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八路军吴湘聚。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权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元旦那天刚过黄河，在一个叫兔儿湾的村庄过的元旦。路上很顺利，只在过同蒲路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连夜跑了八十多里路，敌人开了机枪，但没敢出来。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走了四十多天，一路背着行李步行，那年我16岁，这次长途步行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的考验。1939年2月到达晋察冀，继续学习了三个月，5月份在抗大二分校毕业。这里比延安又差了一些，教师和生活两面都是。吃的是小米，夏季发的是晋察冀的绿军装。和延安相比，晋察冀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但是讲的内容更加实用，更贴近战斗实际情况。抗大由军委所办，大部分毕业生都安排到部队工作。当时晋察冀正在发展根据地，彭真说地方上急需干部，和抗大二分校商量给他一部分学生，我们五个连的学生筛选了一百二十多人交给北方分局，做地方工作，我也在其中。 到地方工作需要先培训，晋察冀办了一个党校，属于北方分局领导，我就在这个党校继续学习，党校校长由彭真兼任，教务主任周荣鑫。9月份结束学习，进入工作生涯。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被分到了晋察冀边区农会工作。 那时候群众运动有四大团体：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即工、农、妇、青四个协会，统称“民运四大会”。因为面对农村，所以以农会工作为主，农会主任是四大团体的实际首领，也是晋察冀的省委委员。我在农会第一年是做宣传部的干事，第二年农会开代表大会，被选为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会宣传部工作。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再没收地主土地，把苏区时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不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并在原有基础上减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原先交租水平是地主和佃农对半分，二五减租以后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也叫“三七五交租”，即交给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农民过去受压迫很厉害，收成和地主对半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否则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所以大力推行减租减息。边区有边区的农会，分区（地委）、县委、区、村都有农会，没有乡。村的农会主任由农民选举产生，几位候选人站在主席台前，背后放只桶，由老百姓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就选举谁，由老百姓选举出他们最信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己利益的人。区及区以上的农会领导任命的多，边区农会领导则由分区代表选举。 农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其次是发动农民支援战争，如抬担架，送公粮，再就是动员青年参军，但比例很小。 我做农会工作，主要就是干这个，鼓励农民支援前线，发动农民和地主作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时期我们对地主一般要做宣传工作，团结地主，拉着地主抗战。同他们讲清道理，为了抗战就要让农民支援战争，那么就得改善农民生活，否则调动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减租减息。在那种情况下，地主也只能随大流，不敢对抗。 这中间经历了几次日军大扫荡，日军的扫荡，烧杀很厉害，如“天地合围”。我们的人一般都是事先得到消息，躲到山沟里去，留下一个空房子，日军来了什么也得不到。房子被烧以后，我们重新搭草房子。一般在秋收以后下来扫荡，奔着抢粮而来。偶尔夏季来一次。有时候被包围起来，倒霉的确实像电影上放的，就被日军杀害了。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对我们有大动作。在晋察冀属于敌后，平常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办公室里开会、写文章，都很安定。所以晋察冀成为第一个敌后模范根据地，1942年彭真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听，觉得很好，夸赞是模范根据地。 抗战后期，美军延安观察组派了七八个人到晋察冀，我见过他们几次。1945年我们召开晋察冀群英会，就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聚在一起，观察组的人也来参加群英会，但没有发言。 1942年9月，由于李鼎铭提出建议，中央决定“精兵简政”。按这个要求，四大群众团体要缩编，合并成一个“抗日联合救国会”，下设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精简下来的人去加强基层。精兵简政时期，本来干部就不多，比如妇救会就两三个人，再精简也就一两个，到区里或者村里做委员或支部书记，不存在失业问题。精兵简政主要是加强基层，中层干部到基层去。我被任命为河北易县县委民运部长，离开农会到了地方，以后在地方一直干到1946年。1944年整个边区由于扩大进行重新划分，晋察冀下分四个省级行政区：冀晋区、冀中区、冀察区、冀热辽区，又把我调到边区地方，做边区“抗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一直到日本投降。 四、解放战争中的土改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决定由我们进入张家口，最初打算进入北平，后来因为美国和蒋介石的阻挠未成。晋察冀的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也进入张家口，书记由聂荣臻兼任，副书记为刘澜涛和程子华，组织部长是李葆华，宣传部长是胡锡奎。张家口是我们占领的唯一近代化的城市，城市不大，人口只有14万，但中央很重视。我在家张口工作了一年，是农会主任。张家口城市人口不多，有大批的郊区，农民不少，而且属于中央局，故而干部配得多。 就是在张家口，中央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叫“五四指示”，要求把原来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五四指示是个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央让张家口做试点。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叫刘秀峰，他让我搞一个点专门试水没收地主土地怎么搞，那时讲比较缓和，不要搞得太激烈，把地主多余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不是全部没收平均分配。试完以后再全面推广。我试点的那个村庄叫宁远堡。“多余”的标准不一，贫富农村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能够维持地主的基本生活的土地保留，其余都拿出来。比方说有的中小地主有一二百亩的地，给他留个二三十亩地，剩下的交出来。地主的态度比较顺从，有的地主在我们刚一宣传时就把地契文书拿出来，交给农会处理，或者烧掉。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年，后来傅作义偷袭张家口。我们起初把重点放在北平这个方向，认为北平是敌人重要据点，进攻张家口肯定从北平来，忽略了西面的据点。傅作义从绥远经过草原压到张北，离张家口大约二三十公里时我们才察觉，开始以为是小股敌人骚扰，后来发现不对，是主力敌人。国民党于1946年10月9日、10日两天连续轰炸张家口，第一天轰炸以后，市里断电，我们有点紧张，不过很快又修好恢复了。第二天又轰炸，电又断了，我们以为还会很快恢复，就安心睡大觉了。农会设在郊区，电话都不通，夜里我都睡下了，突然晋察冀日报社专门派人来通知我，说：“快起来快起来！” “怎么了？” “快走快走！敌人已经接近张家口了，赶快撤退！” 就这样什么都没敢带，也来不及带，我骑了脚踏车就跑。 撤出张家口之后，我被转移到平北地区，北平的郊区当时有个地委叫平北地委，就是北平郊区五个县：昌平、顺义、密云、延庆、滦城。傅作义占据北平，离北平二十公里外则属于我们。高丽营、小汤山是他占领，小汤山五华里之外就是我们。顺义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就是秦城村庄。我是平北地委的民运部副部长，兼任农会会长，在顺义县离小汤山十来里路的稷山营小村庄搞土改试点。地主这时候已经比较老实，我们主要是宣传政策，发动农民起来，地主也不对抗。 1949年1月份，我们第二次解放张家口，我又被调到张家口，这次是去做区委书记，张家口下边八个区，我是八区区委书记。不到两个月，中央准备要过江，组织一批干部准备渡江战役，开辟新地区，给晋察冀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省的机构，省委、省政府。下面五个地委，每个地委五个县委，包括党政军民全套班子。马鞍山原来的市委书记刘连民是七区区委书记，加上一区、四区书记，共四个区委书记跟随大军一道南下，当时叫南下区党委。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副书记马天水。区党委班子组织好以后，先在北京呆了两天，接着组织大家到河北正定学习，学习新的政策，就是渡江以后我们怎么工作。学习了两个月。4月初登车南下，坐火车先到蚌埠，火车速度不正常，一天才走好几十公里，好几天才到蚌埠。从蚌埠下车，转到合肥。几天以后准备接收皖南地区，即池州、宣城、黄山一带，我们区党委改名皖南区党委。此后和华东局接上头，归华东局领导。区党委到达屯溪以后驻扎下来，两个月后的8月，决定搬到芜湖。芜湖起初不归皖南管，而是归南京管，后来又划回来归皖南管理。此时的我是区党委宣传部下面的教育处处长，宣传部的部门还有宣传处、文艺处等部门。 五、转战工业阵地 在区党委工作一年多，1951年我被送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党校在苏州，学习结束以后，年底分配到上海。在上海工作十年，主要是在工厂，十年里先后在四个工厂工作：上钢一厂当厂长，上钢五厂当书记，上钢三厂书记，上海冶金局副书记。1961年年底调到北京冶金部。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是靠苏联支援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停止支援，那么我们就自己搞，搞军工生产需要建立机构，因为军工需要的钢材和普通钢材不一样，有特殊要求，比如飞机的发动机。所以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专门研究军工需要的钢材，我在这个办公室当副主任。 “文革”爆发以后，我被下放到冶金部五七干校，干校设在云南蒙自。我是1969年年底去的，在那里劳动改造。给我的任务就是喂马，我们两个老头喂四十匹马，一匹马一天十斤草，五斤料，四十匹马四百斤，草要铡好。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十二点还得再喂一次，每天就做这个。本来“文革”时期是冻结党的生活，一年以后，认为我表现还好，经过整党，恢复党的生活，把我选为支部书记。没过几天，冶金部需要人。重庆钢铁公司是个大企业，一纸调令把我调到重庆钢铁公司任书记兼经理，在重庆一直干到1975年。 1975年以后我又回冶金部工作，到马鞍山来“蹲点”，发现马鞍山有一些问题，回去反映给上面。最后中央决定把原来的省委书记调走，派万里来。万里来之前知道我在这里“蹲点”，我们到他家里汇报了半天工作，汇报安徽情况到底怎么样。就这样我跟万里一块又到了安徽，这是1977年的事情。工作组结束了，冶金部就决定创办安工大，冶金部在华北、东北、西南都有大学，唯独华东地区没有大学，所以在马鞍山创办一个大学。指定我到这里来，创办马鞍山钢铁学院，后来改为华东冶金学院，我是书记兼任校长，从1977年到1984年结束。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