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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抗战老兵提启伦访谈现场。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口述人：提启伦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 工作人员）、庄腊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5日 采访地点：南京军区联勤部南京第二干休所 整理人：庄腊梅 一、举家参加抗日战争 1923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峄县巫山村，也就是今天的枣庄市台儿庄区巫山村，父亲提开荣，母亲宋氏荣。 我外公只有两个女儿，大姨跟着外公学会了蒸酒、造醋，我母亲19岁就跟我爸爸结婚了。当时我家里有十多亩土地，全家务农。父母生有五男一女，我是老大，后面四个弟弟，最小的一个是妹妹。 1935年我12岁了，开始上本村的一家私塾，主要读《百家姓》、《千字文》等等。在私塾念了两年后，因家里生活压力太大我就辍学了，回家帮助父母务农，种地瓜什么的。 因为我是家中老大，有很多事情父母都叫我去做，其实我那时岁数还比较小，心中也蛮烦的。尤其是每年到了二三月份，家里就没有吃的了。父亲很要强，也很要面子，叫我牵个驴，到离家三四十里外的亲戚家去借地瓜，用两个袋子装着驮回来。我去借了一次两次后也感到很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想干了，一心就想着往外跑。 1938年3月，日军侵略到了我们的村子，村上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基本上都被烧光了，只剩下村头的三家。老百姓早就跑到了离我们家三四十里路远的一个叫菩提山的山里躲藏起来。鬼子占领台儿庄后，老百姓由于在山区很难生活，加上维持会的宣传鼓动，大家又回家种地了。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台儿庄打仗，百姓回家以后，所见到处都是死人。田地里不仅有死人，还有手榴弹和子弹。 在日本鬼子侵占我的家乡后，当地人起来抵抗也非常踊跃，纷纷拉起队伍，他拉三十人，他拉四十人，他拉一百人。这其中有的是地主武装；有的是我们地下党动员进步青年当兵，组织纪律严明的义勇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对地主武装搞分化瓦解，搞统战，采取一打一拉的办法，队伍不断扩大。到1939年，一一五师的部队从山西过来，带来了684团、686团等部队。他们是老红军，其中有文化的当干部，很多战士小学一年级都没毕业。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附近有八路军运河支队。支队有个营长叫褚思惠，他与我家有亲戚关系。我一心想出来，于是在1939年7月瞒着父母就去找他。他对我讲了运河支队的情况，而且安排我到支队的宣传队做宣传员，我一下子就答应下来，然后就跟着副营长张震东到山里去学习去了。不久，我的父亲来到学习地找我回去，我坚持要留在部队，父亲拗不过我，也就算了。 我记得一一五师的政委是罗荣桓，副师长是陈光，我就在师政治大队的战时剧社学习，主要任务是给全军唱歌演戏，宣传抗日；也写抗日标语，用烧的石灰加上咸盐写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等等。我在里面从7月份一直学到9月份，总计学习了三个月。学习完了之后，我就在师政治大队继续做宣传，同时等待安排。到1940年1月，我就被分配到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给老红军出身的政委当勤务员。1942年3月，由于部队开展精兵简政，把机关里面能减的人员基本都减掉，我就被下派到团里面专门训练干部的轮训队当通信员。此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送信，比如日本鬼子出动人马开展扫荡，你要送信给团部报告情况。但是，做通信员还没到半年时间，大概在1942年8月前后，我就被调到一营一大队里面打仗去了。 自我从家跑出来以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困难。也就在1942年，父亲为了弟弟妹妹能够有饭吃，就鼓起勇气把房子和土地全卖了，挑着东西带着全家老小，一路上不时还需要讨饭，来到了苏北的洋河镇暂时居住下来。父亲在家照看老三、老四、老五和小妹；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就给人家洗衣服、烙煎饼；老二给开饭店的打杂，有时间还要外出讨饭。 到了1943年，我已经在鲁南第二分区司令部里面给贾司令当警备班长。有一天，贾司令对我说：“提启伦啊，我跟你讲，你可以跟家里联系了！”我就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他，而且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通信告诉家里在当八路军，那么家里人就有危险了。”司令说：“你不能这样说！”他还告诉我：“山东前面有个火车站，在北平到南京的津浦铁路线上，那个车站有我们两个地下党，在山东卖烟酒。你就讲你在山东八号做生意，讲好的，别的不讲。”我就照此写了个信寄回家去，意思是告诉父母亲还有大弟，我还活着，而且活得还好。信落到老家的百姓手中，他们看到信后，说我在做生意，而且都认为做生意有钱啊，其中一个村民就拿着信送到洋河镇，见到我父亲就说：“提启伦啊，来信了！你看这信，在山东做生意！”这样，我和家人联系上了。部队驻扎地离我家七十里路远，父亲安排好家中的事情后，就带着老二和老三来部队找我。我把他们带到部队平时活动比较多的微山湖附近的一个烟酒站。一谈起家里面这几年来的情况，特别是弟弟们都要讨饭吃，我就哭了。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张主任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后就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国家，亲人们不容易，有什么意见没有？弟弟们都成人了，到我们留守处后方工厂去好了。那边都是当兵的，一个到手榴弹工厂里面去，一个安排到鞋子场弄绑带。”这样，我的二弟提启富和三弟提启营也算是参加八路军了。二弟提启富解放后复原，在烟台工作和生活。三弟提启营1944年参加鲁南军区的运河支队，在收复峄县和台儿庄的过程中英勇作战。日军投降后，他随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后就转业回乡务农了。 张主任不仅安排了我的两个弟弟进入部队工厂，而且还对我父亲说：“大爷，你回去吧，把小弟弟小妹妹带回来！”父亲回到洋河后，把母亲和弟妹都带来了。父亲帮伙房里面担水，母亲到服装厂钉扣子。每当敌人来扫荡袭击时，情况都十分危急，他们就躲到湖里去。微山湖很大，芦苇很高，鬼子扫荡一般不到那里去。等鬼子走了以后，他们就再回来。我的父亲母亲也为八路军做过地下交通员工作。他们在部队一直干到日本鬼子投降。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就开始进攻根据地了。在国民党进攻鲁南解放区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就开始往山里撤，把有些东西埋了，把一部分带走。在撤到山里之后，国军又打到了山里，父母就往黄河北岸撤退，在过黄河北撤的过程中，由于母亲是小脚，妹妹才十二岁，所以跟不上，怎么办呢？父亲就说干脆回老家。 老家的保长跟我们家有点亲戚关系。但是，我们参加八路军打国军，他也害怕我们家，就对我父亲说：“表老爷啊，你们不能在这，你们在这我就要报告，我报告了，将来对不起我表叔。如果你窝在这地方不走，国民党讲我窝藏八路，叫我这咋弄呢？你就到徐州那边去吧！”我们家就到徐州了。那边靠近国民党军队活动区，有造枪炮、修理枪炮的工厂，母亲就在里面洗洗补补，还卖花生贴补家用。但是，到了那里二、三个月后，国民党军队说：“他们是八路！”保长说：“不知道啊！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是要饭的！”其实我父母非常害怕，因为他们鞋子里面的布都是八路军用的那种黄色的布。尽管这次侥幸没被发现，但我父亲还是决定离开。在山东都给国民党基本占完了的情势下，我们家只有跟着难民跑到山里。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溃败，我的家乡解放了，然后实行土地改革，我的父母就回老家种地去了。我家分了四五亩土地，还分了一头牛，家里的生活安定下来了。1953年，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利用假期回老家看看，家里的生活还蛮不错的。 二、首战日本鬼子而负伤 我们鲁南根据地有两个分区，其中一个分区是由邹县、滕县和邳县等各县的部分地区组成；另一个分区是由邹县、费县和苍山县等各县的部分地区组成。在邹（县）费（县）苍（山）分区，有一个团驻扎着。该分区东西长八十公里，南北宽四十公里，基本上都是山。我们的部队主要依靠山，没山不能打仗，白天在山里转，敌人找不到，到了夜里就去打击敌人。 敌人在这个山头上修碉堡，放上十几个人；在那个山头上修碉堡，放上十几个人；在公路边上尤其是要道边上修碉堡，放上十几个人。碉堡修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是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的狭长地带。白天，他就从碉堡里出来弄粮食抢东西，你没办法打他，只有晚上实行偷袭。 1943年3月，在枣庄北边大概40里路远有个叫老虎山的地方，敌人天一亮就修碉堡，一方面阻止八路军的活动，另一方面控制敌占区。他们把碉堡四周的树全部砍到，以方便扔手榴弹。有一个国民党军队叛变的排长王继美，也在里面帮助日军修碉堡。他效忠日本鬼子，帮助日军发展伪军达到一千多人。 一天，连长和指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后，召开支委扩大会，传达了上级的战斗任务。指导员对全连进行了动员，战士们写保证书表明参战歼敌的决心。 鬼子一般白天抓民工修碉堡，我们就夜里攻。鬼子的主要做法是占领制高点，把根据地外围的要道都给控制起来。他们需要的人不多，十几个人在碉堡里面就行了。他在里面修碉堡，外面挖壕沟，放水进去，阻止外面的人进入。虽然我们很难进入碉堡内部，但是摸清了鬼子的活动规律。 这年4月的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团政委刘登元带领我们三四十人，从西南方向插入攻击据点。距离据点100米处的正南方向，有一排民房，我所在的连登上房顶构筑工事，架起轻重机枪。天亮后，指导员不断向鬼子和汉奸喊话，劝其缴械投降，鬼子不予理会，于是总攻号令吹响了，据点四周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我同战友王成文一起，端起冲锋枪对暗壕射击，迫使在暗壕里的敌人投降，缴获十几支枪。这时敌人已经被动地缩进碉堡里去了。突然，碉堡里有东西被扔出来，通信员走近一看是两支步枪。我跟随通信员向碉堡靠近，结果通信员被击中牺牲，一颗手榴弹在我前面爆炸了，我的额头被弹片划过。 我负伤后被送到枣庄西南一二十里路远的小屯，在那有我们的医院。医生给我用碘酒、凡士林什么的抹一抹，主要是消消炎。在那个时候，由于日本封锁，根据地的物资非常匮乏。一般手电、电台需要的电池都进不来。你只要买这些东西向根据地带，被发现了就把你逮起来。药物都由地下党弄来。部队一般用烧的草木灰当肥皂，妇女就用砸烂的皂角洗衣服。我在医院待了一个半月，后回到支队政治部。此时刘政委当了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对我说：“提启伦你怎么下去以后就负伤了？”我说：“班里面人攻，我也要攻！”在那个地方，他请我吃顿饭，还给我一套衣服，我非常高兴，继续参加消灭日伪军的战斗。 据回部队后得知，我们消灭了据点里的部分敌人，有些敌人逃跑了。那个帮助日军的王继美也没找到，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退以后，日伪军又重新回来占领据点，继续修碉堡。 这次攻打据点的战斗，我们一个营五六百人只剩一百多人，变成一个大队，一个连就能成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就三四十个人。我们都是通过地下党动员百姓当兵，又不能抓壮丁，兵源严重不足。那时候部队的伙食也非常差。装备除了机枪班有百十发子弹，一般士兵基本上靠自己造的手榴弹，子弹不过七、八发到十几发，最多不超过十五发。我们基本上采取打伏击战，打了以后就跑。我们在微山湖边境的独山有个工厂，可以造手榴弹，也可以造手雷，里面装炸药，有引导线，一拉就可以炸碉堡了。当时也没有火药，用的都是些土药，与老百姓放的炮竹药一样，用硫磺、木炭和硝三种东西混合起来，用碾子压成粉末状，然后就装到手榴弹和手雷里面。老百姓家里有铁，我们就动员百姓把破铜烂铁拿出来，收集起来后再炼，然后做弹壳。 国民党军队当时就说：“手榴弹不过三发，还一打两半。仿造子弹不过三发。你还能打过我涛涛的中央大军？！”我们就说：“你们是什么中央大军？你们是汉奸！”什么叫手榴弹一打两半个？因为炸的不是那么碎。 我们使用的仿造子弹是什么呢？就是在子弹打完以后，剩下的壳拿回来，送到工厂里，把子弹屁股门撞下来后安上药，再弄些铜化了之后，做些子弹头再安上。这些子弹不规范，但是每个战士发到的也不过十几发。手榴弹最多带两个。尽管子弹质量差，数量有限，但是部队有了这些就能打仗了。再者，铁道游击队归我们了，冬天没有物资，我们有时侯就把敌人火车上的东西扒下来，也会得到一些武器，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己造。我们就是依靠这样的条件打鬼子。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