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说明：周兆瑞搭乘上林场的马车去县城，美滋滋的。拍摄时间：1972年冬。） 为了存史，留下那一段真实的历史经历。我们介绍那一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参与第二次“插队”的上海知青。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几度发生规模大小不同的边境军事冲突。黑龙江省逊克县拥有135公里的中苏界河（黑龙江），在当时被称作“反修前线”。在这种背景下，从1969年春季开始，到1970年夏季，从上海先后到达逊克县“插队”的知青有近五千人。这个数量，占当时逊克县总人口（1970年逊克县属人口34800人）的15%左右。 在逊克县“插队”的上海知青，先头几批都被安置在沿江一线，后来的几批大部分安置在与界河平行的、距离界河大致有三四十公里的山谷地区。前者，在当地被称为“第一线”；后者则称作“第二线”。“珍宝岛事件”之后，边境形势的紧张程度更是迅速升级。逊克县按照上级指示的要求，决定在本县境内筹划“后方基地”、即准备发生更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时可以启用的“第三线”，用以疏散位于“第一线”的居民与县级机关事企业。于是，从1969年春季开始筹划、当年夏季开始修筑从沿江到达“三线”的简易通车路、9月1日成立逊克县战备小组、到1970年4月又在“三线”设立“三线建设指挥部”、动员全县各个公社的力量，在逊克县境内的库尔滨河中游区域建设“三线”。 “三线”的规模是方圆一百公里的范围内，建八个“三线点”，其中有一个是“县点”（距离县城99公里）、用作指挥部所在地以及县城单位疏散地；还有六个“公社点”、用作“一线”与“二线”公社疏散地；另有一个县级企业点。建“三线”的初期，整个“三线”对外的正式名称是“反修农场”，所建的各个“公社点”，编制成“连队”。后来，在行政编制上，于1971年7月“反修农场”定名为“反修公社”。“连队”的称呼则一直不变，延续到1984年。 反修公社“二连”，是由位于逊克县“一线”的干岔子公社若干个生产大队联合筹建的。从1970年春季开始创建，至今已有48年了。如今的“二连”，是逊克县宝山乡宏山村，但在当地群众的习惯称呼，还是叫“二连”。 “二连”的创建，虽然得到了干岔子公社的一部分物质支持，但总的来说是“白手起家、艰辛创业”。参与创建“二连”的人员，有当地老社员，也有社队干部，但大部分成员是上海知青。 当年，“二连”的上海知青在决定“上山下乡”去向时，报名插队逊克县，就有着一股子“到反修前线去、保卫边疆”的劲头。然后，来到干岔子公社后，又被叫去“建三线”。对这些上海知青来说，就是“第二次插队”。 当来“二连”之前，他们所处的生产队，物质条件与文化设施并不好，远不及下乡之前的预估状态；但好歹也是老屯子，有现成的通车路线与人居环境。到了“二连”，变成身处“荒蛮之地”。“二连”位于小兴安岭山脊地带，高山夹一河（库尔滨河）。举目四周，都是原始森林。 1970年2月，由后来的“二连成员”组成的一支小分队、由大队干部石良带队，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跋涉，到达预定地点。小分队自己动手，挖了几个“地窨子”，用作临时住所；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乘河面上坚冰未化、便于施工操作，在库尔滨河的两岸立桩绑粗绳，分别在预设的两个库尔滨河渡口处拉起两根跨河的钢丝绳，为今后的交通线做好准备。这支小分队成员中就有黄顺发、赵旭、曹世权、王志宝等上海知青。 当时，各个生产队派谁上“三线”，没有统一规定。有的生产队是经过知青本人报名的；有的生产队则是直接指派的。出发前，都是说与生产队保持现有关系；多数生产队还说：工期轮换，以三个月为一期。后来，成立反修公社之后，各个连队宣布“独立”，与原先的生产队脱离行政关系以及经济独立运算；并且允许一部分连队成员可以自我选择回原队。这样，“二连”的上海知青有一小半回到干岔子去了，只有二十余位上海知青坚持在“二连”创业。 留在“二连”，对“第二次插队”的上海知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二连”的物质条件实在是差。住所，先是在地窨子；后来盖起来茅草屋；合家来的老社员自住独立一屋。知青住在集体宿舍，内隔三间，左间为男宿舍，右间为女宿舍；中间为烧水用餐，办有知青集体食堂。主食以粗粮为主，口粮中白面的比例很小，最初几年只有15%左右。副食中食材十分匮乏，缺油少肉，更大的不足是常年没有新鲜蔬菜。好在周边的原始森林里，有野物可捕，开春后河溪里有鱼可捞，林子里还有木耳、蘑菇等食材。但这一些，都得等知青熟悉环境之后，逐渐掌握了捕猎采集的技能，才能入餐饱腹。 用餐，办有知青集体食堂。主食以粗粮为主，口粮中白面的比例很小，最初几年只有15%左右。副食中食材十分匮乏，缺油少肉，更大的不足是常年没有新鲜蔬菜。好在周边的原始森林里，有野物可捕，开春后河溪里有鱼可捞，林子里还有木耳、蘑菇等食材。但这一些，都得等知青熟悉环境之后，逐渐掌握了捕猎采集的技能，才能入餐饱腹。 待遇，不堪回顾。在干岔子公社的各个大队，不管富贫，都有一个基本收入，多的出一工有2元，少的也有几毛。在“二连”，主要收入来源于秋收农作物。由于地处高寒地带，全年无霜期仅有百天，加上新开荒地草密苗瘦，最初的三四年内，有的是颗粒无收的地块，稍有些地块打点粮，也属于仅供裹腹，无所积余。特别是在1972年闹水灾，全连队地块绝收，出工者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倒欠口粮款。 那一年冬天，有一伙“二连”上海知青空着口袋往家跑。一路上偷食其他连队食堂的剩菜剩饭、在火车上因逃票被抓，说明实情取得列车员同情之后，以换工的方式（帮列车员打扫车厢），挨过了两整天。 交通，到“县点”即公社所在地有十几公里，对知青而言，时而要去那里光顾商店、邮局、卫生院，全要步行。想到九十公里外的县城去，那就更困难。假如用半天时间搭上班车或货车，那算幸运的；不幸运的是等了几天的车，也登不上车 那一年冬天，有一伙“二连”上海知青空着口袋往家跑。一路上偷食其他连队食堂的剩菜剩饭、在火车上因逃票被抓，说明实情取得列车员同情之后，以换工的方式（帮列车员打扫车厢），挨过了两整天。 即使这样艰难，留在“二连”的上海知青还是挺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几年后，随着上海知青的年龄增长、阅历与处世经验大有提高、熟练地掌握了农村的各项劳动技能，分别成为“二连”的负责人、技术员、教师、赤脚医生。  （图片说明：二连上海知青与上海带队干部朱兆发合影照，前排：张玉梅、邢建华、陈霞仙、张玉爱。后排：张科忻、朱兆发、杨建民、陈建民、詹自成。拍摄时间：1972年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