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新中国史口述研究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其所面对的史实、人物和事理均处于“宜采集”和“需抢救”状态，并具有鲜明的“共同经历型”特征。其中，社会学注重探求口述与“集体记忆—社会认同”的关联，强调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并通过“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诠释历史。这一取向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历史学则将口述定位为“史料”,强调与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进行比对考订。二者在旨趣、要诀、范式、目标上是不同的，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本文作者金大陆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引言：“宜采集”和“需抢救” 近年来，新中国史口述研究沛然而兴。原因之一是作为方法的“口述采访”适应并扩展了新中国史研究的需要。这不仅可以为某一研究课题增添资料，更可以通过接触亲历者、当事人，使研究者在“现场”“田野”的氛围中，领悟到课题的背景、要旨，以及事态演变与人物的关联。 原因之二则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新中国的同辈人时下已年过花甲或古稀，他们仍健在的父母已至耄耋之年，他们的子女则多在不惑上下。故涉及新中国史的项目，凡通过口述来增补、汇集史料的，正处于“宜采集”和“需抢救”的时期中。尤其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界，研究改革开放史课题时，各层级、各行业的经历者、当事人多健在，手中有资料、脑中有思路，能分析、善表达，自然处于“宜采集”的状态中。例如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编《见“证”：股市早年岁月亲历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就有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陈伟恕、国内首家以证券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吕红兵等关键人物的口述。类似成果还有《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口述历史：中国旅游业40年》（旅游教育出版社，2019年）等。 与此同时，面对新中国前30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经历者、当事人均年迈体弱，过世者亦渐多，此时段的研究课题已经进入刻不容缓的“需抢救”状态。例如笔者主编、2016年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因距离灾患发生已近40年，能够接受访谈的多为当年的“小医生”“小技工”（现在有可能已经是教授、主任、经理、工程师等），“组织者”“领队人”多离世或失忆，以至许多决策和指挥的记忆永远丢失了，还有人因此事年深月久未被提及，而质疑采访是否为骗局。再如60多年前的大庆石油会战，仅对“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进行梳理和考证”，编辑了“局限于某些会战的标杆性人物、标杆队伍”的文本，如《大庆石油会战史》《大庆油田发展简史》等。2013年起，大庆师范学院开始进行口述访谈，发现仍然健在的“老会战”仅有不到2万人，且大多已是古稀之年，病魔缠身。据油田公司老干部处介绍，“每年大约有600—700名老会战离世”。唐山大地震、大庆石油会战等项目尚且比较醒目，一些“独家”“小众”但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若不及时抢救，将会留下莫大的历史文化遗憾。据了解，上海有关方面已对老一辈译制片厂演员进行口述采访，成功留存了宝贵史料。 口述史“宜采集”与“需抢救”之间的最佳时段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的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60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指出，“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你们可以带徒弟，“写军事史、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或其中一个行业的情况、政治史、经济史，等等”。7月20日，根据他“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再据口述史专家定宜庄的经验，因为口述依靠的是个人记忆力，还有表达、思维能力，所以“最好的对象是70岁上下”，“再大有的人到80多岁还行”，“90岁以上的人绝大部分做不了口述”。可见60岁至80岁的20年间是接受口述采访的黄金期。这关系到如何选择口述史项目，应在课题作业前就有所考量和筹措。 在近年来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行动轨迹中，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表明口述史学在中国有了统一的学术组织机构，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该研究会在首届学科建设会议上表示，要追求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特色，努力具备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实力。随后，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连续举办“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多元化与规范化：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之路”等研讨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南京大学周晓虹主持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研究计划设立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与“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大项目。其立意是遵循孙立平、郭于华等“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的思路，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主题从“革命”推进到“建设”。有学者引证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的论断：“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因此，“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或者说在社会学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不仅是费先生当年对学科发展的期待，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周晓虹团队引入“口述史”来面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人物群像，不仅是借助一种方法来回答“现代中国社会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构架，更是试图借助这一问题构架来探讨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相关联的社会学口述（史）运作模式。正如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演讲中所说：“文献和档案对理解50年代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国家运动方针在地方的具体意义，以及家庭关系、正在消失的年代（被遗忘的事情）甚至一些鬼怪故事。”立足在这个支撑点上，期待周晓虹团队在社会学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成功。 二、社会学口述（史）研究的主旨和路径 周晓虹社会学口述（史）团队在搜求新中国工业建设历史轨迹的同时，十分重视从理论上探求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社会认同”的关联，已连续在《学术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十多篇专论，不仅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而且“助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恰如周晓虹所说，社会学口述（史）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至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对有关历史的口头叙事展开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这段提纲挈领的论说指认作为方法的口头叙事建构了解说历史的“社会事实”（亦可称为“即时存在的现实维度”）。这里的“社会事实”指口述中呈现的“人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某一历史时期的认知、情感和付诸行动背后的判断与抉择”，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人们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社会中、在其经历的变化和遭遇中形成与改变”。其中既有历史的图景、因果的关系，又有情感的特征。所以，社会学将口述（史）作为观察社会的方法，对于所采集的内容“无论是否符合史学上的‘真假’标准，都可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社会事实’”。事实上，这就是依凭现场采集“怎么说的”（氛围和情绪）、“说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这么说”（解读）、“所说的指向是什么”（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等）的访谈，建构起一个分析系统，来回答“历史中的记忆”和“记忆中的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对历史学求索“历史事实”（或可称为“历时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定位来说，这个进路和方向或许是一种参照、一种挹注，甚或是一种挑战。 西方史学界曾质疑“依托于记忆与回忆的口述历史”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并准确地指出，口述历史不可避免地受到健康原因、感情因素、价值立场等多方面影响，“导致受访者在口述时出现遗忘、错记、说谎乃至虚构等诸多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杨祥银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口述史学界开始出现“记忆转向”，“认为记忆的主观性不仅能够了解历史经历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理解过去与现在、记忆与个人认同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线索和启示”。因为其中包含着“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和“意识形态与潜意识欲望等维度”，所以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不可靠的记忆’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 周晓虹团队顺应、借鉴这一学理上的转向，并与国际学术界同频共振。该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周海燕设问：如果口述记忆本身就不可靠，那么，“通过口述记忆来打捞沉默的历史，是否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亚秋也设问：若口述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口述史的价值又何在呢？”两位学者在承认历史学者的批评有其正当性的前提下断言，在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下，“口述的‘忠实度’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口述文本中‘事实’与‘叙事’之间的冲突，那么，事实层面的‘对/错’‘真/假’展现出的矛盾就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和分析的宝贵空间”。所以，值得追问的是：口述采访中的“客观性是否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标准？”当以口述者的“生命特征”为核心展开讨论时，其主观性恰恰提供了极其独特和珍贵的资料。其实在具体路径上，社会学口述（史）强调“结构—表征”而非“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也就是“通过对社会表征的识别与分析”，“揭示表征背后的结构以及当结构作用于历史个体的时候所产生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例如，周晓虹团队的工作“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宏观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经由‘单位’所组成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并在“揭示某种集体心态究竟何以形成”的同时提示我们，相关社会表征“不断形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由此可见，社会学口述（史）之特征和优长是：作为“内容”的口述以“即时”为真，关注即时的话语、情感、心态及价值判断，且以“群体型”倾向为定准来回返历史。而历史学口述史作为“史料”的口述追求的是“历时”之真，且需要验证。至于在社会学口述（史）中“真”之据，则在于“即时”的涌现和实在——不必回溯过往，不必辩证真假，“即时”即“存在”，“即时”即“真实”，进而通过“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对历史作出诠释。近年来周晓虹团队倡导、践行这一理念的努力和成功，可为新中国史研究开辟出一条以“集体记忆—社会认同”为旨归的新通道。所以，一是为了区别于历史学的口述规范和定位，二是为了凸显社会学的口述特色和功能，社会学口述研究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或“口述记忆史”研究。 三、口述与记忆 口述是由记忆构成的，口述者为什么记住了这些、遗忘了那些，选择了这些、丢失了那些，显扬了这些、遮掩了那些，是口述史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学关注口述与记忆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的动态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周晓虹在讨论记忆的建构机理时，指出了“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life point）的影响”。周海燕则引用实验心理学中得到广泛证明的“闪光灯记忆”，来说明“那一刻的现场情景对经历者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原来人生的记忆链是由一个个心灵“刻印点”连缀的，这些“刻印点”或许是一个场景、一段画面、一串印象，甚或只是一个片段。因为都是人生遭际轨迹中某一个或重要或微妙或艰危或鲜明的时刻，所以一旦铸成“刻印点”，就永生性地留存在“记忆链”中不会消遁（平常的过往则如烟云般遗忘了），且蕴含着人生的价值、伦理和审美的判断密码。在口述采访中，采访人和口述人是在共同激发、唤醒这些记忆中的“刻印点”。 然而，在现实的采访中，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在人生大关节目处留痕的“刻印点”并不总能被顺畅地倾吐。比如面对官方背景、学术背景的访谈者，面对公共平台的摄影机时，周海燕引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为展演定调”的论说指出，口述人会“根据彼此关系的变化”，“比日常交谈更为谨慎地考虑自己的措辞”，当个体意识到突破话语禁忌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时，“其回忆的叙事时间线往往突然发生断裂”。更有甚者，因为“社会现实利害因素的制约”，会在叙述中生成“虚假的遗忘”和“虚假的夸饰”。 难道只是现场的环境和氛围触发了口述者的心态变化吗？口述记忆研究认为，“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故个体记忆的表达很大程度受制于“社会主导”和“权力关系”，以至影响人们对过往事实的选择和组织。刘亚秋指出，“那些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都会问道：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去记忆？记忆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提问都涉及或者隐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记忆成了政治权力的一个呈现”。那么，这种呈现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呢？一般来说，在宏观的“社会主导”下，大众层面多呈现集体无意识状态，会很自然地向社会主导的话语体系靠拢；在具体、现实的境况下，权力的制约和引导往往促使口述者有意识地判断和忖度，进而坐不垂堂、谨言慎行。通俗地说，就是有的能讲，有的不能讲；有的以后能讲，现在不能讲；有的私下能讲，公开不能讲。周晓虹团队在贵州三线企业的访谈中发现，尽管当地的三线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下马，老人少则10年，多则20年甚至30年前就已退休，但“可能涉及早已过时的‘秘密’时讳莫如深、守口如瓶”。与至今仍承担着国家项目的鞍山钢铁公司、大庆油田不同，团队采访时既不必征得单位同意，更不会由组织部门提前动员并划出叙事的“红线”，可是这些退休老人们“还是清晰地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一方面，“肯定的是数百万人义无反顾奔赴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另一方面，“克制叙事的是一场场政治运动对国家和个人的伤害”。即使与亲历者两人对谈，也能够发现“国家在场、单位在场、他人在场”。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或是“大局意识”或是“小心戒忌”，时时牵拉着口述记忆的建构意向。 与此同时，刘亚秋在口述记忆研究中，首创性地提出了“记忆微光”概念，“对权力范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那些不依存于权力而展现的姿态”。因为已经完成的记忆研究多牵涉家庭、社团、政治组织、国家制度等大的社会背景，而面对多面、复杂、隐秘等纠缠着的历史时，参与其中、经历其间、遭遇其际的个体往往有“个人固守的”“难以诉说的”“过多歧义、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的包孕性时刻”。这些可能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内容，恰恰“可能是最接近常人意识深处的一种记忆”，“可以成为探寻社会记忆另一种状态的线索”。对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来说，“记忆微光”的学术定位是准确的，它不仅透析了作为“内容”的口述的表层化倾向，更开辟了一条探寻和追问的思路，甚至认为这是连接“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断裂”的通道。“记忆微光”在口述采访中的执行，需要真诚、耐心和努力的心态，需要擅于挖掘的心力。 社会记忆的机制“揭示现在的情势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感知”，“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把握住了这个枢机，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何尝不是这么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讨论了当事人回忆相同事件时出现“差异性叙述”的缘由，指出：一是当事人“当时”的身份、地位和经历不同，故人生的角色、认知、作用不同；二是当事人“当下”的身份、地位及环境差异，必然导致对“过去”记忆和叙述的差异。如果说第一点尚可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那么第二点则关涉记忆的建构理论。“个体记忆所唤起的‘过去’记忆，并非原本的‘过去’，而是‘当下’意义的‘过去’，是‘当下’环境过滤后有所选择的‘过去’。”所以，“记忆的错觉、变形、扭曲及叙述的重复、掩饰和歪曲，是口述访谈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 显然，历史学家在此看到了口述记忆中出现的差失，处理的策略是对口述文本进行考订和验证；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当事人的记忆本身就构成了研究对象，“当下”的记忆就是“当下”建构的真实，其间包含着许多复杂、微妙和值得探究的信息，可以分析、回答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真的与假的，对的与错的，记忆的与遗忘的，情绪的与情感的，个体的与集体的，个性的与品质的，社会的与心理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等等。这再次印证了上一节的结论：社会学以口述与社会记忆的内在关系为定准，以“当事人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看到、认知、感受、体验到的经验事实”主导对过往的叙述，并通过面对研究项目的历史背景来把捉记忆、辨析记忆、建构记忆，继而对课题作出历史社会学的解说。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社会学的学术要旨与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在同一个对象——“口述”面前分野了。所以，社会学口述研究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或“口述记忆史”研究。 四、口述与情感 根据杨祥银对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界理论动态的追踪，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情感转向”，是采访中的一个工作要点，也就是要关注现场出现的情绪状态和情感表达，亦称“发生在受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例如叙述中出现的“快乐、悲伤、高兴、生气、镇定、恐惧、友好、仇恨、痛苦、激奋与失望等兼具生理与心理反应”。这可以构成含意丰富而复杂的信息源，从一个崭新角度呈现口述史的重要特征。确实，在对话体的叙事中，现场氛围是由社会性的情绪结构决定的，包括诉说人的语态（声调、节奏）、形态（肢体动作）、神态（眼神、表情）和心态（性格、素养），“还包括对谈中间的停顿、插话，访谈对象的短暂沉默，以及看起来无意义的音符、符号等”。刘亚秋指出：“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口述记忆研究个人在大叙事中的生命沉浮，更在于它提供了深挖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的方法。”简言之，“社会记忆研究，处理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口述史的研究重点不仅是人们说了什么，更需要关注人们是如何说的”。所以，时下的口述记忆研究强调录音、录像，并要求保存于专业机构，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就通过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形成了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这种模式使得有声的诉说叠加了无声的生命、情感表露，可供研究者进行深入阅读和鉴识。 与此同时，社会学关于“即时”之“真”的讨论坦言：“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受访者的记忆表述既是主观选择的“过去”，又带有“人的情感温度”，所以社会学的口述记忆“可能在历史事实层面是错误的，但它在情感上是真实的”。对“情感真实”的追求实际上是从社会心态的角度确认了口述记忆的建构功能。刘亚秋两度在论述中举例奥斯维辛集中营起义事件幸存者的口述，这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说：“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火焰冲上天，人们四散奔逃。真是不可思议。”这时，她的话语中“突然出现了强度、激情和色彩”。然而据历史学家考证，被炸的烟囱是一个，不是四个，以至这份错误的口述记忆失去了证据价值。但刘亚秋认为，“作为情感的口述记忆，它也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是应该给予严肃考虑的社会事实”，因为它“所证明的并不是爆炸的烟囱数量，而是一些更为核心的东西”。这份“情感真实”所具有的力量（或称“社会力”），在本质上不可以颠倒该女士口述记忆的整体景况和价值判断。这个口述记忆的例证说明，以“情感力量”和“精神意象”为旨归的即时性“社会真实”，确为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范式的主要定位。立足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情感转向”昭示：情感塑造了历史，情感本身也是历史。 历史学作为“史料”的口述更客观地关注受访者的经历、遭际和世路，相比之下，社会学作为“内容”的口述注重口述者生命历程中的情感倾向，以求“让个体经验进入‘大写的历史’”。这确实补偿了历史学口述史研究的短缺，正如历史学者定宜庄所说，近年来口述历史开始把普通人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研究主题，“使人们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不仅使史学研究的视角产生了根本变化，也使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这是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也为口述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不过，依然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是否摈斥历史学口述史研究求真、求实的原则？或者说两者是否处于颉颃状态？继续看上述一个与四个烟囱的例证。就历史学者而言，比衬整个口述所呈现的事实判断及其社会意义，这种记忆差异的权重其实可以忽略。但设若此例证中，爆炸的是大楼、列车或轮船，死伤千百人，那么即便口述者的讲述充满了“强度、激情和色彩”，一个或四个的事实性表述差异也必须得到核验。其实，历史学与社会学面对作为“方法”的口述，是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的，并不是说“若以科学的‘求真’为标准，则口述史资料中的情感真实性就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本文再三申说，为了区别于历史学的口述规范和定位，同时凸显社会学的口述特色和功能，社会学口述研究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或“口述记忆史”研究。 五、“共同经历型”口述史 2021年，在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口述历史的新趋向”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敏锐、准确地提出了“共同经历型”口述史（亦称“群体型”口述史）的问题。这把握住了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前进方向——“共同经历型”口述史将成为主流。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亦是如此，周晓虹团队的两大项目即为例证。 值得追问和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的热潮？根本原因是新中国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其他原因则有：新社会史学术思想影响下，“向下”的眼光受到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7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运作状态多为“群体型”，同辈人有回望的心理需要；等等。许多处于“深水静流”中的选题由此被打捞了出来。 传统的口述研究，以唐德刚的口述史写作为例，多聚焦于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历史中的个人”。新中国史研究中也有《陈毅口述自传》《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作品。此类亲历者口述往往关涉较为重大的政治内容，以求解析某一时段中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变故。迥异其趣的是，“共同经历型”口述史近年来蓬蓬然勃兴，典型成果有《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史》《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亲历者口述秦山核电》《弦索烟云：苏州评弹口述历史》《协和记忆——老专家口述历史》《生命的温度：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口述史”》《改革开放口述史》等。笔者编撰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也忝列其中。 事实已昭示，“共同经历型”口述史将广泛涉及新中国史各个领域的命题——不仅总体上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相关，具体层面还会进入教育史、医疗史、环境史、体育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呈现全面进击的状态。从命题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三个分类方向：一是与新中国某一时段的历史过程相关，可称之“线性的选题”，如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学习雷锋、票证时代、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学的春天、青年志愿者行动等；二是在新中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的历史事件，可称之“点状的选题”，如迎接解放的日子、上海“二六”大轰炸、庆祝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三是某些深受社会关注的行业口述访谈，可称之“类的选题”，如对上海译制片厂演员的采访、对上海癌症俱乐部的采访、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在其实践过程中，将会遇到许多现实和理论困扰，相关问题均值得深入总结和探讨。 其中，应特别提及灾患性选题，如唐山大地震、华东特大水灾、上海甲肝流行、汶川大地震、武汉抗疫、大上海保卫战等。国际上，此类选题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如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进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遗址现场，通过采访幸存者和救援者，撰写了《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该书“直接揭示了灾难‘史实’与其背后的‘故事’及其价值观的冲突”，赢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此类选题具有鲜明的“共同经历型”特征，事发时不同的人群处于不同的位置、境况和遭遇中，只有多方采集才能求得真实的全貌。何况事发突然，社会报道、档案记录等往往滞后，且角度和主题另有侧重，故追踪在场人的口述、呈现动态细节和心理印迹，对历史学研究尤显重要。同时，此类选题的场面或惨烈或困顿，将事态与世态、人性与人情全部铺展开来，不仅开掘了史实的深度和广度，更凸显了“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的价值。 “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研究必须辨析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里的“个体”不是指参与或进入历史事件中的人，如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汪东兴、吴德等就不在此列。“共同经历型”口述史采访的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在“群体型”口述史研究中，所谓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实际不是转化，而是统计学意义的倾向掩盖，即主导性的口述内容所呈现的意见倾向，大于部分口述内容中的不同意见。在此应注意，共同的记忆倾向中可能伴随着不同的表述和意见。然而，这不是为“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与方便”，而是证实了“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并由此构成了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注重“说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说”的正当性。 正是基于这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个体与群体辨析，周晓虹团队对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无私奉献”等集体心态展开了生成史与发生学意义上的讨论。推而论之，即便在采访中出现“不真实的”陈述，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也认为其“在心理上（常常）可能依旧是‘真实的’”。既然“集体认同”的方向是稳定而确实的，何不“从个体生涯的叙述迈向更大的社会结构解释”？ “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其与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人物的口述史即“国家精英历史”不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学偏好国家政治的格局”。概括而论，它是普通人的口述史，故取“自下而上”和“集体记忆”的视角。普通人并非公众人物，却处于公众经历的历史潮流中，以至所谓“亲历、亲见、亲闻”多是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与单位、社会相关联的事务处理和人际交往，这确实可打开一幅大众的生存画卷。正因为如此，“共同经历型”口述史项目才能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集合在一个个有所经历、有所记忆的圈围即“同类别普通人群体”之中，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传播普通人的认知和心念，从而在功能上开创了“自下而上”的工作平台。“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研究不仅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真实面貌，而且能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中，“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 顾名思义，“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研究是将同一时间（起讫可以是一个时间点，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段）、同一空间（属地可以是一个正式单位，也可以是一个非正式团体）的同一群体聚集在采访的平台上，通过倾诉值得寄怀的生命历程来建构集体记忆。一般而论，集体记忆应有“自然类”和“社会类”的区别。前者如灾患性选题中的地震、火灾等，经历者诉说的遭遇、见闻和感受多偏重于自然灾害的瞬间之烈和灾后之惨；后者如政治社会性选题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等，经历者除了诉说具体的参与过程，还会发表感悟和评说。当然，此类区别是由内容的侧重性决定的，故是一种倾向性的存在。更多的选题如学习雷锋、十月的胜利、奥运冠军系列等，则会通过共鸣性的集体记忆达到社会认同。 事实上，“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研究的要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社会认同，以求得“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周晓虹指出，所谓社会认同是形成“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心理尺度”，“它直接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我如何或我们如何的反身性理解”，“认同或认同感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研究的指向，在本质上是源自人群共同经历和共同体验的机缘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和共同认知的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属于某一个时代，是破解那个时代密码的钥匙。 六、口述史的“史学定位” 历史学口述史的定位是作为“史料”的口述，一切口述采集的文本皆须进入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中进行比对、辨析和考订，方可被课题研究所采用。同时，由于口述史料侧重于现场细节和质感，因此恰如左玉河所说，“口述访谈的鲜活资料必须置于宏大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方能彰显其生动之意义”，“进而赋予国史书写以灵性，使国史著作内容丰满、生动感人、富有可读性”。如笔者编撰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记录了许多零散却很生动的情景：两辆上海医疗救援队专列紧急北上，颠簸一整天后接近天津地域，列车走走停停，已见有低矮的房屋倒塌了。赴唐山的铁道已被破坏，大队人马移至杨村机场，等待不同型号的空军飞机往返送进灾区。时值盛暑，大家躲在飞机机翼下避免暴晒。女同志如厕，只能靠四个人拉起白毛巾围成圈。在一架装载坦克的运输机上，轰鸣声巨大，机舱密不透风，许多医护人员晕机，于是机组人员打开驾驶舱窗户和机舱尾部的两扇门。小飞机也很闷热，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有人问有没有水，飞行员回答说，机上没有水，但桶里有牛奶可以喝。有的医疗队在机场过夜，铺上塑料布，以地为床、以天为被，早晨用草丛中的露水打湿毛巾，洗把“露水脸”……这些口述资料有场景有氛围，其特点和功能弥补了档案中的粗略或空缺，可成为整体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 周晓虹团队曾对历史学口述史研究的定位提出质疑。周晓虹指出，长期以来，“口述史及社会记忆常常被作为正统史学的对置概念，后者被认为是客观的，而前者则被认为是主观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难以作为合适可信的研究质料”。然而，口述者存在掩饰、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档案在内的资料“即使不存在伪造或修饰的可能，也不过是亲历者经过自己的个人理解和主观裁定记载”，“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读取”。在此，周晓虹指认史料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是普泛的。刘亚秋也认为，“传统档案观和历史学家的求真假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主导思路是：口述资料的优势在于“具有深层结构特征的生命体验”。她引证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观点认为，“档案还意味着一种规制权力”，会对“思想和表达的范围进行限制”，而这种“纸面的记忆”的胜利源自人们有一种“痕迹的迷信和崇拜”。周海燕认为，“对个体口述叙事与书面材料‘一致性’的要求本身就隐含着将档案资料视为具有更高史料价值的预设”。在此，刘亚秋和周海燕批评了“档案至上”倾向，并凸显了口述记忆的“情感”“体验”特征。 应该承认，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团队对历史学口述史研究的批评在一些具体的“点”上，是可以被吸取和接受的；但在整体的“面”上，因论证得比较简单和囫囵，似乎有失偏颇和公允。而在根本的方向上，这组批评是“试图通过对传统档案观的祛魅”，来反证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在“真假”问题上的定见。其实，这个反证是多余的，也是失策的。之所以这样讲，牵涉口述史的“史学定位”以及口述记忆的“社会学路径”。 众所周知，档案包括立卷归档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文、公告、报告、批件、简报、人事材料、统计报表、财会簿册、技术文件及各类影像等。从档案形成的过程看，一般是因地、适时的记录和发布，其客观性是实在的。它们先是作为工作实况的留存，服务于时局，后随世事嬗变，因应历史学研究需要，成为重要的史料积存，其史料价值（包括数量和质量）也是稳定和确实的。当然，档案自身存在局限性，即使是当时真实的文本记录也会打上时代和背景、立场和倾向之印迹（若有篡改、伪造档案的情况，更是另当别论）。所以，正如多年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定宜庄所说：“仔细地辨别口述材料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对待文献史料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口述是史料，档案也是史料，档案记录不可能涵盖史实的全部，而是时常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故档案也一定要回到“合围型”史料群中进行辨析、考订，既参与验证其他材料，也被其他材料所验证。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明确要求口述历史丛书的撰稿者“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并指出：“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对文稿进行整理时，“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 刘亚秋还引用保罗·利科的观点说，口述是档案的前身，口述见证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了文献。利科就此提出问题：“从口头见证到文字见证、档案文献的转变，对活生生的记忆而言，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这个批评是泛指。档案中的口头报告、会议和电话记录等确是口述在前、文字在后，但那都是现场的讲话记录，而访谈中的口述则是回忆性的讲话记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档案需要求真、求实的验证，但遵循这一程序就能解决问题吗？档案是复杂的、多重的。历史学者张荣明指出，“在冲突性的社会事件中，至少存在两件以上内容对立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中一方的缺席是值得怀疑和审慎对待的，我们看到的‘证据’很可能是片面之辞”。再则，即便是同一方向、同一主题的档案，也不会是单株的，而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应有多个全宗号的记录。如笔者编辑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档案史料卷）》，仅医疗队的内容就牵涉卫生局、教育局、医药局、商业局、轻工业局、交通运输局，以及北京、唐山指挥部等单位的档案。所以，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查档是历史学作业的常态，甚至有的专题还需查询留存在海外的档案。若是遇到多条线索交错构架的选题，不仅多条线索的档案需要互证，更关键的是考验历史学者审读档案的能力，即能否因厚实的学识积累而具备一双穿透档案记录的慧眼，把握其中复杂的背景、因由、立场、舛互关系和微妙变化。此为历史研究利用档案的要诀。由是可见，对口述史的内容进行比对、甄别，更是必需的。 刘亚秋引用保罗·利科的观点说，“文献建构了事实”，所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是在“自己所关注的经验事实、档案以及留下的痕迹基础上去建构自己所关心的‘故事’”。实则不然，历史学对搜求史料的要求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即围绕每一个课题，以最大的努力去建立“合围型”史料群。若是发现内容不一致的史料，反而增加并证实了事实的复杂和蹊跷，更值得深入追寻和探究，故一般不应采取“选择”史料的办法，此为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所决定。在追溯过往中不断推进，“无限逼近历史真实而又无法完全得到历史真相的追逐历程”，正是历史学的魅力和动力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周晓虹团队对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不尽准确的反证性批评，固然彰显了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之优长，即尊重现场（人或人群）的口述记录，通过“记忆—建构”来破解当下（人或人群）对过往的评说，却没有通解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之要旨，即不只是口述史料，包括主干性的档案史料，都必须进入“合围型”史料群中进行考订。这不仅混淆了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与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学科定位的界限，也削弱了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守正。 笔者已在本文中再三强调，关于口述研究的真实性问题，社会学作为“内容”的口述并不纠结是否符合史学的“真假”标准，而注重现场述说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的真实，并以此解说社会历史变迁。这是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要旨，确为口述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历史学作为“史料”的口述只求通过甄别真假后融入整体研究，并不追寻由一个事件或一段史实构成的“故事”。其实，这已经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是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与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旨趣、要诀、范式、目标的不同。 七、结语：两个关键问题 在上述章节中，笔者以一位历史学工作者的身份回应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讨论，多角度阐释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以“记忆—建构”为范式的主旨和优长，并通过重申历史学口述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来确认口述研究界存有两条既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路径。准此，本文再三提出，社会学口述研究的准确表述应为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而不应称社会学“口述史”研究。这不仅是称谓问题，更是学科定位问题。 时下，围绕新中国史展开的口述研究方兴未艾，实践上和理论上均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查阅国内领衔的专家名录，历史学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之一左玉河和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代表之一刘亚秋，分别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左玉河指出：“现在人们通常谈论的所谓‘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层面，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切准了历史学口述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脉搏，为全面提升口述历史的水准构筑了讨论的平台。左玉河提出，口述史研究合格与否的标志在于“是否对口述的内容进行加工润色、是否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进行筛选”，并举例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历史时，“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各占百分之五十”；做李宗仁口述历史时，“对考证的要求更高”，而最后的底线“应该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同时，左玉河也承认有不同意见，如“访谈者不应该介入”“过于介入也会产生危险”等。 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以下问题：如何对大量呈现“口述史料”的作品作出评判？如何促使“口述史料”作品向“口述历史著作”迈进？唐德刚的作品是否可以算作范本？今日是否有成熟的样本来展示口述史的样态？如何从理论上对口述史与秉笔直书的关系作出深入说明？关于访谈者的“介入”，如何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历史学口述史研究如何吸取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优长？凡此种种，均期待口述史学界进行有所建树的研究和回答。 刘亚秋指出：“一些‘圈外人’认为，社会学就是用一堆‘精心’收集来的材料去证明一个常识。这个批判在很多社会学者看来是不熟悉科学的逻辑所致，因此，可以不加理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一提问方式恰恰质疑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者在行文中仅仅是让别人感受到生活常识吗？难道没有给读者甚至给自己一点常识之外的惊喜吗？这样的质疑事实上考验着社会学的洞察力。”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切中了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学科建设的襟要，同样为全面提升口述历史的水准提供了讨论的平台。刘亚秋指出，社会记忆研究提出记忆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记忆中的反思性作用”，而“个体记忆中蕴含着的丰富思维”，“可以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思考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和领域问题”。 就此，为什么“圈外人”会有一种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结果仅是“常识”的感觉呢？这是个别的或偶然的情况吗？若是集体记忆印证了当年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内容，这种印证是一种成功吗？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机制如何孕育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包括新知识的产生和新理路的展示？若是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成果只是口述采访的合成，与历史学的“口述史料”作品有何差别？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记忆—建构”的要旨和功能如何呈现？成熟而完整的“记忆—建构”作品是怎样的样态和构架？“记忆—建构”理论如何创建性地阐明处理事实与叙述、个体与集体、主观情感与客观立场复杂关系的诀窍？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如何处理采访中出现的价值判断分歧？背离档案是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的客观定位还是主观选择？是否有可能接近档案？如此问题的探讨和解答，或将有助于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 歌 编 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