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唐子清
时间过得真快啊，五十多年前插队落户生活、奋斗的情景似乎就像是昨天的事在脑中浮现。按理说，回忆当年的情景，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人了，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年代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有“水库建设队伍中的女知青”、“知青当上了汽车驾驶员”； 有“时埠被烧毁的小学校”、“马埠曾锯断手指的锯板机”；有 “商巴插秧笔笔直”、“老宣吆喝喂猪肥”；还有“青年队纪念总理追悼会”、“鸡落峰上烧竹沥水”、“开车去看《闪闪的红星》”、“胡南榆书记简朴的婚礼”、“乘交通卡车重上井冈山”……这一张张“佳作”，经常在我眼前“过电影”，久久不能忘怀。 一、青年队有了照相机 江西省峡江县马埠青年队成立了，这是1973年5月的事。毛主席给李庆霖 “聊补无米之炊”的信，改变了广大知识青年的命运。马埠青年队应运而生，上海、江西两地知青办共同出资，上海方面还资助了手扶拖拉机、50马力的工农牌拖拉机、交通牌汽车、发电机等等物资，帮助办起了青年队的小工厂。其中最小的一台机器，就是一架“120海鸥牌照相机”。大家欣喜万分，把随照相机一起带来的2卷胶卷一下子都拍完了。  二、最原始的“日光”牌印像机 胶卷拍好了，冲印却成了问题，最初的2卷胶卷是通过邮局寄到上海，印好后再寄回来。虽然大家都争着看自己的形象，但时间太长，其欣喜劲大不如拍照的时候了。 要想拍照后及时看到照片，一定要解决冲印问题。但在“照明基本靠油、通讯基本靠吼”的青年队里，没电。一开始只能在晚上来回走七八里山路，还要过一道水轮坝（山区自建的小水力发电站的拦水坝）上长几十米宽不足一米又没扶手的小木桥，到曾安大队的大队部去印。然而，水力发电电压低又不稳，难以控制印相的曝光时间，浪费了大量相纸而且质量不好。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 后来，青年队的能工巧匠洪庄年提议：用自然日光来印相。说干就干，我们将我所住的小房间进行“内装修”：把所有漏光的门缝、窗缝、墙缝用厚毯子（就是我们下乡时每人凭劵可购买一条的毯子）遮住，然后在墙上适当高度开一个如杂志大小的方洞，洞口安一块木板，并用一根绳子相牵，于是一个简易的曝光印相装置便完成了。白天，在房内通过滑轮用绳子一拉，墙外的木板向上翻，自然光线进来，绳一松，木板窗关上。曝光时间则根据底片情况、天气情况、上下午时辰而不同。时间久了，我便熟练掌握了“日光”牌印相机的技能，能印出较高质量的照片，并且很少损耗。但随后的几年内，我的大部时间就生活在这“日光”牌印相机的暗房里。 三、我的外号叫做“照相的” 青年队队委会决定由我担当这个照相机的“摄影师”，当然当时并没有“摄影师”这个称呼。但不久，我却有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外号，叫做“照相的”，几乎代替了我的名字。这是曾安、马埠、江背、庙口、水边、上盖等大队的老俵们不约而同给我起的名字。老远看到我，就喊：“照相的来了。”以后，青年队的朋友们也都把我叫做“照相的”。 四、我的版权早在制作前就“卖”了 青年队决定由我当这个“摄影师”，是为青年队创收的，也就是为青年队搞“副业”的。因为青年队开创伊始，要做到自力更生自负盈亏，必须千方百计动脑筋，除了田里的收成外，还必须要搞些副业，而照相也算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一开始，拍了一些作为“广告”的照片，为青年队队友拍了一些照片外，然后我就开始用相机挣钱了。一直到我1978年底返沪前停止照相为止，几年来价格一直没变：一张120底片印3张照片，0.80元一套，加印1张0.10元。后来增加一项业务，为黑白照片描彩变成“彩色照片”，1张收费0.20元。而且都是先收钱后照相送照片。因此，我从事的是营业性照相，即使有的照片后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的这些作品早就在制作前就卖了。我所得到的，一是青年队给我记的工分，使我成为在青年队里工作较为轻松（当时由于自己身体不太好，队里作为一项照顾，特地安排我做这个相对较为轻松的工作）、但也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是为青年队赚取了一些营业性收入，可作为青年队的流动资金，有时候，青年队还真的等我这流动资金派用场呢！因此，我没什么可后悔的。除了插秧、收割等农忙外，我的任务就是当这个“摄影师”；而且，如果不是为青年队搞“副业”，想自己搞个体户经营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知识青年为我做“广告” 峡江县有四千多名上海知识青年，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阿拉上海人”。整个峡江县仅离我们公社几十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一家照相馆。而且，大家知道，照相和取到照片必须分两次去才能完成。因此，我这个“照相的”是最受知识青年欢迎的。每到一处，知识青年都会慷慨解囊，你一张我一张，有的合影，有的还作出造型，拍两张“艺术照”。并且留我吃饭、留我住宿，还不肯收我的“派饭钱”，以后熟悉了就更不肯收了。知识青年不光成了我的“赞助商”，而且也是我的“广告代理人”。在为知识青年照相时，老俵们也围着看。不少老俵也许是第一次看到照相，自然不会将一天一个全劳力都挣不到的钱去拍一张还不知道结果的相片，也许会有个别有胆量的青年人会跟在知识青年后面拍上一张。那时候，八角钱可以买一斤肉或者10个鸡蛋，最便宜的“生产牌” 纸烟可以买整整一条，这是一般老俵拿出来手都会发抖的钱。但是，当我按约定日期把照片送过去的时候，老俵们会跟知识青年一样，已经期盼我这个“照相的”好久了。当他们看到一个个熟悉的知识青年缩小了停留在一张张光亮的纸上。年轻老俵忍不住了，“抖抖豁豁”地掏出八角钱， “勇敢”地大声喊道：“照相的，给我也照一张！”当我再一次按约定日期把第二次拍的照片送过去的时候，一些老俵家庭已经把嫁出去的女儿、女婿也叫回来了，将家里的新衣服都换上了，要我给他们拍一张也许是一辈子仅有的一次“全家福”。 一般说来，到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这样走三次差不多就照完了。除非是个别老俵特别预约我在星期天或某个指定的日子前去，他要把在县里上班或正在读书的儿子叫回来或将在临村的老丈人一家请过来，为他们拍“全家福”。对这样的预约要求，虽然去一次只能拍一张两张，我都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老俵们拍一张照的确不容易。 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这么多知识青年作为我的“赞助商”和“广告代理人”，我不可能在马埠及周围几个公社打开局面。使我一方面为青年队挣得了一定的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尽管这个“明星”的名字叫“照相的”。 六、我的“宝马”自行车 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只能拍三、四次，要想继续经营并扩大业务，只能迈开自己的双腿，以青年队为中心，以一条扩展的螺旋线往外跑。距离越走越远。每次我带5卷胶卷出去，拍完了回来。先将拍照的收入交给财务；然后，冲胶卷，印照片，上光，切边，着彩，根据收据和底片分照片，装小纸袋，完成后带上胶卷再出发。这样一个循环大约一个星期。后来，我越来越不想出去了。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一般队与队之间至少要走10多里路，远的要走50、60里，至少要走几个小时才能走到我计划中的第一个点。当时，自行车都是按计划凭票供应的，青年队也穷得很，我对青年队的贡献也开不了配交通工具的口。何况，我这个工作已使青年队中不少人眼红得不得了。怎么办？我写信给父母，向父亲要他退休后闲置在家里的那辆自行车。那辆“菲利普”自行车是父亲的宝贝，是父亲退休前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我下乡之前的每个星期天，必须完成的家务劳动就是给父亲擦自行车。在我父亲和我的共同保养下，这辆“菲利普”自行车虽用了多年，但仍有七八成新。父亲虽很是舍不得，但还是给我托运过来了。这辆“菲利普”几乎成了我的“宝马”车，我可神气和阔气多了。“的铃铃” 的铃声，宣告我“照相的”来了。路上遇到熟悉的人还主动带上一段。回到青年队，朋友们还借去骑骑过把瘾，其他人我是不肯借的。但两年崎岖山路骑下来，“菲利普”变成破旧的“老坦克”，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钢圈歪了，轮胎破了，三角架有裂缝了，“菲利普”累趴下了，没法再骑了。最后“菲利普”在青年队“光荣了”。返城回沪后，父亲还问起“菲利普”自行车的事，我没敢将它“光荣了”的惨状告诉父亲，搪塞过去了。 知青年代当摄影师为大家服务，摄下知青和乡亲们的面容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场景，这点点滴滴，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作者简介：唐子清，1951年8月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64-1968 四平中学67届初中，1968-1978 江西峡江马埠插队，1978-1995 上海江夏塑料厂（其中1980-1983脱产就读上海电视大学），1995-2000 上海凤凰日化公司，2000-2005 上海复星集团信息服务公司，2005-2011 上海闸北区大宁路街道党员服务中心，2011-2013 上海龙呈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退休后返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