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３０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１８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１７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２０００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４８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６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２０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１３０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２８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