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上海，我们一家常在晚饭后沿着淮海中路、乌鲁木齐路一段说笑散步（父亲王云阶，母亲李青蕙和哥哥王龙基、大姐王梅立、二姐王瑞琍、三姐王颖琍、我、妹妹王晓莉）。当时哥哥上高中住校，妹妹全托在电影局托儿所，他们俩每周六晚上才回家。因为父亲经常出去开会，在家也是在工作室埋头写音乐。所以，每次晚饭后的散步都是我们全家的奢望。 当然，父亲偶尔也会在夏夜陪我在花园里望着那满天的星斗，讲那个永远讲不完的《一千零一夜》。也许父亲太爱我，在记忆中他还教我在院子里抓蟋蟀和知了。在父亲少有的空闲里，他还会为母亲和二姐弹伴奏。琴声伴着歌声会把篱笆墙外的路人吸引过来。跟瘦高的父亲相比，胖胖的母亲就是家里的主心骨了。母亲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我和姐姐练钢琴，然后查看晚饭还缺些什么。家里请了一位阿姨，专门照顾孩子和做饭，直到1963年因为要结婚才离开。 我家住淮海中路1480号，和一墙之隔的乌鲁木齐中路400号一样，都是电影局宿舍，住着不少知名人士：杨小仲，张伐，汤化达等。 经常有上海的音乐人士到家里做客，其中来得较多的是瞿维、吕其明、高田、葛炎、夏白等叔叔和黄准、寄明、杨梦芝等阿姨。我从小听觉不错，所以每次大人们聚到一起时，母亲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给我练耳，她弹奏一些不同音高的音，让我说出每个音的音名。 二 父亲学习音乐的历程非常曲折。我老家是山东烟台地区的黄县（现龙口市），父亲从小喜欢美术和音乐，当祖父带全家迁居青岛后，他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上小学。山东的民歌、小曲和吕剧加上教会音乐的影响，使得父亲对音乐着了迷。但那个年代，中国人对音乐的认识还停留在“吹鼓手”和“卖艺”的阶段。所以，祖父就把父亲送到上海学习美术。 到了上海之后，父亲说服了身为教务长的音乐家潘伯英先生，允许他同时学习钢琴和美术，但每次都只把美术成绩单寄给祖父。后来，祖父发现父亲在学音乐，便派人到上海把父亲带回了青岛。那天，正好是父亲的钢琴演奏会，在父亲的一再恳求下，来人才同意等到演出结束。三十年代初，祖父坚持要父亲去北平学习商业，他便借机会到北平继续学习钢琴演奏和作曲。之后经我大姑姑（地下党员）介绍，父亲到曲阜师范学校教书。期间，父亲因教授国际歌和指挥全校师生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演唱而被捕。三年后，经多方努力，祖父变卖家产才把父亲赎出来。 抗战爆发后，父亲离开了青岛，在武汉，他加入了冼星海办的“星海歌咏团”，开始了抗日救亡工作。在救亡音乐运动中，认识了聂耳，吕骥，孟波，孙慎，麦新等作曲家。也就是在歌咏团，父亲和母亲相识相爱。武汉会战前，他们一起去了重庆，在重庆和李凌，吴作人，吴晓邦，戴爱莲等人举办了一场为抗战募捐的义演，父亲担任钢琴伴奏。 1939年，父亲在成都，为西北影业公司的故事片《风雪太行山》作曲并录音，开启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之路。1946年他带着一家辗转到上海，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任艺术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筹建中央电影乐团。但他就是不愿当行政干部，为此没少挨批评。在他一再坚持下，又经母亲做了大量工作，处长何士德（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才同意父亲于1955年重回上海，帮助上海筹备电影局和电影乐团。 母亲李青蕙随父亲调到上海译制片厂做音乐检查，有时因大量译制工作而不得不一周都住在单位。家里阿姨走后，母亲既要做饭，又要在家教我们几个孩子学音乐，还帮我们抄谱，所以她常常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三 父亲一直为了提高作曲技能不懈努力，他的座右铭是“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更新，知识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创作求美好。”他一生创作了三部交响乐，共为《三毛流浪记》《护士日记》《林则徐》《小足球队员》和中国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等五十多部故事片作曲。其中《护士日记》的插曲“小燕子”至今广为流传。 我是从小听着父亲写的音乐长大的，尽管父母非常疼爱我，但我从小体弱多病，所以父亲就找到山东武术老师的师弟王子平学习查拳，后又送我去学华拳，希望我的身体强壮起来，可惜当年的我既怕苦，又不喜动，结果什么都没学会。 1964年我和小姐姐一起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但我和姐姐双双落榜，给了父亲一个打击，也为1977年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埋下了伏笔。 1966年冬，父亲被隔离审查，书和钢琴都被搬走了。由于译制片厂只有母亲一人搞音乐，为了完成一个月二十多部译制片的任务，母亲没被隔离。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长，花园的竹篱笆被毁坏，有一群年轻人来到花园练习摔跤。他们看到正在家里呆坐的我，就叫我出来，并说：“如果你不出来，就砸玻璃。” 我非常害怕，怕他们真把家里玻璃砸了。无奈的我走到花园想问个究竟，原来，他们是要把我当沙袋！一个下午过去，他们六七个人都练累了才罢手。我被摔得动弹不得，没吃晚饭就睡了，记不得第二天是怎么下床的。可是，下午他们又来了，我又被摔得动弹不了……这样漫长的冬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似的。 在这段日子里，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自身强健，才能不受欺负。我喜欢上了摔跤和武术，胜利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我，我从被摔渐渐开始明白怎么能不被摔，再后来就开始摔他们了。与此同时，我和他们也成了朋友，并开始向上海的几位武术老师学习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和心意拳等武术技艺。 四、1969年初，两位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1970年4月，我报名到安徽金寨插队落户。当来到大别山腹地，第一次住进那间终日不见阳光，满是跳蚤，已经十年没人住过的房子时，我才真正懂得了农民的苦。 在农村，我和农民一起学习插秧、采茶、种玉米、种麦子、打柴、烧土灶等等。1971年夏天，我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为了继续参加劳动，每天早晨和大伙儿一起出工，可一到中午就开始发烧，得马上返回知青点。有几次在山上种玉米，因为离知青点二三十里地，拖着高烧的身子走一段爬一段，经常是我还没回到知青点，其他知青已经回来了，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搀扶着我回家。当时大队赤脚医生给了我奎宁片，老乡也为我去找草药。经过两个月的漫长治疗，病情才有了好转。不过，人也基本只剩下皮包骨了。10月底，我返回了上海。 1971年冬，在内蒙古插队的姐姐们，努力考取了青海省歌舞团。当时，妹妹已学了两年大提琴，并在1972年初考进云南省歌舞团，这无疑对我是一种鞭策。为了能早日考上专业团体，我早晨五点起床一直练到晚十点，中间只做一顿饭，其它两顿都吃泡饭。为了不影响邻居，我就用紫铜自制了一个小提琴弱音器，再用夹子夹在弱音器上练琴。这期间，母亲因厂里大量的翻译工作经常十几天才回一次家，父亲也被“解放了”，只是没有安排工作，被送到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每个月回家一次。 1972年12月，我也被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录取，当了一名乐队员。1977年11月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4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