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慎明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两个确立”，为今年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以及舆论基础，对于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遵义会议召开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 党的百年历史昭示，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尽快形成的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正确的核心。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曾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毛泽东则敏锐地抓住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的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同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其中有安置城市人口就业这个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31.7％；在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上山下乡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 党的十九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有3人是当年的知青，有2人为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5人有工农的经历，占比71.4%。在政治局26名委员中，有11人为知青，占比42.3%；加上刚参加工作是工人和战士的10人，有工农兵经历的21人，占总人数的比重达81%。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最多、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当年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则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个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另一个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着、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这些问题在今后一些年内将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难题，这对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有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任期制，为什么没有出现“杀鸡取卵”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不管经济，仅仅分管外事和一定的社会运转等，因而可以采用任期制。但是，在美国一个“显性的任期制”背后，有“五个隐性的终身制”起着基础和根本的作用：一是掌管其国内经济大权的恰恰是终身制并且是嫡传的资本家，建国240多年来的实际统治者是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大家族；二是有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及两党基本上都由终身且嫡传的超级富豪轮流坐庄；三是具有最后裁决资产阶级内部纠纷决定权的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四是为资本服务的文官基本上是终身制；五是在美国政界、财界、智库这三者旋转门之间转来转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终身制。 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总统”“参众两院”，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即笔杆子和“军队国家化”即枪杆子这“两杆子”，“司法独立”这“一独立”背后，全部都是被金钱即资本操纵。从本质上说，恰如前台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钱即资本这根线或手操纵的木偶。这不仅维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还有力维护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习近平总书记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起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更是历史之必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等十个方面。以上十个方面概括了我们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靠这些我们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是“两个确立”的坚实基础。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作者简介：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