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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仅一部分学生还在轰轰烈烈闹革命，绝大部分学生已经在迷惘中当起了逍遥派，我则重新拾起绘画的爱好，在家练习画画。当时社会上盛行画毛主席像，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忠心，我也抛弃了静物和石膏像的练习，在家学习绘制毛主席像。 一天我的绘画启蒙老师舒明浩来我家，说他们单位请他画毛主席像，请我去帮忙？我正好闲着，况且也是个学习机会，当即一口答应。这是朱家角镇上第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我们奋战了一个星期，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首战告捷，全镇皆知，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朱家角中学，我的母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在学校操场上树起了一块高6米，宽4米的大铁牌，决定绘制毛主席宝像，推荐我担任这个光荣任务。 当时社会上把绘制毛主席像看做是十分神圣的事情，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连语言都变得十分虔诚，譬如家里需要毛主席像，不能说“去新华书店买一张毛主席像”，必须说“到新华书店请一副毛主席宝像”。假如你把毛主席像画得稍微有点走样，那就是天大的政治问题，上纲上线，查出身，查动机，一顶顶大帽子将接踵而来，一般人不愿冒风险接这个活。可能是好胜心驱使，也可能是跟随舒老师画过一幅巨幅毛主席像的缘故，我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一口答应了下来。我那时才18岁，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冒失地承担了旁人看起来充满风险的任务，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 对于这样重大的任务，我知道不能出任何差错，文革中血统论甚嚣尘上，我出身不好，更是不敢大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唯有认真对待，全力以赴，不嫌麻烦，仔仔细细地勾轮廓。把素描稿画得十分仔细，又修改了好几次。画像放大以后，毛主席像的脸部足足有60公分高、40公分宽。在近处看缺乏整体感觉，就画一会儿下到地面看看，对着原稿仔细推敲，发现问题，立即改正，完成这幅画合计上上下下不少于几百次，累得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好在当时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具有非要把任务出色完成不可的精神支柱，足足努力了一个星期，才把宝像画好。 第一次独立完成巨幅毛主席画像，大家对我刮目相看，在落成典礼上学校革委会领导表扬了我，社会上各单位也络绎派人前来参观。这幅毛主席像成为了学校的一个重要亮点，上山下乡时很多班级的同学在出发前都在毛主席像前拍照留念。 一炮打响后，我成为了朱家角的知名人物，镇上各单位纷纷请我画宝像，其他乡镇慕名而来，解放军部队也来邀请我，后来青浦县城也有许多单位要我去画毛主席像。各单位送给我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作为酬谢，加起来有一百多套，足足放满了一个柜子。 插队落户后，我又为本公社、各大队画了上百幅毛主席像，画毛主席像对我人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唤起我重操美术的勇气，改变了我的努力方向，为我日后当美术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插队落户期间，公社和县文化馆经常借调我去搞阶级教育展览会，我画了许多阶级斗争题材的漫画和连环画，我知道我不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发挥一技之长，只有多付出努力，做比别人更多的事情，才能弥补出身不好的劣势，在繁忙的工作实践中我的美术技能技巧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深深体会到坚持努力的重要性。 农村的生活，艰苦而单调，概括起来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变化，辛辛苦苦一年才分到几十块钱，把人消磨得没有想象和理想，只有短视和平庸。 9.13以后，不流行画宝象了，我就回到生产队劳动，刚到农村时就遇到了 “脏”字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化肥供应紧张，种田绝大部分依靠农家肥料。在水稻插秧之前，先要施肥整田，男社员挑着一担担的猪塮，倒在田里，然后队长派五六个半大孩子把一堆堆猪塮，细细地均匀地抛洒到大田的每个地方，这种农活叫做撒猪塮。首次参加劳动队长分配我去干这个活，看着臭哄哄的猪塮，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团一团猪粪外表光溜溜的，黏糊糊的，有的还冒着热气，一股酸臭的味道直冲鼻子，真叫人难以下手。那些半大孩子，卷起袖子，毫不犹豫地干了起来，他们双手抓起一捧捧猪塮，不停地洒向四周，水田里的高高堆起的猪塮瞬间变成星星点点的细小黑点融化在水田之中，他们熟练的动作，理所当然的神态，好像根本闻不到臭味似的，仿佛手中拿的不是臭不可闻的猪粪便。我捞起猪塮撒起来，边干边想，这粪便脏是肯定的，或许里面还有许多虫卵，如果感染了蛔虫、血吸虫、钩虫、猪绦虫该怎么办？我看着半大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样子，想到了“愚昧即幸福”，我就“愚昧”一下吧，他们的神态逼得我必须若无其事地干下去。为了生存唯有咬着牙，闭着眼，狠下心来干。但是我总不能释怀，为什么不改进一下操作方法，非要用手接触那猪的粪便呢？难道农村就不要讲究卫生了吗？劳动过后我用肥皂洗了好几遍，还臭烘烘地延续了好几天，但谢天谢地总算坚持过了“脏”子关，以后也就慢慢习惯了。 江南农村冬季必定要兴修水利，其主要工作是开河。我插队第二年，生产队长派我去开河，这是个新鲜活，我很想去体验一下，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我与十几名农村青年在队长的带领下，摇着一条八吨的水泥船去开河工地。船是我们临时的家，船底铺了一层稻草，然后铺上被子，十几个人分别住在船头、船舱与船尾。船头与船尾地方很小，人进出只靠一个圆形的洞，把盖子盖上后，里面漆黑一团，在微弱的电筒光照耀下，大家抓紧时间脱衣睡觉，谁要翻身必须通知旁人同步进行。船舱稍微好一点，至少可以通风透光。小青年们难得睡在一起，在黑暗里嘻嘻哈哈地闹个不停。 煮饭怎么办，农民自有办法:用行灶，行灶是上边大下边小的陶器，架上铁锅，就可以煮饭烧菜，下部有个方孔，可以添木柴，不过这家伙很难侍候，搞不好会熏得你泪流满面。小青年侍候不了它，炊事工作只能是队长莫属了。 第二天，蒙蒙亮，我们被“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唤醒，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刷牙，冻得上下牙齿打架。队长已经烧好一锅饭，每人扒了一大碗，兴冲冲地赶往工地。 天寒地冻、北风劲吹，可是工地上已经人声鼎沸、人欢马叫了，早起的生产队已经干得热火朝天。我们找到自己的地段，二话不说投入了战斗。广播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激发了我们干劲，初上战场，大家就像猛虎下山，勇不可挡，挖泥装担，快步如飞，还要比赛谁挑得满，跑得快，不一会儿一个大坑呈现在眼前。天虽冷，我们却干得满头大汗，脱了外套,毛线衣堆在路边，穿着衬衫来回穿梭。 在开河工地上，我碰到许多知识青年，闲聊中得悉大家愿意到开河工地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避免自己煮饭，有时还能吃到一块红烧肉，道理之简单，要求之低微，令今日小青年简直无法想象。 我们生产队还分到一段老旧河道改造，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河底的淤泥冻得跟石头差不多硬，一铁铲下去，震得虎口麻木；下午太阳融化了冻土，淤泥就像一锅粥，鞋被粘住拔不出来，让人寸步难行，我挑着150斤的担子大汗淋漓地走上又高又滑的斜坡，倒掉黏糊糊的泥土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迎接你的还是无尽的重担，我只能咬紧牙关熬下去。这样的劳动强度确实是匪夷所思的。看！那边好几个人在又湿又滑的淤泥里摔得像泥猴子一样，只见眼睛还在骨碌碌地转。 农村的生活艰苦而单调，每天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变化，，重复轮回。超强的体力劳动累得精疲力尽，生活的琐事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无法看书学习，辛辛苦苦一年才分到几十块钱，把人消磨得没有了雄心和理想，只有短视和平庸。觉得自己干着最苦的活，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这种悲观的心情延续了好长时间。 但是一次外出运输改变了我的心情。我们一行六条船，经过平望、湖州，到浙江长兴县红山头去装运黄沙。第一次走较远的水路，新鲜感特别强烈。船队在江湖交叉、苇塘遍地的水乡航行，面对秋高气爽的大好美景，暂时摆脱了枯燥乏味的农业劳动，心情空前舒畅。 船到长兴，采沙区内一片忙碌。沙分为山沙与河沙，山沙是石头亿万年来自然风化的结果，风雨把它们聚集在山沟里。每逢大雨，山洪暴发会把一部分山沙冲到江河里，经过水流的冲刷，沙会变得干净又细腻，这就是高质量的河沙。河里有几艘挖沙船，横七竖八地躺在江中，把河床挖得高一块低一块的，河岸上堆着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沙堆，这是人们从河神怀里夺来的战利品。 我们买的是山沙，把船停稳后我们坐在船上，悠闲地看采沙工装船。采沙工脖子上扎着毛巾，带着小小的草帽，手脚麻利地把山里挖出的沙装上劳动车，从倾斜的山路上飞奔而下。人压住车杆，与车斗里的沙土保持住平衡，依靠脚尖把握方向，蹬一步可以行十来米，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也免不了险象环生。有一名车夫装得太满，步伐又太大，整车失去了平衡，车斗里的黄沙重量把车压得垂直翘起，车夫也被高高翘起的车把带到空中。大家赶忙七手八脚地帮助他恢复平衡，好在车夫没有受伤，有惊无险一场，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在众人努力下，一车车黄沙倾泻到船舱，不到一个小时五条拖船全装满了。看到山里采沙人挖沙运沙的情景，我不由得沉思：样样工作都艰难，事事处处有窍门。中国的劳苦大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其坚强韧性是多么的可歌可叹！本来我认为农业劳动很艰苦，其实比我们更艰苦的还大有人在。想到此时我豁然开朗，原来生活就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大食袋”，只有嚐遍了各种东西，才能知道其中甜酸苦辣的味道，我窝在农村小小的一角，不知道外面世界，只体会到自己的艰辛，而不晓得还有更艰苦的工作，更危险的劳动。至此我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在脑海中浮现，我的思想境界为啥差得那么远呢？ 正视现实生活，端正生活态度，努力劳动加油干，风物长宜放眼量！眼睛只看到自己的痛苦而自怨自艾，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现实生活不相信眼泪。从此我的生活态度中排除了悲观和哀怨，消极和被动，与其改变不了处境，不如改变自己的心情，让自己活得心情舒畅一点吧。 我在运输船上也呆过很长时间，期间也锻炼了我的能力与意志。由于调整了心情，船上的生活也不太觉得艰苦了。 船上的任务分工明确，12吨船配三个人，8吨、5吨船二个人，五吨的小船装满后，帮助装大船。虽然不是承包制，但大家都象承包的一样卖力，先尽快把自己的船装满，然后急忙去帮助别的船，因为帮助别人是很长脸的事。所以8吨的对8吨，5吨的对5吨，竞赛很激烈。没干一会儿大家已经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干，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拼搏，五条船都装满了，队长一声令下“开船”，小拖轮就“突突”地冒着黑烟拖着船队出发了。我们停稳船，架起跳板，每人一付担子，自装自挑，谁也不甘落后。 卸货要比装货累，装货是高处往低处走，卸货是从低处往高处走。小淀山码头吃水很浅，船靠不了岸，只能搭起长长的跳板连接到岸上，一根跳板不够长，必须用二根跳板接起来，这样就形成先低下去又高起来的U形，挑着120多斤的担子在上面走又滑又晃荡；上了岸还得爬高挑到高高的石子堆上去，石子堆上行走很艰难，石子会向四边滑落，有点像陷在泥潭里的感觉，迈一步所化的力气是平地的几倍。可是再难也挡不住我们的劳动热情，在如此催人奋斗的氛围里，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自己说：“别人能坚持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呢？”于是咬紧牙关拼命干，大汗淋漓不休息，一鼓作气干到底，奋战二个半小时彻底完成任务。 艰苦劳动并不可怕，对知识青年来说，最可怕的感觉前途渺茫，这才是知识青年心中的痛。因为那渺茫并不知道有多长，五年、八年、十年，或许一辈子，谁也说不上。即使心态有所改善，但对前途的担忧还是挥之不去的，并且时时咬啮齿着敏感的神经。 年轻人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番，并非坏事，锻炼三五年，待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根据各人的水平、特长，抽调到合适的岗位上，再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既帮助国家度过了艰难时期，个人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得到了锻炼。对国家与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但往往事与愿违，政策不透明，上调不规范、走后门成为了知识青年最大的烦恼。报纸上的宣传与现实生活的背离，使我对生活产生迷惘。本来说知识青年表现好的应优先上调，但现实生活中却是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优先；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没有人脉关系的，即使表现很好，也难以上调。有权势的人利用手中的权，把上调名额在中途截留，不费吹灰之力，有钱有人脉的人用钱开路也能达到目的，唯独苦了埋头苦干又无社会背景的知识青年。 社会的不正之风盛行，为了上调，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损人利己的事层出不穷，有些人用匿名信告发同伴的父母有历史问题，有些人无中生有地揭发被选拔上调者的错误和缺点，“血统论”是攻击人，置人于死地的最有力武器。我也深深受其害，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三次送选均告失败，其时的心情坏到极点，对形势的失望，对前途的担忧，对政策的不理解，对农村的悲哀，无法言说。看不到希望、出路，只能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麻醉自己。虽然我心灰意冷、但又不敢消极，只能拼命劳动，力争表现良好，终于被推选参加青浦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直到经过四次努力，我才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上调至安亭师范学习，结束了农村的插队生活。虽然精神上留存了创伤，但终算没有被命运击倒，我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上山下乡虽然是很无奈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是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被裹挟而去的，但是客观上在艰苦的环境里也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强壮了体魄，通过多次的碰壁和挫折，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正如孟子所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扶乱其所为拂，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虽然我不是担大任的人，但农村插队时得到的磨练所形成的性格特点也迁移到了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去，为克服困难积聚了力量和打下了基础。 上调后我在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了区的美术教研员工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提高全区学生的美术素养和美术创作能力，我决定挑选全区学生的优秀美术作品，到各中小学巡回展出，全区有六十多所学校，每所学校展览一天，巡回一轮就需要二个多月，工作量非常巨大，想想很为难，，但我想到插队时看到农村文化的荒芜，学生眼界狭隘，没有机会接受美术熏陶，就横下一条心，租了一辆小卡车，到每所学校巡回展出，虽然很辛苦，但是效果很好。搞了三年后，觉得工作量太大，影响其他工作，思想有点动摇，想中止不搞了，但犹豫之中我对自己说：“再苦有插队落户苦吗？”于是打消了停办的念头，坚持办了十四年。在农村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教育岗位上就丝毫不觉得苦和累，相反觉得必须要把工作做得好一点，才对得起教师这个工作岗位。 吃苦耐劳精神与健康的体魄，使我在日本打工时也能轻松应对。1988年我去日本留学，空余时间打工赚点生活费补贴家用。我到一家海鲜仓库当搬运工， 60米长的距离，四个人每人负责15米，把一包包40公斤重的冰冻海鲜接力传递过去，一天连续干八个小时，有一位20来岁的上海小伙，一米八O的个子，很帅的脸庞，却是个银样蜡枪头，干了二、三个小时已经精疲力尽了。然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人替代他，他一边流泪一边干，叫人看着心酸，于是大家让他缩短距离到十米，我们三人分别拉开距离，算是对他的帮助。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这小青年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而我们三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于这活儿，我们是不在话下，而对于这小青年就力不能及了。此时我想到了上山下乡的作用对于强壮身体，锻炼体魄，增强生存能力还是有点用场的。 在日本既要学习又要打工挣钱，因此睡觉的时间很少，同学之间交谈问“累不累？”我说：“这点算什么，比起插队时轻松得多了！”这是我的真实感觉与心里话。 唯一感到吃力的是过语言关，我去日本时年龄38，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只能采取“笨鸟先飞”的策略，多花时间多学习，这些困难丝毫难不住我。 心态很重要，有句话是：“干活累不死，气会气死人。”在农村遭受过许多挫折后，上调后遇到的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能够一笑了之，不会纠结在心，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文革后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怪圈里摆脱出来后，单位里准备培养一批后备干部，我原以为凭我的表现应该会考虑我，然而公布了上级规定的条件，年龄限制正好把我拦在外面，可谓是“生不逢时”，遭遇了年龄歧视，虽然有些许不快，但经受了多次的上调失败打击后，已经不会产生情绪波动了。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十分赞同它的观点，相信自己，相信奋斗，不再为外界的不公烦恼而怨恨。心态的改善促进了心智的提高，眼睛也不再盯在小事情的得失上了。 大学恢复招生后，“读书无用论”一扫而空，原来对文凭不屑一顾的，突然事事要讲文凭或上岗证书了。1966年上山下乡时没有毕业文凭，学校只发了一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知书，连公章都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根据现在的任职条件，没有文凭将面临下岗的危险，未雨绸缪的办法是赶紧读书，我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本科专业，每星期一个下午集中听课，学期为四年。在争取文凭的路上，我走得还算轻松，仗着我高中六七届的学历，具有较高的写作技能与雄厚的中文基础，学习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可是没有困难并不等于没有意外，我在邓小平理论考试中，因为忘了写姓名，结果不能计分数，到区进修学院问询，回答说应该去负责考试工作的市教育学院查问，经过查询后，找到了试卷，得分是82分，我指着试卷说：“这份试卷就是我的!” 考试院的人说：“如何证明是你的？” “参加考试的人只有一份试卷没有写姓名，按照反证法推理，这份试卷非我莫属了！” “考试是严肃的问题，哪能用反证法说明。” “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写字验笔迹！” “验笔迹可以，但必须要到权威机构。” “权威机构在什么地方？” “到杨浦区公安局的刑侦科。” “这么一点儿小事情，还要到公安局刑侦科吗？” “这是规定，否则谁来承担责任呢？”纵使有千般理由，把规定推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反驳，只能乖乖地执行。 天暗得出奇，下午二点钟光景，就好像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刻，乌云布满了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雨夹着冰珠没头没脑地扑面而来，狂风吹得树枝摇晃不止，马路上水塘一片连着一片，路上行人缩紧着脑袋，把衣领翻得高高的，我走在去市公安局刑侦科的路上，心情十分不爽，明明简单得一看就能望到底的事情，偏要用复杂的手段来解决。 到公安局刑侦科来回就得半天，加上办事耽误了时间，整整化了一天时间。想赌气不读，再一想，假如半途而废，就会前功尽弃，以前吃的苦也不少，一赌气就全没了。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自己鼓励自己，甩掉闹情绪的怪圈吧。想通了心情也就舒畅了，风雨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冷，我用伞奋勇地挡住前面吹来的风，踩踏着掉下的冰珠，坚定地走下去。 读文凭的路很漫长，当工作与读书时间冲突时，我就服从工作，事后再补读书。“文凭呀文凭，一纸文凭压死人，该读书时读不到，不该读时又偏要读。”怨恨的心情多次闪现，好几次都想放弃读书，理智告诉我“坚持就是胜利！”想想农村割稻时的情景，一步一个脚印，你若不努力割稻，永远不会到尽头。由此增强了坚持到底的决心。我在工作之余前后花了11年时间，共获得中文本科、美术大专和美术本科三张文凭，站稳了在教师进修学院当美术教研员的脚跟。 职称是要有业绩来支撑的。我担任区的美术教研员，就用观摩示范课的形式，千方百计地提高全区美术教师的上课评课能力，用举办“青浦区中小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会”的方法提高学生的美术创作能力，用出版“青浦区中小学美术教师论文选”的措施鼓励和激发教师撰写教学论文，想方设法把青浦的美术教学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提高青浦整体教学水平的同时，我也不放松自身水平的提高，我写的论文分别获得了全国、市、区的各类等第奖，当上了学科带头人，顺利顺当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我体会到经过了上山下乡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可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坚持顽强的韧性，就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经历与祖国息息相关，祖国是“多难兴帮，砥砺前行！”我们可谓是“曲折坎坷，艰难奋进！”祖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知识青年也从艰苦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了，退休后吃穿不愁，岁月静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那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有点不堪回首，但只要用永不服输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当然还要加点运气与机遇，改变命运还是可以做到的。 作者简介：冯正平，男，出生于上海，六七届高中毕业， 1968年11月8日插队于青浦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1973年安亭师范学校毕业，1975年至2009年于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美术教师与美术教研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