓应有的生活。 这个婚没结成，小占疯了。还是起因于小占名声，和有妇之夫的拐子勾勾搭搭，设下美人计，骗得军医诊断书，导致拐子夫妻关系破裂……。 夫家得知小占的劣迹，断然与她断交。小占很镇定，不辩白也不求饶。半个月后她却疯了，剪了头发口口声声要去当尼姑。 小占住进六角亭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未有好转，学校承受不起她的医疗费，又转到汉阳一所小医院治疗。出院后，武汉亲属无法照料她，她被在外县农场工作的姐姐接走，终生要靠姐姐照料，终生要服一种叫氯丙嗪的药，药物使她神情麻木，她怎么也不认得我了。 她从此再没上过班，我从此失去了这位患难朋友。 2003年，我在修改病转回忆录时，辗转寻访到一撮毛，他插队10年，直到1979全国知青返城才回来，现在依靠家里的门面屋，当了副食店店主。 以下是一撮毛介绍的先梅情况：“回到武汉这多年了，我只碰到过先梅两次。头一次是（19）91年，先梅的单位童装社垮了，她在胭脂路摆了个缝纫机，替人换拉练补衣服，看到我以后，就把头低着，脸都红了。 第二次是前年，先梅和她的儿子一起走，儿子长得跟她一般高了。迎面和我碰上，我本想喊住她，问问她的伢几大了，哪晓得她像碰到鬼一样，头一扭，拉着儿子就冲过去了。” “为什么？”我问。 “还不是当年装精神病，吃生菜那些事。” 看来，不管是好友应笙，还是同大队的先梅，都想抹掉过去的行迹。 2. 另册工人 病转回来的知青，被城市冠以新名称，叫做病残待业青年，与那些小自己几届的留城病残生一起归街道办、居委会管理，得参加居委会批林批孔学习；戴个红袖章去车站执勤，当个灰来泥巴来临时工。经过诸多时日等待，然后由居委会、街道写出思想表现鉴定，再分批被“批发”到集体性质的街办厂或合作社当徒工。这类工厂专收残疾、智障、劳改释放以及社会闲散人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工人属于响当当硬梆梆工人阶级，社会却不会承认街办小厂的职工属于工人阶级。 我和我们那一批人就这样当上了另册工人。 我那老实懦弱的妈妈，对我这个归宿已是千恩万谢了。 弄假也成真，你既然办了病转，就得铁定当个二等公民，待业期间不算工龄，因此工资比同龄知青矮了一截，人前也就矮了一头。更悲哀的是，集体厂休想有职工宿舍，病转的知青，婚嫁时只能挤进父母陈旧的老屋，在逼仄的空间里，利用暗楼和上下铺，三代同室，尴尬度日。 再往后，连这份穷且安宁的日子也失去了。集体企业简陋落后，职工素质低下，市场经济大潮兴起时，这类厂垮得最快，以至于许多病转知青，成为城市最早的下岗者，譬如先梅；小占弟弟的情况更糟，他参加工作进的是集体织布厂，厂倒闭了，他只得去贩水果谋生，后来老来病重，衣食艰难，沦为低保对象。 这里还须向读者交代，当年那个办病转失败了的徐玲，她的今昔故事，借此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她后来是以婚姻为代价，嫁得一户实权人家，实权人家点名招工，让她进了大型国营企业武冶。分的工种轻松，在劳保用品仓库当保管员。只是这实权人家的儿子，徐玲的丈夫，是个独眼龙，性格乖戾，这桩婚姻勉强维持了两年，徐玲只得离婚，造成终生不幸。徐玲带着女儿住了多年职工单身宿舍，后来才分到团结户房子。现在她已退休，女儿也工作了，又买了福利房，日子算是熬出了头。 我和徐玲能够说点知心话，她告诉我：“同学聚会年年搞，我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人家只年把两年就招上来，谈起农村岁月，总是美好回忆。居然没有人问问我农村七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不可能了解我的痛苦。人老了，大家开始怀旧了，上山下乡到现在，很多同学回到插队地方与农民叙旧、拍照，有的还开着私家车去。那是他们农村的蜜月时期嘛。故地重游，我心里其实也很羡慕这种风光场面，唯独我不能回去。回城后的噩梦做了几多次，不是梦见没有招上来，就是梦见又要下农村了，唬得我冷汗淋漓，哭醒过来，还能旧梦添新梦？那个地方我不敢想更不敢望。庆庆，你不是在写病转的书吗？就把我的话写上去吧。” 是的，徐玲、还有我、还有无数病转知青，我们没有田园梦、没有第二故乡之说。因为屈辱，因为见不得光，我们只能就此打住了。 作者的话 作为老三届知青，我经历过病转，也结识了不少病转回城知青，那种阴郁的创痛总是伴随我。 病转人生犹如蜗牛生涯，负着重壳，躲躲缩缩、跌跌爬爬回到城市。所行之处，留下的是弯曲肮脏、不忍瞩目的行迹,因此病转知青被喻为爬回来的人，在知青中被视为异己，不光彩人群。狡猾、投机、堕落——是病转知青终生抹不去的人格形象。我们只能低头做人，一俟风吹草动，就惶恐不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看到一篇小说，里面有对病转知青的谴责：病转是人性的堕落。 这话对我触动很深，当时我就萌发了强烈愿望，以后会写一本知青病转的书。 岁月催人老，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日炽一日。 作为停产企业留守人员，我本可以轻松地领一份干薪，呆在厂里悠闲。但我决意下岗，获取时间自由后动笔。 回忆残酷，伤痛处，泪湿稿纸几多回。最初的稿子却是失败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勇气不足，内心几多冲突。 最终，洪水冲决堤坝，多年积郁的忧愤奔涌而出，我义无反顾，直抒胸臆，这才回复到当年的感觉里。 书写出来了，书中有种种色色、耻于阳光的病转，但我目的决非展示堕落，炫耀鬼魅伎俩。要说的是，办病转这一反常现象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如果湖北省对文革各届毕业生有独生子女和两丁留一的政策，我不存在病转事。 如果湖北省没有大招工，没有只问出身的招工，我们不会去亡命病转。 如果我们知道下乡十年后，中央会来政策，全国的知青都可以返城，我们还会不择手段地办病转吗？ 文革终于过去，197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果断地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强制政令。由此，病转——一代知青史中最不堪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 借此想告诉关心我的读者，1982年，我与旅居美国的姑妈联系上，才得知我父亲已于1970年病逝于台湾。父亲姓名邹仲融，曾是于抗战有功之人。姑妈给我寄来父亲照片，我终于见到了父亲。 2018年，知青上山下乡五十载，注定了是个热闹纷呈之年，而我为全体知青朋友们呈上的、只能是另一道风景。因为，这境况也是知青历史的组成部分。 该文摘选自我原著《回城之路》（2000年自费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众所周知原因，这本纪实的书只能冠以小说名。后由工人出版社岳建一先生推荐，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分社张福臣社长再版。又由于原书名敏感了，只得改书名为<归来>。同时，在书的宣传发行中，我结识了更多知青朋友并获得更多个体病转真相，今日尽力收入其中，并听从岳建一先生建议，将真实的人物事例拎出来，浓缩，以抢救知青史，还原一页历史真相。同样，由于病转知青的特殊性，除了我，还有已逝的廖童焕，其他人物无法用实名。版权所有，如若有意转载或摘取，请一定征得作者同意。（18120439651） 作者简介： 高志远 （原名邹庆庆），祖籍江苏无锡， 1949年圣诞夜出生。1966年初中毕业于武汉十四中， 1968年12月去湖北省天门县张港区张港公社周铺一队插队落户，1974年办病转回到武汉。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2018年7月22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