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卢正国
都说人的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对我来讲，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海青年学生。牙牙学语时，就熏陶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社会环境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革”初期，由于在学校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被推举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没多久，校革会被红卫兵造反解散，我只好停课在家看书、健身、练习书法、学拉二胡等乐器。 记得学校复课后的1968年10月，我接到了首批带队下乡去江苏大丰农场的红色通知书，11月就要出发，感到十分突然。经过几天的苦苦思索，我决定不去大丰农场。后来受同校同学胡洪海首批到西双版纳后给我寄来的一封信的鼓动，我不仅主动向学校报名要求到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而且还和顾家康邀约了一些同学组成了上山下乡“战高原兵团”一起赴云南，当时本溪中学还专门授予了我们一面红旗，并赠送了钢板蜡纸等宣传印刷工具。 1969年4月2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一行600多位杨浦区的中学生，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彭浦车站。告别时，我们全家都赶到火车站送行。当列车缓缓起动时，全家人与我挥手以泪惜别，为了不使母亲过度伤心，只有我还扒在车窗口强颜欢笑，与家人和同学挥手告别。谁曾想到，这一别至今竟已弹指五十余载，我从一个在云南举目无亲的上海插队知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云南人”了。 50多年来，我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辛勤耕耘、芳华青春，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边疆民族地区繁荣昌盛的伟大事业中，自己也从一位上海插队知青，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培养厚爱下，成长为一名省级的工会领导干部。 回首往事，感叹万千。但令我最最难忘的还是那艰苦的知青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插队的地点是在文山州砚山县大稼依公社，我们8男3女11 位同学分在一个集体户。我是户长，既要收拾整理自己的行李，又要张罗集体户自己开伙的各项准备工作，好在我们的带队干部是生产队委派的王老倌。 他是四川人，五十开外，浓浓的川音，是一个热心肠老人，帮我们买箩筐扁担，教我们如何安装锄头，如何挖马口自己种蔬菜，传授我们各种农活的技术。每天还一大早就来到我们住的门口喊“出工啦”，使我这个集体户长当得也挺轻松，每天只要组织好大家早请示晚汇报和学习就行了。更好在我们集体户有三位女同学，值班烧饭的事都由她们包揽了。 大稼依是个大集镇，二十个生产队沿街而分。全公社5000多人集聚在一起像个小城市，有小学、中学、县级的大粮管所。每个星期天都还有大集市，周边几十里外的老百姓头天晚上就赶着牛拉着马来赶集，一公里多长的主街两边挤得水泄不通。当地老乡跟我们讲，解放前大稼依有“小香港”之美誉，繁华的景象是远近闻名的。 我们知青住的村街头是公社所在地，门前有个小广场，是每周赶集市的中心区。周边有兽医站、缝纫铺、小食馆，还有市场管理所。村边有一座小桥，桥下有一条小溪叫沙拉河，是周边农民唯一的饮用水源。 如何在这条河里取水也是队上的农民教我们的。取水时，我们挑着桶带个瓢，到溪边沙滩上拿瓢先挖一个小坑，水就慢慢地渗进来，再轻轻地用瓢把混水一点一点地淘完，待细沙里渗透出来的水清澈的能照清人的脸时，然后再轻轻地把水一瓢一瓢地打捞进水桶里。挑水时在水桶里还得放一片南瓜叶子，水就不会晃出来，这都是当地农民兄弟传授给我们的生活经验。 刚到农村时，思念家乡和亲人是免不了的。我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不轻易外露的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在学校时同学说我少年老成，到工厂后上海同事称我为“小诸葛”，有事都愿意找我商量。在农村，对知青来讲，最艰难、最难熬、最磨练人的还是“劳动关”。刚开始下地劳动时，我们年轻气盛，以为这些简单劳动算得了什么，谁知两天下来，个个腰酸背痛，收工一丢下锄头扁担就往床上躺，什么都不想干了。早上只要一听见王老倌在门口喊“出工啦”就发毛了，有的知青干脆当着没听见，找借口就不去了。我是集体户长，谁不去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在集体户里，我的体力不是最强的，但我每月的出工率和顾家康、王兆琪等同学一样都是知青集体户里最高的。生产队老乡给我和顾家康、王兆琪的美誉就是“拉超”（勤快的意思）。 在上海时，我们常听说“见人挑担不吃力”，到了农村我才真正体会到它的真正含义。记得有一次到远处出工，男的要顺带挑一担干牛粪，以重量算工分，我装了满满一挑，一称整整有120市斤，谁知走了二三百米就感到越走越重，虽然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边走边换肩，但还是走一段停一会，6里路走了大半天，这也是我一生中挑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狼狈的一次。那些农民大娘和姐妹看到我们几个知青的狼狈相还个个捧腹大笑。 记得还有一次，农民小青年姚树林带领我们集体户知青上山去砍柴，凌晨四点多钟，我们8个男知青扛着扁担、提着砍柴刀、每人带了一捆麻绳和干粮，打着手电筒摸黑上山了，太阳晒到头顶时才到了目的地。讲砍柴其实应该叫去挑柴最合适，因为我们既不会爬树，又不懂得如何捆柴，只能砍些小树枝或拣些地上的枯枝，大些的树枝都是姚树林帮我们爬上树去砍，又帮我们一个一个地捆扎好。返回时，想着总算走出了知青上山挑柴的第一步，我们个个心里都一阵阵地喜悦，8个上海知青柴夫紧随农民姚树林宛如一条小龙，在荒芜人烟的山间小道上一跃一跃地，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恰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走着走着一个个开始支撑不住了，长龙一会儿像散了架一样，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返回的速度也越走越慢，有的相隔百十米，走几步歇一会，实在挑不动了就把捆好的柴抽出几根沿途丢了，以减轻重量，这样一路走一路丢，到天黑了才总算走到村口，大家互相看看一天的劳动成果，不禁都笑了起来，除了农民姚树林挑得还是满满的一担柴，我们几个知青挑的柴是一个比一个少，多的三分之一，少的只有几根了，一天下来个个筋疲力尽，而且挑的柴又所剩无几，从此再没有人敢提上山砍柴了。 在农村两年多，我什么农活都学过干过，如挑大粪、挑秧、镐地（松土锄草）、手摇水车、挖马口种蔬菜、修水库、晚上住在坟头守玉米地、守谷场、甚至到附近粮管所扛大包等等。这些我都挺过来了，但我最害怕的农活是春耕挑秧苗。 常人看来，挑秧苗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挑多挑少吗？其实不然，栽秧季节正逢雨季，我们几个知青戴着当地农民的大斗笠穿着粽蓑衣，远看就是个农民。我们先要把分散在秧田里农民拔好捆好的秧苗丢到田埂边，然后装满再挑到待栽插的田边，又均匀地甩到田里，以便农民姐妹栽插。看似简单，其实我最怕的是两个过程，一是怕下田，因为到了雨季农田里蚂蟥最多，又大又粗，叮在腿上痒痒的，等你发现用手拉时，越拉越紧。还是农民教我们用手使劲拍打，蚂蟥一缩就掉下来了，但被蚂蟥叮过的地方，半天都血流不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蚂蟥的袭击，每天都伤痕累累，所以一看到水田就害怕。二是怕挑秧苗走田埂路，田埂路都是很窄的，有的田埂只有一个脚宽，一到雨季田埂上积水又湿又滑，就是空手都很难走，何况我们还挑着沉重的秧苗，光着脚全靠脚拇指嵌在淤泥里稳住全身，几乎每天都要摔倒几次，连人带秧苗掉在水田里，爬起来全身湿透，还得自己装好秧苗挑着又走，虽然很苦，但想想农民一辈子都是这样起早摸黑在地里劳动，比比他们有时也不感觉怎么苦了。 稼依的老乡们对上海知青总的反映很不错，特别是三队、四队、我在的五队、十一、十二队和十三、十四队等，因这几个队知青高中生较多、团员较多，他们除了下地劳动就是学习。那时我也不会串门，也很少和其它队知青交往，每天晚饭后就和孙世楚二人在干打垒的土房顶上拉二胡唱样板戏，这是我们俩在农村的唯一共同爱好。一到天黑我就点着煤油灯开始自学，摘抄从四队知青陈申华处借来的《哲学词典》，阅读上海带来的鲁迅文集及我姐姐从上海寄来的各种历史文学书刊。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读书作笔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退休。 由于我在农村信守自己的诺言“洁身自好”，除了出工就是学习，1970年公社开始整团建团，在点着煤汽灯的大院里，生产队全体社员通过我恢复团籍时，许多老乡异口同声地说我党员条件都达到了，当时我很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插队两年后的1970年7月，我在农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担任了生产队的党小组长，担起了生产队保管员的重任。又先后参加了砚山县的先代会和公社的党代会。同年9月16日，我又第一批被招到国防工业在曲靖三宝镇的云南机器五厂，光荣地成为一名军工战士。当时100多位知青中只有两位党员，我被分配在政治机关的组织干部组，也叫整党建党办公室。当初我一心只想分到车间当个技术工人，不想留在政治机关，为此我还闹了一阵子思想情绪呢。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知青的岁月是短暂的。从1969年4月25日离开上海到1971年9月16日离开稼依公社进工厂，前后只有两年零五个月，但这两年多对我来说，是最磨练、最难忘、也是最有收获的两年。在那个政治纷乱的年代，使我懂得了如何洁身自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两年的艰苦劳动，使我了解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本色。从小背井离乡，使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思念、什么才是真正的艰苦磨练，什么才是自强自立。在当知青的两年中，我还养成了自学、独立思考、作读书笔记的好习惯。知识在于积累，直到现在，我无论看什么资料、报刊杂志，只要有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及社会生活等的内容和名人名言，我都会及时一一摘抄下来，以备后用。从当知青到现在，50多年来我养成了每天早上6：30分收听中央和云南新闻的习惯。 50年前，知青岁月的磨难为我们奠定了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为我们培育了知青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真挚友情，也培植了我们对第二故乡的一颗感恩之心。当年在回稼依看望生产队老乡时，发现稼依的主街道几十年还是老样子，坑坑洼洼的。我通过省交通厅的协调支持，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铺通了一条水泥主干道，为稼依老乡奉献了一份感恩之心。 知青年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我从没后悔过我的知青生活经历，更没有后悔过我到云南下乡插队，因为知青岁月曾经给了我一生中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云南的上海知青绝大部分都已返回自己的故乡，也有部分上海知青至今仍生活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为云南默默地奉献着余热。时过境迁，知青那个年代已成为共和国的历史。当年的知青也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是，知青年代的那种远大的抱负、火热的朝气、顽强的毅力、纯洁的友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是我们共和国的无价之宝！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