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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加耕人生札记（14）
 抗 灾 记 我家住盐城县西南乡，与水乡兴化一河之隔，是典型的里下河地。西边是洪泽湖、宝应湖的大堤，水位高于我们这里的屋顶。我听母亲说，民国二十年发洪水时，我家从舍上搬到庄上老叔叔那里，屋里用门板搭在屋梁上为水搁子，人就蹲在水搁子上，什么老鼠和蛇都爬上来，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1949年解放了，是新社会了，但也不能一下解决水灾。这年秋天又发大水了，主要是连续老天下雨，积水爬上了场头，加上兴化的客水压来，那里通往黄海的河道没有造闸，形成海水倒灌，一片汪洋。县、乡干部组织合陇堆的各个村的群众在四周大堆上用踏水车向外面的大河踏水。我曾划小木船给踏圩水的哥哥送中饭。他比我长9岁，当年18岁，作为整劳力日夜踏车，把脚都踏肿了。可是老天不帮忙，一阵大雨来了又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是前功尽弃，明知效果不大，但还是坚持踏车车水……我家住在孤头舍子上，大水围到门槛了，但总算雨停了，不然房漏屋倒，不堪设想。我永远不能忘的是一次台风加暴雨，深夜，我家草房的北墙被风雨冲刷向里扑倒在我睡的坏木床上，床撑子被打断了，我掉在床底下，父母把我从土堆下扒出来。万幸没有生命危险，真是听天由命，毫无办法，想想感到害怕。 由于我们地处锅底深的里下河，首先要解决全局的水系。1950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所以组织动员江苏、安徽两省40万民工历时三年来建造排灌两用水渠。我的哥哥也参加了。大家硬是用人工排、挖、抬，开成了长达100多公里的排灌两用水渠，加大了对高宝湖、洪泽湖等水的排水走廊，而且在黄海边的灌河口、射阳河、新洋河等建造挡海潮闸，这样从大的方面解决了里下水涝灾害。接着经过十年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做到上、中、下小渠道配套，而且把大圩、小圩建起排灌站，逐步建成了稳产高产农田。这是变梦想为现实，配套良种法，逐步解决了温饱。 前面说到，在里下河地区大的水涝灾基本解决了，但还未来得及搞中、小圩框口配套之前的大水：一是1949年伏水围门，一次算是严重的年份，以后3—5年光景就要遭一次伏水；二是1954年，这是我从尚庄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的那一年，连续一个多月的降伏水，就连尚庄完小大操场都一片汪洋。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到农业合作社帮助排涝，学生涉水到腰深的河边，把农民挖的荒土块一个个传递到大人手里，做成拦水的圩堤，有时冒雨干。虽然在水下冷，但同学们热气高，也就不觉得冷；加之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做小圩，这有利于排涝，也忘了劳累。 到1958年又一次发大水。那年我从盐中初中毕业，因父亲得了伤寒险乎死去，求医拜佛才死里逃生，但体质明显不行了。我在家乡生产队劳动一年，挑小河工，脏活、重活都抢着干，被评为模范社员、优秀团员。当年发大水，我参加排涝抗旱，整日整夜地干，一天不少，一步不落。苦惯了，干惯了，这就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 1962年是大水之年，我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大雨围门。在公社礼堂开会，雨下了一夜，人走不出去，到天亮散会，撑小船回家。公社领导安排我到公社邮电局，每月30元，老娘托人把我行李带到会议，我又带了回去。一路上一片汪洋，场头队房倒的倒、塌的塌。我们本队场头的石磙子已淹下去了。我立即组织社员用大木船将队房里的粮食、化肥等运到庄上，存到社员董步成家。由于当时是单一种植水稻，早稻栽下去没人管理，草没有锄，晚稻来不及插就发大水了，这一年八亩地未插秧，白白地荒了一年。 三年以后，也就是1965年，秋收时又连续下大雨，加之客水压境。我们场头如家二个月不回家，用洋车篙子支撑倾斜欲倒的队房，直到伏水退了才回家。我组织社员抢割成熟的水稻，在深水田里把脚大拇子戳了，化脓感染，钻心般的疼痛。我坐木船到公社参加三级干部大会。我一跛一瘸地到离公社三华里的旭东，目的是看看红銮。因为彼此都太忙，又没有电话，所以就忍着脚疼到旭东。外边下着雨，我住在过盖厂（厨房）走廊的竹床上过宿。第一天我就回家了，因为我是一队之长。我找了一根树棍拄着，到10华里外的生产队投入抗灾斗争，最后取得了抗灾的胜利。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