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传裕
三、当兵打鬼子去
1944年,我家乡的一个姑娘来大连打工,我们就结婚了。婚后不久,我爱人按照农村的风俗,就回老家伺候我母亲。那时候的大连,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去挖煤或者干其它体力活。我想,如果我被抓,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再者,大连的生活也不行,日本人占领地方的生活咱不能过,家乡是解放区,还是咱解放区好。于是我就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回家后怎么办呢?我很快就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当时的工作一般就是搞宣传,写写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抢收抢种”等。除此之外,我就到十里夏家中心小学商量上学的事情,就是想去补习。为什么?因为1944年那个时候,我们家乡的形势要好一点了,解放区民兵、独立团的力量壮大了,鬼子的劲头也大不如前,扫荡的次数也少了。我重新回到学校后,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称“学救会”,其主要工作也是向老百姓做宣传。因为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需要对他们讲一讲形势发展情况,哪个地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哪个地方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根据地扩大了,这样宣传的目的是鼓舞老百姓,获得他们的支持。 到了1945年春,我参加了民兵。因为我们村子比较小,民兵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当时民兵吃穿都是自己家解决。吃的,如地瓜、玉米糊等;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没有军装;武器也比较简陋,有几条枪就不错了,一般一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有一条,就是晚上要集中睡觉。我们必竟有任务在身,集中便于分配任务。任务一般便是夜里站岗放哨,其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公路上挖洞,就叫陀螺坑,破坏鬼子的交通。挖洞在一段时期内是比较频繁的,民兵们都参加,各村的民兵轮流干,有时候这个村,有时那个村,有时候四五个村子一起干,如石岛几乎是几个村的民兵同时进行。挖洞大多一个礼拜一次,民兵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后出发,带上铁锨和镐头,到离家大概一二十里路的地方,利用夜色掩护进行,挖到天亮就回来。在很多情况下,你晚上挖了以后,鬼子白天就抓老百姓把洞填平了,下次你还要去挖。 那个时候,我一边在学校补习,一边就是在公路上挖洞,破坏敌人的行军;有时敌人来了,我们民兵埋地雷,跟鬼子打打麻雀战。有时候,乘着夜色到敌人的据点外放几枪,骚扰骚扰他们。 1945年8月,我决定去参军,母亲、妻子不是很同意,因为战争年代,当兵就有生死的问题。但是,她们都没有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的整个大形势是到处一片抗日呼声,虽然她们是老百姓,但是受这个影响很大,最终还是同意我出来。我们出发时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本村还有2个人,分别是毕树新、董膝本,另外还有一个搞文艺的王老师,但是他半路上跑掉了,我们都叫他逃兵。我们的打算是去参加当地的地方武装,如独立营等,所以先到区里去报名,区里领导一看我们是高小生,文化水平蛮高的,就说:“你们去胶东军区吧!”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胶东军区有任务给他们,叫他们招收一批有文化的士兵,而且还对籍贯有要求。此外,胶东抗大也要求他们输送一部分学生。这样,我们就带着介绍信赶往胶东军区。区里有安排,这个介绍信由我们中间的一个青年党员毕树全保管,而且到那之后,不管吃饭还是干什么的,都由他安排。此时,胶东军区在莱阳,离我们荣成大概有300华里。我们一行人大概走了五六天就到了莱阳。到莱阳后不几天,部队就来选人。首先考虑籍贯,就是你籍贯所在地需要人,你也愿意去,你就去。另外有五六个人去了胶东抗大。我也不想去抗大,因为心里认为现在学习无所谓了,关键是打鬼子。最后说军区需要电话员,我就去了,被分配到军区电话班学习。但是时隔不久,鬼子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大家都十分高兴。 四、战斗在电话员岗位上 我在电话班学了三个月。那个时候,电话算是新鲜事物,用的多是日本人的电话,木盒子的,耳机挂在木盒子旁边,像喇叭一样,拿起来你就可以接通。学些什么呢?老师可能也不大懂,成天就是要求我们把木盒子拆掉,线路拆掉,然后再装。1945年11月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平时表现也比较好,注意团结其他学员,站岗放哨也很主动,劳动非常积极,不怕苦,不怕累,所以我就入党了。 电话班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凤凰崖电话分站当站长,其实就是班长,下面管4个兵,加我共5个人。这个站不在莱阳城里面,而是在外面的大山里,此地归牟平县管,我就在那当了一年的站长。但是,站长工作确实不容易,5个人既要维持站里工作,又要维修附近被服厂、鞋厂、衣服厂、印币厂、造船厂、炸药厂的电话线,还有当地的一些单位线路,如北海银行胶东分行的电话线。那时候,由于受1942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影响,电话站也得种菜、养羊、养猪。我们站主要管长途线。由于线路长,很难发现出问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电话线要么架在在树上,要么在电杆上,而且都是细铁丝,风一大就很容易断掉,所以线路经常断,而且每个人不只是负责一条线,线出了问题,出来查只能一个人,当时驻地就派一个民兵跟着一起行动,民兵扛着梯子,一些电话线架在树上或者电线杆子上,他就用带铁线的铁钩子钩下来。有时修理电话线到了夜里,特别是走在老百姓的坟地上,我怕,民兵也怕。有一次,他正好穿了个大衣,有棵带刺的树把他衣服挂住了,他就叫“鬼啊!鬼啊!鬼啊”!扔了梯子就跑,他跑我也跑。但是我转而一想,这样跑掉了怎么能行呢?咱们还得去完成任务呀!我大概在凤凰崖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就调到军区电话总站,担任了班长。 胶东军区总机班共12个人,其中7男5女。干什么?一是守总机;二是电话坏了,要负责修。之前在凤凰崖架电线的任务,就很少有了。但是,我们交接班没有闹钟,男女轮班怎么办呢?最后我们的那个女副班长就想了个办法,她说:“弄个绳子,栓在我们脚上,该哪个轮班了,你拉一下,她就知道。”这个绳子放在窗外,一般只有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慢慢习惯了。但是,有一次出事了。人家站岗的同志知道了,晚上过去拉女同志的腿。结果这一拉,出事了。乖乖,那还了得!那个时候管得严啊!我们要专门做检讨,开班会批评,总站开大会批评。这个总机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此时,我就考虑去一线部队。最后,我调到了军区首长的总机班。 有一天晚上,许世友打电话给正在前线打仗的聂凤智。其实,许司令通过电话早就把任务都布置下去了,这时通过电话来检查落实情况。因为电话是在夜里响的,我一看值班人不在,但知道今天是小刘值班。此时,我就听到院子里“嘎嘎嘎”地响,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心想值班的不值班,大冬天的晚上跑出去干什么了。原来,小宋起来小便,小刘以为夜里没什么事,就把电话机放在那里,也跟着到院子去,两人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那电话老响,我进去一看,是胶东军区01号首长打来的,是许世友司令员的电话,赶紧接听。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电话线出问题了。”他说:“有这么巧吗?!怎么夜里就坏了?!”我说“坏了”只不过是找借口搪塞,但是被许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时,小刘和小宋也回来了,我把他们也训了一顿。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胶东军区司令部的电话经常坏,去司令部修电话时,我们进去前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再进去。特别是去许司令那,你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才能进去,而这时他那子弹上膛的枪就在桌子上了。有一次去修,由于我学的是日本电话修理方法,首长用的电话已经换代了,是跟国民党军队打仗缴获来的德国西门子电话。我的妈,我一进去头皮就发麻,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试试看了。我修了好一会儿没有搞好。许司令最后叫我:“小鬼,不着急,慢慢来。”他们南方都叫小鬼,实际上我们老家不能叫小鬼,小鬼是骂人的话。但是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太紧张了。实际到最后,发现没有大毛病,就是那个耳机子往下压的时候,它那有个钮可以跳起来,现在是压下去后不跳了,所以电话就不通,就那个东西在坏事。问题查清后,电话很快就修好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还担任过华东解放军官兵教导总队四大队排长。解放后,我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汽车第三十二团政委,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委,南京军区军医学校政委。1987年9月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在革命生涯中,曾荣立三等功七次,四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