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票，对现在不少人来说似乎已是个失忆的故事；但对我而言，却难以忘怀。 我有一个棕色的小皮包，表面已磨白了，里边塞满了一大把粮票。粮票有上海、黑龙江、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江西、哈尔滨、厦门等地发行的，还有全国粮票。票面有市制的伍市斤、叁市斤、壹市斤、以及壹市两、半市两等，还有公制的二点五千克、一千克、二百五十克、五十克等。 尽管我从上海——黑龙江——上海折腾几次搬家，舍弃了许多物品，但这个小皮包总放在妥当的地方，舍不得丢弃。 提起对这些粮票的感情，要从我十四岁那年说起。 那是1966年底，父亲靠边审查，母亲隔离关押，帮我家管家务的一个远亲被撵回乡下，生活担子一下子落在我身上，还要带好九岁的妹妹和六岁的弟弟。从那时起，我每到季度前就拿着购粮证去领回一大堆票证，有各种定量的油票、副食品票、豆制品票、鱼票、烟票，到年底还有布票、棉花票、春节购物票等，然而最多的是按人按月定量发放的粮票。那时我的弟弟妹妹每月只有十来斤，我也不到二十市斤的粮票。粮票也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资。 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那年代却有“第二货币”之称。说来别见笑，当时亲戚朋友之间送上五市斤、十市斤的粮票就算是不小的礼了。记得有一次，我那不识字的、又是贫农出身的姑姑偷偷来看我们三个孩子，临走送给我她省下的十五斤市斤粮票，把我高兴得直蹦高。这可意味着有好几天可以吃上干饭，特地把它单放在一边。 过了一段日子，我突然想到还有姑姑给我的十五市斤粮票，找出来一看，已经过了季度，但我不死心，马上到粮店去购米，粮店一看过了季度就是不卖给我，无论怎么求情都不行。要说粮店也有它的难处，凡居民去买粮食后，粮店就把粮票贴在大张纸上，按月上缴粮管所，过了季度的粮票就没处贴，没法缴。这使我白白浪费了十五市斤的粮票。那时我还不懂得哭，但心里确实难受，我只是想姑姑白白送给我这么大的礼了。这是她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1970年4月，我按当时的政策到离上海3100多公里的黑龙江省爱辉县边陲农村下乡，随身带了20市斤的全国粮票。到了下乡地，才知道这生产队有7000多亩地盛产玉米、大豆、小麦，还有近千亩的水稻田，吃饭是不需要粮票的。那时知青的吃粮按当地强劳力600市斤原粮/年/人核定，其中150斤小麦、100斤水稻，其余就是玉米；按加工出品率，有400好几十斤的成粮。由于所在生产队的知青比较多有80多名，生产队特安排2名知青食堂做饭（其劳动工分由食伙者分摊）。虽然成品粮比下乡前定粮每月多了十几斤，但当时我们这年龄都是身体成长发育的时段，又要经历拿锄头铲地、打芟刀收割、抡斧子砍柴、挥大镐刨粪、赶马车拉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副食品很匮乏，饭量大的惊人，往往一顿饭就着咸菜喝着萝卜丝汤可吃4个四市两的玉米大饼子，如遇上食堂供应米饭或馒头（称为细粮），也要吃上七、八两。有时到大队供销社买点饼干充饥或到公社办事吃饭，都要用粮票；上海带来的粮票不几月就用完了。好在生产队对知青还是很照顾，粮食不够吃可以借；到年底几乎男知青全部超过定额粮，按粮价折算从劳动的工分中扣除。因黑龙江畔属寒冷地带每年有6个月的冰封期，一封冻就有不少知青要回上海探亲三个月以上，生产队也想尽办法用粮食为知青们兑换全国粮票，以解决回沪吃饭的问题。 转眼到了1973年，没料到这一年爱辉地区遭受到特大涝灾，生产队几千亩的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被淹，近千亩水稻严重倒伏；人力、马拉收割机都进不了地，只能等到上冻封地，踩着冰碴子去收割。这年粮食不仅减产，而且因连绵阴雨光照时间不足，粮食颗粒都长得不实成，小麦没有面筋磨出的面粉做面食直粘牙，玉米、水稻等作物亦如此。当时听到生产队长说：这公粮都交不上啊。公粮就是老农民称之为的“皇粮国税”上缴国家作为农业税的粮食。我们生产队时有8000亩左右的耕地，按粮食种植物的面积及预产，要交纳15%左右的作为农业税的粮食；这粮食一定是要够等级、入国库的。由于涝灾，使上缴公粮的粮食都不够份。完不成公粮任务不说，来年的社员包括知青的口粮、籽种、饲料都成问题，只得向国家申请借。那年，集体经济受到重创，拉车的马匹瘦的脊梁骨都支楞着，社员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日工分值0.5元；留下不少的社员欠生产队、生产队欠国家的“三角债”。那年我出勤了308天，到秋后一结算，出勤的工分值抵不上各项支出，加之预扣下一年的粮食款，不仅一分钱未得，还要倒欠生产队76.6元。那年因为歉收不少知青包括我在内攒不上回上海的路费，且兑换不到全国粮票，都留在东北过大年。 1973年底，爱辉县组织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生产队。在组织上对生产队班子进行整顿，几个知青进入队委会担任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妇联主任等职，我则任保管员掌管生产队所有的粮食、生产资料、生活物资。1974年我们和社员们同甘共苦、同工同酬、战天斗地，在组织生产上采用多项定额管理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奋斗，加之风调雨顺，粮食作物都取得了丰产丰收的好成果。我当时在场院负责所有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等几百万斤粮食的脱粒、晾晒、清杂、灌袋、装车，那阵子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连轴转；县里来拉征购粮的卡车一天川流不歇地要跑好几个来回。不仅入国库的粮食都是一等品，交售的余粮也都是好品级的；交售的征购粮越多，粮票的食品兑现就越有保障，自然生产队的农业收入也越增。天道酬勤，这一年生产队取得了自建立人民公社以来最高日工分值的2.10元；集体经济也恢复了元气，得到发展。知青的定粮也增加到700斤/人，其中小麦200斤、水稻200斤。真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回沪探亲兑换的全国粮票也相当充裕。 经过这一年农业生产的社会实践，也是我认识到农村生产队虽然吃粮不用粮票，但也是有经济计划的。收割的粮食首先按一定比例要交公粮农业税；其次按当地相关供应政策为社员劳动力及家庭人口大小分配口粮；第三要留足下一年种地的籽种、集体饲养的马牛猪羊等饲料（这部分可用清理粮食后的下杂粮、豆饼、豆粕等），以及一定的储备粮；第四是交售余粮，这也是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尽管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但与国家计划经济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是密切相关的。 1975、1976年的农业生产采用了土地倒茬的耕种方法，用老农民的话“土换土、二担五”，即不施肥每亩也能收到二百多斤粮；气候尽管小有风涝灾害，但生产基本稳定，足额上缴公粮外，余粮交售也是很可观的。日工分值接近2元。 1976年底我被生产队推荐上学。学校是黑龙江省内一座中专供销学校；毕业后分配去向：那来那去。这意味着二年学业后，我仍将回到原下乡地爱辉县，只是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吃饭可改用粮票吃商品粮了。 1978年8月，学校毕业后分配去向出乎我的预料，到黑龙江省水产局报到。尽管不是所学专业部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认识到水产品与农林牧产品一样，也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基本特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制已经在全国逐渐推广完善；1984年国家对农林牧副渔中的渔业水产品首先取消农林特产税放开经营，试行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使广大农村、渔场根据实际情况，在湖泊、滩涂、低洼易涝地等因地制宜地发展渔业养殖和水生植物种植，使水产品数量大增，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水产品，进一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促进了人民身体健康。南方江、浙、粤等地的农民在人均不足一亩地、粮食自产自吃都不够的基础上，发展了渔业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改善了生存状况。 据此，1989年5月国家农业部为了对粮食、油料及农副产品放开经营，研究政策导向，在全国沿海和内陆水域丰富的十八个省市及部分计划单列市和水产科研及院校，各聘一名农（渔）业经济调研员；以渔业为主通过农业比较经济进行政策调研。非常幸运的是，所在单位的党组推荐了我。当时聘任的主要条件：35岁从事专业五年以上者、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能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共产党员优先考虑。由于我有下乡近七年的生产实践，又在农村生产队入的党，对农渔业生产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且也与农（渔）民也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经常下农村、渔场作调研，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夜一起去喂鱼饲料测数据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及时上报调查材料和调研报告，圆满地完成了相关任务。也为国家取消票证制度，实行粮油市场放开经营，提供了有质量有见地的政策依据。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之后，全国各地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的管控，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粮食放开后，激活了其他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曾将粮票作为“第二货币”的我，见证了这一历史变革。 2006年国家取消了实行2000多年的农业税，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农业是弱势产业，当一个国家有能力减轻农业负担，甚至给予农户补贴时，这也体现了这个国家在慢慢地强大起来。 1992年我出门总还带着地方粮票、全国粮票，但不论吃饭还是买食品，这粮票已经基本派不上用场了。再之后，我这小皮包里的粮票就没动过。留给我的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它告诉我们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帮助我们度过了紧缺经济的时代。 作者简介：马苏龙，男，1952年11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资格。自1970年4月赴黑龙江省爱辉县，在农村下乡、读书学习、工作岗位的23年间，均从事服务"三农"工作，曾被国家农业部聘为农经调研员。1993年调回上海;1997年7月从事住房公积金工作。2012年12月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虹口管理部主任岗位退休。现为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理事。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