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维也纳的贝多芬纪念碑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手稿 贝多芬曾说：“谁能理解我的音乐，谁就能超越常人难以摆脱的苦难。” 1824年，贝多芬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首演。200年来，这部作品，尤其是其中的《欢乐颂》被称为全世界的“同一首歌”。 然而，我们能真正理解贝多芬的音乐吗？ 本报记者 陈俊珺 酝酿30年，写了6年 1824年5月，维也纳市民在一块音乐会广告牌上看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即将首演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原因在于，作曲家竟然要打破交响曲只由管弦乐队演奏的传统——“独唱和合唱将在终曲登场”。而且，这部交响曲长达70多分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交响曲。更令人担忧的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先生将亲自指挥这部作品”，而人们都知道，他已经失聪。 众人并不知晓的是，贝多芬已经为这部作品酝酿了30年之久。1785年10月，诗人席勒受一对新婚夫妇之邀参加婚宴。他被婚宴欢乐的氛围深深打动，写下诗篇《欢乐颂》。席勒曾说：“调和、真实、秩序、美、完满给我以欢乐。只要我们心中有了欢乐与美，我们就能获得果实。” 1793年，贝多芬萌生了为这首他最喜爱的诗作谱曲的想法。尽管席勒在后来与友人的通信中表示这首诗有些“脱离现实”，但包括舒伯特在内的一批作曲家都很喜欢《欢乐颂》，并为此创作了三四十个版本的音乐。 直到1817年，贝多芬才勾勒出《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1822年，他重写了第一乐章，并制订了第二乐章和第四乐章的写作计划，以及《欢乐颂》旋律主题的开头。他希望这部交响曲的结尾是合唱式的，“终曲充满欢乐，是诸神的美丽火花”。1823年，《第九交响曲》基本成形，并于次年2月完成配器。 54岁那年，贝多芬终于用6年多的时间写就了这部巨著。 首演成功之谜 贝多芬最初希望，《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地能放在柏林，他想把这首作品题献给普鲁士皇帝。 但这部作品的上演需要一个规模庞大的乐队以及一个庞大的合唱团。从找乐队、租场地，到找人抄谱、排练……每一个环节都很烧钱。贝多芬此前的几部交响乐首演，都得到了贵族大公们的慷慨资助。《第九交响曲》却无人赞助。当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贵族们因通货膨胀而遭遇财产缩水，他们无力再支持交响乐。而贝多芬的重要资助人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金斯基亲王、华尔斯坦伯爵都相继离世。 在没有赞助人的情况下，1824年5月7日，《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举行了首演。贝多芬与指挥家米夏埃尔·乌姆劳夫共同挥出了第一拍，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贝多芬示意演奏速度，乌姆劳夫则是乐队的实际指挥。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剧院里爆发出近乎疯狂的掌声与欢呼声，全场观众起立达五次之多，空中飞舞着手帕、帽子，有些观众流下激动的泪水。据说在当时，哪怕是皇帝出场，观众也只起立三次表示敬意。 然而，此刻的贝多芬听不见任何声音。他背对观众站在台上，对身后沸腾的场面毫无察觉。直到女低音歌唱家卡洛琳·安格示意，他才转过身，看到了观众对于这首作品的狂热反应。 不过，关于首演的场景，也有不同的说法。《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的作者、作曲家扬·斯瓦福德曾推测《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可能并不那么成功，他甚至说：“这或许是贝多芬一生中会令他庆幸自己耳聋的一天。”作出这一推测的原因是，首演乐团中有大量业余乐手。82位乐手中有38位来自音乐之友协会，或是志愿者。虽然贝多芬在首演前进行了两场全曲合练和分声部排练，但对于19世纪的乐团技术水平而言，想要成功演绎这部作品，这种排练量显然是不够的。 半个多月后，当《第九交响曲》第二次上演时，音乐厅的上座率还不到一半。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场演出的经济收入也颇为惨淡。 尽管如此，后世许多音乐家都将这部作品视为自己的灵感之源。瓦格纳15岁时，在莱比锡聆听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此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道路。他不仅认真抄写过这份谱子，还将其进行了改编。作曲家马勒听完此作后，深受感动。因为他觉得贝多芬时期的乐队编制较为陈旧，无法很好地表达这部伟大作品的内涵，于是在1895年进行了改编。李斯特则将这部心爱的作品改编为纯钢琴版。 路标还是路障 贝多芬晚年时曾说：“我只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一些美好的音乐，然后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在各位体面的先生面前了结尘世上的事。” 《第九交响曲》问世不到三年，贝多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鼓掌吧！朋友，喜剧结束了。” 有人把《第九交响曲》誉为贝多芬留给西方古典音乐的路标，也有人称之为“路障”。因为在贝多芬去世后，德国浪漫主义交响乐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一方是以勃拉姆斯为代表的保守派，另一方则是以瓦格纳为代表的激进派。 所谓保守，守的是古典主义的传统。勃拉姆斯从年轻时开始动笔写他的第一部交响曲，历经20多年才完成。这20年里，他一直在考量如何沿着贝多芬的路走下去，但又不完全重复。即便如此，他的《第一交响曲》问世之后，仍被视作“贝多芬第十”。主张革新的瓦格纳，同样将贝多芬的作品尤其是《第九交响曲》视为精神源泉。在他创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少数能够上演的非瓦格纳作品，就是“贝九”。 路标也好，路障也罢，贝多芬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间的长途跋涉，或许正是其音乐最大的魅力所在。如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已经演奏了整整200年。它也许不是演出次数最多的交响乐作品，却是外延最丰富的，早已超越了乐谱本身。正如英国音乐学者尼古拉斯·库克在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所述：“《第九交响曲》或许遇到了其他任何音乐作品都未曾有过的境遇，它成了一种隐喻、一个文化讨论的焦点。” 播撒和平、快乐的种子 《第九交响曲》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989年底，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等九大世界名团在柏林墙边举行音乐会，指挥家伯恩斯坦受邀执棒，演奏了“两德统一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全球有超过一亿听众收听了音乐会。 “贝九”演出史上的另一个历史性时刻发生在中国。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成立仅三年的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接到演出“贝九”的任务。执棒“贝九”的，是年仅36岁的指挥家严良堃。他说：“‘贝九’不能说演就演，要像过节一样演。” 1959年7月5日，由中国人指挥、演奏、演唱的完整四乐章版本的“贝九”首次成功上演。当歌唱家们用中文高唱《欢乐颂》时，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79年底，指挥家小泽征尔访华，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也是“贝九”。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正当全世界都在为纪念这位“乐圣”而筹备庆典活动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席卷全球。许多音乐家在阳台或窗前演奏《欢乐颂》，还有一些乐团在互联网上接力演奏“贝九”，试图从这首作品中获得慰藉与力量。 德国指挥家蒂勒曼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每当我指挥‘贝九’的末乐章时，一股巨大的力量会一次次点燃我，我深深感觉到这个乐章揭示出的永不放弃的信念：哪怕又聋又病，但永不放弃！” 如今，“贝九”已成为全世界最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之一，它将和平、快乐的种子播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驱散阴霾。美国音乐史学者哈维·萨克斯在《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中这样写道：“被压抑太久的灵魂相信人类存在某种真理，它们蕴藏于诗歌、音乐和哲学论说之中，它能使人类的心灵不断上升，告别与生俱来的狭隘与偏见。”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