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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邦德教会好莱坞的事

时间:2015-11-06来源:文汇报 作者:文汇 点击:
亨特和伯恩这些晚辈当然对邦德老先生造成很大压力,但他没有失业,更没有被超越,因为亨特和伯恩的那些本事,是邦德教会好莱坞的。
《幽灵党》开始于邦德在墨西哥城的亡灵节游行里执行任务,这个一气呵成的段落可以当作墨西哥旅游局的宣传片来看。事实上,一场说走就走的环球旅行已经成为间谍这个职业的标准配置,过去很多年里,邦德一个人享受着奢侈的候机室,后来,一个叫伊桑·亨特(《碟中谍》)的后生频繁地分享他的商务机特别通道,可能还有一个叫杰森·伯恩(《伯恩的身份》)的外勤人员暗搓搓地在机场咖啡店里偷窥他们离开。亨特和伯恩这些晚辈当然对邦德老先生造成很大压力,但他没有失业,更没有被超越,因为亨特和伯恩的那些本事,是邦德教会好莱坞的。




剧中邦德是电影界最先觉悟的“国际主义者”,看清电影民族性和海外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

  
  1959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专栏编辑把宅男作者弗莱明忽悠上飞机,有赞助商为这次环球旅行埋单,弗莱明要做的是在途中定期发回专栏。但他自认是个糟糕的旅行者,写文化苦旅的专栏是个苦差,贴心的编辑安慰他:“就当是为邦德小说搜集素材,从已经出版的6本小说读者反馈看,就算他们唾弃邦德和花瓶美女,但他们很愿意为异国情调的故事埋单。”后来,弗莱明在《大都名城》的序言里写道:“我的护照本上贴着一打签证,我带着一只公文箱和一台打字机,穿着一件有很多暗袋的西装,每个口袋里塞着支票和钞票,从伦敦出发,一路往东,沿着香港、澳门、东京、檀香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芝加哥和纽约这条路线,绕地球一圈。回到欧洲后,又到柏林、汉堡、维也纳和蒙地卡罗转了一圈。”从此,邦德成为全世界特工里最勤快的外勤人员,为女王服役的50多年里,他去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幽灵党》大概创造了他单集飞过的最长里程,始于墨西哥,回伦敦中转,之后奔波于摩洛哥、意大利和奥地利。当年,弗莱明的编辑是明智的,因为他的那条建议,旅行和马天尼(现在换成了喜力啤酒)、欧米茄表、阿斯顿·马丁跑车以及美女,构成邦德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有关旅行这件事,邦德是好莱坞的先驱和带路党,步他的后尘,机场快要被好莱坞剧组挤爆。《速度与激情7》的行程单上列着日本、阿塞拜疆和阿布扎比。《侏罗纪世界》旅行团是一支多国部队,印度CEO带领中国科学家和非洲裔法国籍助理。《复仇者联盟2》奔波于约翰内斯堡、北非海岸、撒哈拉、汉城和东欧小城。
  邦德远远地走在时代前列,他是电影界最先觉悟的“国际主义者”。很早以前他就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喝酒泡妞的流氓,他在剑桥就读东方语系,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执行不同的任务时说过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甚至自学了一点丹麦语,他的女性同事真诚地赞美他“是个语言天才”。邦德出道时,他的旅行特权一定程度地寄托着帝国旧日荣光的移情——当这个国家在现实中从牛市转向熊市,至少电影里的它的一点点动静仍然能影响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文艺对政治的抚慰,但是娱乐更有现实的经济诉求。在1960年代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电影市场在美国,邦德系列的立足点固然是英国身份“骄傲的证明”,但如果太英范儿民族主义,电影卖不出去,是万万不行的。1964年,《金手指》大量在美国取景,后来成功攻占美国市场,成为那年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两年后《霹雳弹》再接再厉,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两部邦德电影的收益很可能高过《大白鲨》,在大片时代来临前的十年创下大片的记录。
  邦德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英国性”,让他最早地看清电影民族性和海外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几十年在商业压力的锤炼下,成为好莱坞的教科书和业界良心代表。最初他满世界奔波时,好莱坞电影的版图甚至不愿跨越墨西哥边界。大制片厂长久以来满足于电影里小国寡民的景观,因为直到1990年代中期,全球电影票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北美,英国电影人穷尽本事,让邦德从30%的弱势方里杀出一条道,把这个纨绔间谍倾销到北美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好莱坞大片厂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全球票房约63%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是增长最快的地区,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被认为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票房的主要来源。A级制作的投资和风险都在加大,文艺和地缘政治的捆绑成了攸关生死的经济基础,传统好莱坞的观众分析方式是二维坐标系,x轴是性别,y轴是年龄,现在有必要添一条坐标轴:国境。
  好莱坞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国内国外市场的分裂,2014年美国本土最卖座电影是《美国狙击手》,而这片子出了美国只在有限国家的艺术院线里露面,导演伊斯特伍德直接说:“让统计数字见鬼去,我只给我的国家拍电影。”《狙击手》很大程度是美国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主义在电影里的投射。可如果谈论用电影来爱国,大概没人比邦德更爱祖国爱女王,但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大意是:“我很爱我的国家,虽然它傲娇又别扭,我愿意和你谈谈,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喜欢它和它的烂天气。”这是老先生邦德教给好莱坞的重要一课:保持内在骄矜和外向的开放姿态,并不矛盾,尤其当遗老遗少的帝国余情散去以后,留下的便是开阔的眼界,而在什么环境里发生什么戏剧,是关乎当下“大片”命脉的问题。
  当然,这套叙事的核心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白人男性丈量世界,那,就是另一个棘手的话题了。
(责任编辑: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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