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军鸡西人，个子较矮，身材中等，瓜子脸，眼睛不大，面色有些晦暗，显得有些营养不良，虽然不苟言笑，但却十分友善。我分到二排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与包立军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我的印象里，包立军为人朴实、善良、谦和，内向，不善言表，不管是干什么活，他总是一个人闷头苦干。包立军是被1970年4月27日的大火吞噬的，去世时只有21岁。虽然那场人为的灾难，已经过去了48年，可当年的发生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依然是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记得火灾发生的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副连长刘文瑞来到配电室，通知我龙王庙方向着火了，全连都去救火了，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破坏，命令我到连部拿一杆步枪，去守卫大油罐。当时机务排的柴油罐，安放在村子的西南方向，距离小学校不远的大路边上。我到连部取了枝7.62步骑枪和子弹，就急忙赶到了油罐。油罐有三、四米高，为了便于观察周围的情况，我爬到了油罐的顶上。因为是初春白天较短，没过多一会儿，天就开始暗了下来。我站在油罐顶上，向南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升腾的烟尘和一道隐约可见的火线。就在这时，包立军吃力地弯着腰扛着一捆铁锹路过油罐，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我想一定是大家去救火了，把工具丢在了地里。没过一会儿，包立军又急匆匆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他经过油罐时边走边问我:着火是在那个方向？我告诉他是龙王庙那边。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火光映照着半边天，包立军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中。此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我与包立军生前最后的诀别。
接近后半夜，风向变了，火光也逐渐减弱，没过多久火光不见了，可是我仍然不敢擅离职守。就在我被深夜里寒冷的北风吹得浑身发抖的时候，师傅何沛元来到油罐附近，边走边喊：小张回家吧，救火的人都回来啦！
第二天全连集合列队清点人数，却发现没有了包立军，因为我当时已经去了配电室，所以没有参加列队。在我得知包立军失踪的消息后，就到连部汇报了最后见到包立军的情况。
又过去了一天，仍然没有包立军的消息。二十七连和二十四连都派人到火灾现场及周边去寻找，并没有发现包立军的踪迹。二十六连派人到附近的沼泽地边上去查看，虽然没有找到包立军，却发现了有人进入沼泽地的迹象。于是连队领导决定派一个小组进入草甸子，寻找包立军。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包立军的人，心里总觉得有义务参加搜寻小组，于是就主动报了名。由于沼泽地里的水会没过膝盖，又有大量的芦苇根和草根，所以连队要求参加搜寻人不能穿雨鞋和棉裤。第三天清晨，天刚亮，我就起床打点行装。吃过早饭，我穿上单裤和一条秋裤，还有那双心爱的回力牌球鞋，打好绑腿，就加入了寻找包立军的小组。搜寻小组的成员一共七个人，除了我和陈宝琪是知青以外，其他人都是老职工，有李宗禹、杨志广、金殿坤、黑德山和蔡国珍等人。我们一行人坐着马车来到草甸子边上，下车后大家分别拿了一些馒头、咸菜和白酒。为了防止沼泽地里的冰裂缝卡住脚，每个人都拿了一根柞木棍，作为探路的工具。
在李宗禹的带领下，搜寻小组越过了一条宽宽的水渠，很快就找到了那处有人进入沼泽地的位置。只见一人多高芦苇已被人压倒，形成了一条窄窄通道，接着大家便顺着这条通道进入了草甸子。四月底的兴凯湖，沼泽地里的冰表面已经大部分溶解，可是四、五十公分的融水下面，仍然还没有解冻。走在接近冰点的水里，腿和脚立刻感受到了刺骨的冰冷。为了驱除寒冷，大家努力地加快着行进的速度。
搜寻小组一路无话，只是都瞪大了眼睛向四周张望，希望能尽早发现包立军的身影。此时的沼泽地里，并不都是高高的干枯的芦苇，还可以看到一片片小水塘里刚刚发出嫩芽的青草，在春日暖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新。不时还会有大雁和野鸭受到我们的惊扰，鸣叫者飞向空中。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快近中午，草甸子里被人趟过的痕迹，仍然在向前延伸，这时大家已经是饥肠辘辘，就一边走一边拿出干粮充饥，并大口喝着白酒驱寒。陈宝琪喝酒的功夫还可以，好像喝了不少，我是头一次喝白酒感觉很辛辣，只喝了一小口就没有再喝。我一路上渴了就喝沼泽地里的水，虽然有些冰凉，可是很清澈，还有点甘甜味儿。
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地急速行进中，时间已过中午。当我们又越过一片高高的芦苇以后，突然间眼前一片开阔，地面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焦黑色，更远处是翠绿的湖岗和青山，我们已经来到了火场边缘。就在这时，大家几乎同时发现，有一片百十米长的芦苇，是被人用镰刀割倒的。很显然，这是有人曾经孤军奋战，企图打一道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见此情景，我们都为这个人的壮举肃然起敬。接着队员们又不约而同地向四周观望，希望能发现包立军的身影。就在这时，李宗禹快步向着距离火场不远的一片芦苇丛走去，只见哪里的芦苇东倒西歪，出现了一道较宽的豁口，大家立即紧跟着李宗禹走进了那片芦苇丛。走了不到十米，芦苇没有了，眼前是一片小小的水塘，一具穿着黄色棉衣棉裤的尸体面朝下趴在水塘中间。见到这身鸡西知青特有的棉衣，可以确认这就是包立军！没有想到，我再次见到包立军，已经浑然隔世，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悲哉！哀哉！
接着李宗禹上前，将包立军的尸体翻转过来，他的面部被水泡的惨白，双眼紧闭。大家都围拢到包立军的身边，心情都十分沉重，脱帽低头向他致以哀悼。李宗禹将白酒洒到了包立军身体的周边，以此祭奠他的灵魂。这时，有人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二十分。
找到了包立军，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根据老职工们推算，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出发的地点，已经有四十多里地了。因为出来时
没有带绳子，我们只得解下绑腿，拿探路用的柞木棍，绑成了简易的担架。在李宗禹的建议下，为了对死者的尊重，没有脱去包立军身上浸透水的棉衣，只是将白色的包裹皮盖在了他的脸上。
由于尸体穿着湿透的棉衣，简易担架六个人抬，都觉得很沉重，再加上搜寻小组在冰冷的沼泽地里，已经趟过了几十里的路，身体都十分疲惫，所以在返回的路上走得越来越慢。当年我只有十六岁零五个月，体重还不到一百斤，陈宝琪的年龄比我也大不了几个月，只是他的身体比我要强壮一些，老职工为了照顾我们俩，就让我们俩换着抬担架。在艰难地走了二、三十里路以后，太阳就要落山了，气温也在迅速下降。我们每个人仅存的体能，都面临着沉重的担架、沼泽地冰冷的水、草甸子高低不平的道路、横七竖八的芦苇、以及迅速下降的气温等等困难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全体成员都意识到，继续抬着尸体走出草甸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暂时放弃尸体，我们还能够走出草甸子，可又很难保证，夜晚尸体不会遭遇到野兽的侵害，面对年纪轻轻的死者，大家都感到于心不忍。经过一番商量，李宗禹提议，让陈宝琪先回去报信，其他人能走多远走多远。陈宝琪走后，剩下的六人继续艰难向前行进，并不敢停顿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就有可能被接近冰点的水冻坏身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六个人都眼巴巴地盼望着救援队伍的到来。眼看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每个人也都已经用尽了全力，大家只好放下担架，不停地活动身体，以保持体温。因为迟迟见不到救援的队伍，又担心陈宝琪回去报信的途中发生以外，李宗禹再次提议，让我也回去报信。我借着微弱的月光，拄着柞木棍，沿着来时的路，独自走进了茂密的芦苇丛中。因为不用抬担架，一开始我走得还比较快，可走出几里路以后，体能明显下降，步履变得越来越缓慢。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双脚在冰水的浸泡下已经完全麻木了，每迈出一步都十分艰难。接下来，我先是要求自己必须走二十步才能停一停，再后来是十步、五步，每次停下来喘息时，我就用柞木棍撑住身体，生怕自己会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我想到了父母亲人；想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想到了北京的红墙绿瓦；想到钟楼和鼓楼；想到了北海的白塔……。此时的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包立军的死因，我仰望漆黑深邃的苍穹一次次自问，难道我也要与这个世界诀别了吗？我从小性格倔强争强好胜，是个从不服输的人。面对死神的威胁，我不停地告诫自己，绝不能放弃一丝一毫生存的希望，就是原地站着不动，也要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就在我距离沼泽地边缘只有几百米，两腿已经一步也迈不开时，前面出现了手电筒的亮光和嘈杂的呼喊声，救援的队伍终于来了。猛然间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兴奋了起来，全身也不知是从哪里冲出了一股力量，我朝着救援的人群大步走去。救援的人走到我身边，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对他们说：不用管我，快去接应后边的人吧！当我走出沼泽地，感觉两脚更加轻快了，居然几步就跨过了架在水渠上的跳板。可就在我刚要走下堤坝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腿一软便失去了知觉。这一天，我在沼泽地里足足走了八十多里路，只吃了两个馒头和一些咸菜，裤子和一双新的回力球鞋也被淌烂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的傍晚了，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躺在医务室里，身边围着许多营部和连队的领导，我想说话，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只是听到有人说：好好休息不要着急。我躺在营部医务室里挂着吊瓶，又昏睡过去了。第三天有不少人来看望我，我想说话可还是说不出来，脑子反应也有些迟钝，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会不会是残废了。第四天早晨，陶大夫来看我，询问我身体的感觉，我张口就回答了他：身体好像已经恢复了，想下地活动活动。这时，我在心里暗自庆幸着，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变成哑巴。后来，据陶大夫讲，我被送到医务室时，血压和心跳已经降低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抢救时给我打了两次强心针，心跳和血压才渐渐回复正常。看来我是幸运的，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使我战胜了死神，从阎王爷的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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