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68年8月远赴黑龙江建设兵团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了。期间，我从上海到黑龙江兵团务农，从兵团到齐齐哈尔上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教学，随后从北方回到常州教学，退休后又重新回到上海，人生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回到了起始地点。五十多年来，下乡时所带的物什基本都已经在辗转中或丢失或遗弃或捐赠了，唯有一幅毛主席的绣像始终伴随着我，伴我度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勇敢前行。 记得那是1968年的初夏，鉴于中苏边境日益紧张的局势，根据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以原东北农垦总局和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农场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执行“屯垦戍边”任务。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中发[68]98号”文件发出了“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正式拉开了组建黑龙江兵团的序幕，并到上海来招兵。 我们静安区的66届初高中毕业生齐集到位于石门一路延安中路口的瑞金剧场开会。会上，来自原黑龙江九三农垦局跃进农场的接收人员和几位先期去那儿考查的学生代表介绍了那里的情况，传达了中央决定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让我们这些从小就受红色教育的年轻人十分激动，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这几个字更让我们热血沸腾。在这之前，沈阳军区曾来上海招兵，我们许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参军，对那些已经穿上军装的同学羡慕得不得了。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肯错过了。回来后，大家摩拳擦掌，决心报名投入到这场“屯垦戊边”的事业中去，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怎样来表达我们的决心呢？经讨论，大家决定绣一幅毛主席的像，表达我们的坚定决心。说干就干，大家把打底样的任务交给了我。接受任务后，我翻找了许多当时毛主席的画像，最后决定采用毛主席挥手的版画立像作为样本来制作。样本确定后，我就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画了起来，打样、描摹、上墨，让主席的形象在纸上一点一点地站立了起来。那几天简直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乐此不疲，经过奋战，终于把底样拿了出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把底样复到白布上，一针一线地绣了起来。可以说，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参与过绣像的工作，哪怕是只绣了一针两针：灵巧的，笨拙的；女同学，男同学，大家都把对主席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融化在这一针一线上了。大家没日没夜地就像当年江姐她们在牢房里绣红旗一样，“含着热泪绣”，没过几天，一幅绣像就完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确实很单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私心杂念，一片丹心献祖国，无限忠诚对领袖！ 随后，我们又为绣好了主席像上了浆，使之更加的平整；随后把浆好的绣像剪下来，在像的周围留下一公分多的白边，用针线把绣像仔细地缀到红布上——一幅毛主席绣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了。 缀在红布上的绣像虽然上过浆，但终究不便挂放，于是巧手的翁玉海同学又一锯一刀地按绣像的大小做了一个镜框。镶入镜框中的绣像立刻精致起来，完全不亚于外面正式工场制作的。但它比正式制作来得更加珍贵，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亲自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包含着对领袖对党的赤诚感情！ 这时，我们报名赴兵团的名单也公布了，有十七位同学得到了批准，我也在其中。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那年春夏之时，学校发生了一次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武斗，来者手执角铁，气势汹汹，二话不说，见人就打。在制止武斗中，我的脑袋挨了一角铁，顿时鲜血直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原本就不同意我去边疆的家人特意找到区里，把我的名字撤了下来。得知消息后，我不干了，就在家里闹，把头上的绷带全拉了下来。家里人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又去区里把名字补上，才有了我榜上有名的结果。 离开上海前，我们与留沪同学拍照留念，那幅主席的绣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几乎每张照片里都有它的身影。我与同班的翁玉海、姚黎明、黄毓琪（他后来到了黑龙江佳木斯的兵团三师），擎着这幅主席绣像在我家阳台上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照片的背景中可以看到远处的上海展览中心秀丽的尖塔。 8月19日，离开上海奔赴边疆的日子终于来了，上海火车北站站台上人山人海，既有我们这样穿着草绿军装的赴疆战士，更有送行的人员，有家属也有同学、老师。我们学校来了很多的师生，于是，我们就在站台上留下了离沪时最后的一张集体照，背后飘扬的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跃进”的战旗。而立在队伍前面最中间的，就是镶在镜框中挂着大红花的我们用一针一线绣出的毛主席绣像。绣像和战旗映红了我们即将奔赴边疆的兵团战士的笑脸，以及每个送行人的脸庞——当然，大家的心头也充满了离开亲爱的城市、亲朋好友的不舍之情，以致汽笛呜响车轮转动那一刻，出现车上车下哭声一片的那一幕。 经过三天三夜的千里路程，又经团部三天的思想培训，我和另外四位同校的同学分到了8连。大家把那幅主席绣像交与我保存，我把绣像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宿舍下跌的墙上，让我们每天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主席挥手的形像。 到达连队后，我被分配当了通讯员，天天跑团部，送取文件和书信；还被作为入党培养对象，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五师师部的组建成立大会，美好的前程正在向我招手。人有旦夕祸福，天有还没风云。正当我沉浸在对美好前程憧憬中时，灾祸却不期而来。哪天我照例去团部邮局取信件，竟然见到有自己的一封。在那些个远离家乡的日子里，能收到家书真有“抵万金”的喜悦，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看了起来，这是大姐的来信，她告诉我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被迫害致投河自尽！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下把我炸懞了。那天我不知是怎么回到连队的，我在主席绣像下呆呆地坐着，脑中一片麻木，好久才清醒过来——我再不是那个优秀的知青代表，而是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了。主席的绣像就对着我，似乎在对我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想起了当初绣像时的那份热爱、那片忠诚，终于静下心来，毅然向连长汇报了家庭的这次变故，表示自己一定能正确处理，决不影响工作。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第一年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北大荒过冬，没有经验，不会烧炕，又缺少过冬的柴火，晚上要戴着棉帽子，冻得躲在被窝里直打哆嗦，第二天起来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春节前，有些知青实在受不了这寒冬的考验，心中又思念着家乡，纷纷逃回上海了。我没有走，坚持每天上班。冬天里，地里的农活少了，相对来说轻松了一些。但我不行，照例每天要去团部。由于是第一次在冰天雪地中过冬，不适应气候，手上长满了冻疮，开裂的口子如小孩的嘴，透着血丝，连戴着棉手套也没用。严寒透骨的天气、“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还有认为不应再让我继续担任员的传言，各种各样的重压考验着我，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在有了主席绣像的陪伴，我一一挺了过来。有时没有车接送，我就用步子丈量，往返于连队与团部间的来回四十里路程；后来，我学会了骑马，可以自由自在地奔驰于两地之间。再后来，我回到农田排，播过种，铲过地，沤过麻、脱过坯；在雨雪中收过豆麦，修过水利，也参加过连队砖厂的建造劳动。在担任了连队统计员的期间，始终坚持在农业劳动的第一线，春时，用脚丈量土地，为春耕的机车探路，和机务排的一起站播种机，披一身泥土；夏时，和农田排的知青、职工一样，包垄铲地，日晒雨淋；秋日，挥镰收割，站积草车，扬场装袋，扛粮入库；冬日，上水利工地，刨土开沟，积肥挖粪，受到了知青和职工们的认可，以至连续两年被推荐上学。临离开连队前，因为阻止副指导员强拉连队的土豆种子私用，还和他发生了冲突，得罪于他，在推荐上学的鉴定中被留下了“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加强组织观念”负面评语，失去了自到连队起就被列入入党积极分子受培养的资格，最终也没能入上党。还是那幅主席绣像鼓舞着我，让我坚持到了最后，直到离开连队，来到学校，当上校团委宣传委员，主管整个学校的宣传报导工作。 毕业后，我在齐齐哈尔开始了教师生涯，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到南方，在江苏常州任教，直到退休。这一路走来，曲曲折折，受到过许多的磨难和打击，但有主席绣像陪伴身边，有信仰存心中，鼓舞着我不断克服困难，砥砺前行。在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下，在25年后的1993年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成为了常州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参与了常州语文高考的指导工作。那幅主席的绣像虽因保存的原因，外面的镜框已经没有了，底衬的红布也折皱，但绣像依旧挺括，形象饱满。 退休后，我于2011年春回到上海定居。在处理旧物什时，当年下乡时置办的回城时一直留存在身边的帆布箱、旅行袋、棉大衣等东西都被处理掉了，唯有这幅毛主席的绣像和一些记录历史的书信、笔记仍然保存着，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前些年，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下属的资料中心收集知青资料，我把保存多年的下乡时的笔记本献了出去，但这幅主席绣像我却不肯离手，因为它承载着我半世的情感，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成为传家之宝。 作者简介：林嗣丰，1950年1月31日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68年8月19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46团8连。历任通讯员、农工、统计员。1974年10月赴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读书，1976年8月分配至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任教，1983年12月调到江苏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中学任教，历任校办、教导处、教科室主任。曾担任常州市教研室高中语文兼职教研员，常州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市中语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