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阿 鹏 时间:2024-06-09 点击:

 
四十多年前,一批又一批无书可读的年轻人,被自愿或不自愿,主动或胁迫地裹进上山下乡的洪流,送到了穷乡僻壤。其势头之迅猛,涉及面之广大,创下了人类历史之最。
  用“猝不及防”来形容当时这场运动的迅猛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当我们十个小青年携带着简陋的行李,被千里迢迢送到冰天雪地的内蒙小山村时,村民们同样感到新奇和惊诧。他们也只是十几天前刚接到公社的通知,上海知青要到他们村落户。天寒地冻,给知青们盖房居住,显然无法施工(最早也要等到五月份天暖解冻才能脱坯盖房)。急中生智,队干部们一通商议,决定把村小学仅有的三间土坯房校舍腾出一间,围绕三面墙砌起顺山大炕,当中安上一个大火炉取暖。于是,这间教室就成了我们十个小伙子的临时居家。
这是我见到过最小的学校了。全校只有18名学生(都是本村子弟),分成二、三、四年级。校役、教师、校长由一个姓孙的四十开外的独眼龙男子一肩挑。学校的两间土坯平房,一间大的作教室(三个年级18个孩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另一小间就是孙老师的办公室。从此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与学校相邻而居,每天听那孙老师拖着山西土腔长调,抑扬顿挫地带领学生们朗读课文:红小兵,团团坐,贫农大爷来讲课……
孙老师当属村里最高文化的“知识农民”,据说文革前在县里读过高中。毕业后也曾在公社小学正儿八经地当过人民教师,吃过商品粮,着实也风光过一阵。后来听说是因为出身成分高(地主家庭出身),本人还不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一张“不值钱”的破嘴碰上看不惯的人和事就得得地乱数说,没少得罪学校领导。碰巧那年有两个学生在操场上用竹竿打架,孙老师一边操噘(土语,即斥责)一边上去拉架,学生一不注意竹竿尖扎在孙老师的左眼里,一只眼就瞎了。六十年代精简人员时,这一竿子就给“触发”回了村里,当了个民办教师,重新挣起了工分。还真应了那句祸从口出,撅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的老古话。
   三、四月份的内蒙还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屋内有火炉,十个人挤在一起,倒也不算冷。可要是出到屋外,那可不是好滋味,浑身冻的直哆嗦。问题来了,小学校厕所是在院子的另一角,露天的,晚上要是从暖被筒里出来上厕所,那不仅仅是靠勇气能支撑得了的。16、17岁的小青年,谁似乎也没有勇气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去院子那一边的露天厕所方便。也不知是谁先开了头,尿急了,翻身下炕,拉开房门,从门缝里像机枪扫射般的往外“飙”。那时候才发现,尿尿也会受传染,只要有人开了头,后面就会一个跟着一个起来尿。等十个人都尿完,把房门关严,此起彼伏的打鼾声才把我们送入梦乡。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虽然刚射出去的尿在成抛物线状时还是热气腾腾,可一落地,马上冰凉,再过几分钟就冻成了冰。半个月过去,尿水和泼出去的脏水掺和一起,在门前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冰坡。这下可把隔壁读书的楞小子们高兴坏了,下了课,找张纸片垫在屁股下,从我们门前的冰坡上嬉笑着望下滑。不滑到人仰马翻总不罢休。可能是孩子们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尿臊气把孙老师彻底激怒了。终于有一天,我们还没出工,一个粗嗓门在屋外炸响:你们还要不要脸啦?你们还算是有知识的青年?人没出来,那“逑”到先出来了……滔滔不绝的刻薄骂声持续了好一阵,破锣似的嗓音直震耳膜。有弟兄沉不住气了:“这地主狗崽子!”拉开房门准备出去干架。我赶紧拉住弟兄:“别,别出去,吵起来村民肯定帮他,骂一会他就没劲了。”果然,一会儿骂声停了,传来叮叮当当锹镐与冰块的撞击声,孙老师领着孩子们把门前的冰坡清理干净,尿冰块被抬进了露天厕所留作肥料了。
   虽然是我们做下了没理的事,可劈头盖脑地被臭骂一顿这口气毕竟难消。年轻气盛,我们决定给这个“狗崽子”老师一点“再教育”,让他知道“知识青年”并不是软柿子,也是有脾气的。
   说实话,当年下乡对于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我们并不怵头。真正难熬的是缺菜少油,配给供应的那点粮食不够吃。要知道,十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清汤寡水肚子里没有油水,一天能吃进去多少粮食?油水,急需补充油水。我们把目光瞄准了学校院子里,那只有金黄色漂亮羽毛的大公鸡率领的一群小母鸡。这群鸡大摇大摆四处觅食,并不怕人。 
那是孙老师家喂养的一群鸡,有十多只。当地农村,鸡是散养的。鸡窝一般都是在坡上离地半米高的地方,挖出一个口小肚大的土洞,里面支上几根横木棍,晚上鸡在木棍上栖息,鸡窝口盖上一块青石板。很简陋,很实用。每天清晨,孙老师一到学校(他家住在学校上面的山坡上,离教室有二、三十米远),先搬开堵鸡窝青石板,让鸡飞出去自由找食吃。傍晚天擦黑时,孙老师会给鸡喂上一把小米或玉米之类拌上麸皮的细粮,鸡吃好后会自动跳进鸡窝,孙老师就把鸡窝口用青石板盖上,然后背着手上坡回家。
   集体户召开了战术“研讨会”,作战计划制定的滴水不漏。第一小组负责望风监视孙老师一家的行踪,等天黑孙老师回了家,立即发出信号;第二小组两人见信号马上带上铁锹,到宿舍背后隐蔽处,挖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坑,上面用荒草掩盖,备用;第三小组在屋里烧上一大锅开水等“鸡”下锅;第四小组是特别行动队,队员小王、小沈、小严身手敏捷,等天完全黑下来,拿上手电筒,来到院子鸡窝旁,轻轻挪开青石板,猛地打亮手电筒,在强光照射下,鸡一愣神的时候,飞快地伸手,卡住一只鸡的脖子,使劲一扭,悄没声地拖出鸡窝交给同伴。接着如法炮制,再抓第二只。然后悄悄地盖上鸡窝青石板,班师回朝。
  那真叫一个快,用不了十分钟,两只鸡已经褪毛,破膛,洗净,入锅煮上了。没有什么作料,抓一把咸盐一撒,煮上十分钟,没等完全煮熟就捞出来。十双饥饿的手一拥而上,你撕一块,我拽一把,顷刻间连细小的鸡骨头都被我们嚼碎吞噬。能吃的都吃个干干净净,不能吃的鸡毛,粗骨等全用废纸包好,马上填进屋后事先挖好的坑中,盖上土,再倒上一盆水,用不了半个小时,那片土就冻个瓷实,一切了无痕啊。
   第二天一早,孙老师挪开青石板,看着心爱的鸡在眼前一只一只飞出鸡窝,欢快地在院子里嬉戏。看着看着,孙老师往常挂在脸上的笑容突然僵硬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院子里的鸡,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把秃脑袋探近鸡窝口,睁大那只独龙眼往里察看。“狗日的!”他愤愤地骂一句。终于确认两只正在下蛋的小母鸡失踪了。
   这一天的课孙老师是否教好,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多次发动老婆孩子在学校院子内外,山坡上,荒滩里“咯咯咯”地呼唤,试图召唤回那两只已经被我们幻化成粪便的小母鸡。傍晚,我们收工后回到宿舍,孙老师难得地进了我们宿舍问寒问暖,东拉西扯地聊天。呵呵,火力侦察,懂。我们笑嘻嘻地应付着把孙老师送出门。
    毕竟孙老师是这个村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智商并不低。几天后他就坚定地把怀疑的目标聚焦到我们集体户身上。当我们实在禁不住鸡肉香味的诱惑,再次天衣无缝地完成了第二次吃鸡行动,孙老师见到我这个集体户的户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嘿嘿干笑几声,伸出四个手指,那只独眼睁得溜圆,手掌举到脸部晃动,嘴里讷讷地自语:“小张,嘿嘿,我机迷(土语,即明白)着呢,一目了然,一目了然……”
   毕竟,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证据,孙老师还是没有公开发难。随着时间流失,吃鸡事件也就悄没声地淡化了。转眼就是过“五一”节了,那天早上,出人意料地孙老师的老婆提着篮子进了我们知青宿舍。揭开盖在篮子上的毛巾,哇,半篮子红壳土鸡蛋!她一个一个地轻轻拿出来,放在炕上,说:“唉,娃娃们可怜,从大上海来到我们这穷乡乡,甚也吃不上,今儿个过节哩,娃他大(当地土语,即孩子他爸)让给你们送几个鸡蛋,自个儿家鸡下的,新鲜着呢,煮上吃哇。”说完,提上空篮子走了。
   多诱人的鸡蛋啊。数了数整整有三十个。我们面面相视,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涌上心头。集体户中年龄最小的小朱悄悄对我说:“张哥,咱们要不偷吃掉那四只母鸡,现在能下多少蛋啊。”是啊,能下多少蛋,又能孵出多少小鸡!这对贫困山村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唉……
   光阴似流水般在劳作中逝去。几年后,我们陆续地上学,招工先后离开了农村。又过好多年,集体户中已经在上海、北京、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工作的兄弟相约聚在呼市。今非昔比,不少兄弟成了企业领导或政府处、科级干部。六、七个人,两辆小车直奔当年下乡地。车后备厢里满满的烟、酒、糖果、蔬菜、粮油是对老乡在我们接受“再教育”时给予善良对待的一点谢意。当然,我们也专程拜访了孙老师,在推杯换盏中笑谈起了当年的“吃鸡”事件,没想到孙老师晃动着喝红了脸的秃脑袋,眯起那只独眼,满脸诚信地说:“有这事吗?我咋啦一点也没印象呢,你们是在说笑吧。”
    无语。羞愧。人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有些事会忘记,有些事却难以忘怀。毕竟,往事并不全部如烟。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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