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睿珺寄语新民晚报读者
◆孙佳音 “朋友们，走过路过别忘了进影院坐坐，看不了吃亏，看了不上当。电影里面有福利，坐在空调房里学烤鱼、学种地、学造房、学谈恋爱学养鸡！包看包会，随到随学，零基础零门槛，人生路漫漫，多门手艺多条路……”电影《隐入尘烟》全国公映前一晚，导演李睿珺在微博“叫卖”自己的第六部长片作品。 走进影院，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平实、节制却又细腻、诗意、动人的爱情故事里，裹藏着中国农民对于土地深沉的眷恋。 生活中的李睿珺，不幽默也不善于自嘲，跟自己的电影一样，质朴、坦诚。接受新民晚报独家专访时，他说，中国农村，尤其是西北农村值得自己用一辈子去拍。 1 故乡 “西北农村”，在李睿珺的电影里，大约就等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这里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镜头最多甚至可以说始终对准的地方。“在花墙子，我拍了五部电影，有四部长片和一部短片。在故乡拍电影，这好像逐渐成了我的一种风格，其实我最早决定回村子里拍，是因为缺钱。”他语速很慢，但听得见坚定；他表达直白，却听得到温柔。 2003年，李睿珺从山西传媒学院毕业，到北京闯荡，想接近电影。他做过电视台编导，但后来觉得自己搞不了，“索性就换一个工作。那几年，我的状态经常是工作半年，辞职半年，再工作半年，再辞职半年。”还好他生活成本很低，“回锅肉盖饭能吃两个月不换，无非租点影碟看些电影，买不起书就不买，中关村图书大厦有免费的小板凳，能看一天，我的大部分剧本也是在那里完成的。”2006年，23岁的李睿珺用父母准备到县城买房子的十几万积蓄，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超支很严重，口碑也一般，但他却着了魔，上了瘾，一拍16年。因为缺钱，李睿珺把亲戚一个个全都张罗来演戏，一演十多年。 过去十年，并不为大多数国内观众所熟悉的李睿珺，曾凭借《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凭借《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凭借《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入围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今年，《隐入尘烟》跻身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也是新冠疫情蔓延以来，第一部进入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 李睿珺并没有去柏林，“电影去了就好了”。参赛甚至得奖本不是支撑他拍电影的动力。“我觉得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值得被讲述的故事。”他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有太多别的导演去拍，“不是那么需要我来拍”。他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太大了，“假如没有去过农村，没有去过甘肃腹地，甚至可能不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同一个时代、同一时间的不同纬度，还有一群人在经历那样的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物质生活。”他说，作为那里出来的人，有机会从事影像工作，“我不去拍，就少了一个人去拍。那我就去做一个那片土地的记录者。” 2 培育 《隐入尘烟》里饰演马有铁的武仁林，是导演的姨父。如果说女演员海清，住在花墙子村十个月，所有任务是把自己熟悉的、系统的表演方法全部抛弃，回归到生活里面，去切身感受这个空间和这个空间里面的人，“那么姨夫的任务就是要学会表演，学会去塑造角色，学会每一遍都做得差不多——走位、表情、转头和情感的流露。”李睿珺说，姨夫虽然平时也种地，但他并不是马有铁，“他第一次演主角，压力很大。农闲时，别人都在打牌，姨夫在反复读剧本。”不过，其他配角就要轻松和从容许多，扮运粮老板的是李睿珺的亲哥，“他一直在帮我做制片，也演戏。组织大家来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我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我母亲。电影一开始，喊老四‘你赶紧来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亲’，那其实是我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 电影就从这样一场残酷的相亲戏开始。曹贵英身体残疾又丧失生育能力，兄嫂嫌弃她无法为家庭提供更多的价值，急于为她找到下家。马有铁父母早逝，他老实巴交，沉默寡言，常年被哥哥一家欺压，活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个老光棍。于是，村子里最落魄、最边缘、没有一点积蓄的两个人，组建起属于他们的家庭。于是，两个从未感受过家庭温暖的底层农民，逐渐在对方身上找到了缺失的安全感，爱与被爱的可能性，以及最宝贵的那种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尊严。于是，他们拼尽自己所能，想要给彼此一个家。“村子里面原来就有这样的个体存在，到今天还有。如果我们范围再拓宽一点的话，每一个集体、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组织或者每一个小的团队里面，甚至在一个剧组里面，都有那种特别出挑、容易被大家瞩目的人，也有那些默默地站在角落、沉默地做事情的人，他们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他们又是存在的。”李睿珺说，这样的人更值得被看到、被听见、被关注。“想拍这个题材的念头有五六年了，它一直在我脑子里，就像你种了一颗种子，一直在全情地陪伴它生长，生根发芽，给它施肥，丰满它，它一直都没有长到可以拍的时候。到2018年年底，我觉得它成熟了，所以2019年，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坐下来，把它变成文字，然后去修改、完善这个故事，拍了这部《隐入尘烟》。” 3 浪漫 《隐入尘烟》并非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在逐渐空心化的中国农村，两个人、一头驴，日复一日地耕作、建房、吃饭、睡觉。哪怕是那个忽然又残忍的结局，在李睿珺看来，也不过是“日常”。他说生死对于农民来说是日常，“开春养一只猪，年终时杀掉，再养下一只猪。开春养一波小鸡，养到年终，杀掉招待客人，然后再养。粮食种下去，有了新的生机，秋天收获，不管今年收成怎样，明年都能再开始。农民对于生死的理解，有他们的思维方式。”语气缓慢而平静，李睿珺说，“我们真的养了两头猪，从小猪仔开始养，到这个电影拍摄结束。平时一直要照管的这十只鸡，也是我们真的孵出来的。”剧组在一年的过程中，照管饲养的家禽家畜，按照季节和特定的周期，拍摄农作物的生长。难得地，他讲话的节奏快了些，“买了一个孵蛋器，计算好21天的时间，等它开始要啄壳的时候，才开始拍摄。观众能看到有的鸡在撑腿，蹬那个蛋壳；有的刚把蛋壳啄开，那是真实的在出壳和刚出壳，电影里几秒钟前刚出壳的小鸡不是特效。生命有一种欣喜。它原来是一个鸡蛋，现在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拍到那个画面以后，大家是很开心的。”回忆拍摄经历，导演的语气中有一种喜悦。 在这部电影里，主角不仅是两个离不开村庄的中年人，而且是离不开他们的那头驴，还有土地和时间。浪漫是什么？浪漫是贵英从胸口像掏出自己的心一样，掏出一个捂热着的水瓶；是老四在贵英虎口处重重盖上一朵麦粒花；浪漫更是四季更迭，万物生长，“你今天背着书包路过的时候，路边的一朵月季刚刚开，你还闻了一下，明天你路过的时候就枯萎了，然后旁边就有新的月季开了。”李睿珺这样说。 作者手记 像个农民 采访时，有一种感受，李睿珺拍电影，和他镜头里的西北农民种地，是一模一样的。 导演要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写一个故事。“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写下去，然后做细致的修改，再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反复推敲，直到你认为每一句话，每一个描述都准确的时候，那就是好了，那就结束。”李睿珺的剧本，始终是手写的，他打趣说，这样不用在星巴克跟人抢电源。 导演要参与置景、美术。片中那个土坯房子，是他和姨夫的儿子一起盖的，趁着剧组停拍的间歇，“只要有空就在拉土，然后混泥、拖砖……一下雨我们所有的人都疯了一样，去拿那种大块的塑料皮，赶紧把它遮住，有时候晚上还不放心，要去看看有没有漏雨，别把它泡坏了。” 导演要忙活剪辑、配乐。收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入围通知的那个午夜，李睿珺说自己没有太多情绪，“当时主要在想，如果暂时回不来（北京）的话，后续的很多工作就要加紧了，比如声音、配乐，很多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 导演还要全程参与宣发，连我们的采访都是在他路演间歇完成的。李睿珺说，这两个月几乎把他一年的话都说完了；他说盼望市场能给他们这样的影片稍微开一丝丝缝隙，“让喜欢不同影片的观众有机会在影院看到它们，也希望能给资方们少亏一些钱，让有志于做不一样影片的导演们未来还有可能性。” 终于，辛苦耕种，有所收获。尽管排片依旧不高，但上座率很好，口碑更好。李睿珺反反复复地说，谢谢有爱并且温柔的观众，“把你们善意的目光投向了银幕内的老四和贵英。让他们获得了日常中不曾获得的注目。” 一个农民，尤其是一个中国农民，哪怕丰收，也是不敢也不甘懈怠的。李睿珺说下一部电影，他还是会拍那片土地，“拍一个普通家庭，讲他们如何面对情感，面对爱，面对信仰，面对生命。”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