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犹如西双版纳的溪流，几个急湾，几个浅滩，就这么流淌过了四十年。去年，云南农垦代表来东部沿海地区考察，我们东风农场的几个老知青同版纳分局的刘向东书记、匡公元场长相聚在黄浦江畔。说到云南农垦第二次创业的决心和期盼，说到东风农场建场 50 年庆典，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暖暖的喜悦。我们毕竟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十年，一草一木、一溪一沟总是牵挂在心。现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和”风下有这么一个跨步，实是可喜。回想 1968 年底初到农场，随即投身到创建红卫九队的拓垦，至今历历在目，故而记之。 建 队 第一次踏上九队的地域是刚到农场的第二天（1969年元旦）。那天早晨，我正准备陪同护送我们的张军代表和俞惠莲师傅到各队看望知青安置情况，突然警钟敲响，武装民兵纷纷跑出场部，说是有残匪来骚扰。我听说是捉坏人，便挣脱了老张、俞师傅的阻拦跟着场部的牟绍福、何亚云等老同志跑去。牟绍福看我赤手空拳，随手从路边老傣的竹篱笆上抽了一根竹竿给我当“武器”。于是，我也不辨东南西北，跟着他们钻进了曼帅寨子后面的深山老林。 当时，搜山的有解放军、傣族民兵和农场民兵，我们一些知青也赶热闹似的参加了，记得有六队的孙万慷、卞殿政和八队的王寿民等。直到下午传来消息，说已从隔山的红旗农场搜到了降落伞，仅是境外残匪空投的宣传品。这时，大家才觉得又累又饿，下到山沟，在溪边喝水休息。时任红卫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的牟绍福用手中的竹竿戳戳脚下的沃土说，我们就要在这儿新建一个九队。当时晕头转向的我，累得坐在溪边一动也不想动，但 “新建九队”几个字倒是深深印在脑海里了。 元旦过后，红卫农场各队抽调人员搭建九队房舍，我们红卫十一队（总场试验站）也有建一栋房的任务。记得那天清早，晨雾蒙蒙，我们是坐着 “老傣”的马车去的，当时农场连队有这么一辆马车是够显眼的。我和小金、大宁波、中宁波等几个知青挤在马车上一路上唱着歌儿，神气得很。 到了九队，完全是一片原始密林，两台推土机刚推出两层走廊式的平台，准备建房造屋。我看着周围的大山老林、菁沟竹海，不仅是好奇，更是一种思绪涌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不是一句空话，就要像《边疆晓歌》里那样，要干就要从头干起，无限豪情油然而生。在周占民、白开发、罗正兴等老退伍兵的带领下，我们用爬到半山腰砍来的竹子做竹笆，用沿着溪沟砍来的树杆做房柱，挖沟引水、垒起土灶。不几天，一栋兵营式竹笆房就搭好了。不久，三队、四队、八队各建一栋房也如期完工，为后续大部队开进来大会战打好了前站。 那个年代热衷于“人海战术”，红卫各队组成会战大军开进九队。总场调来两台“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加上红卫农场几台“东方红75号”推土机，机声隆隆，红旗招展，近千人的锄头、砍刀上下挥舞，声势够浩大的。那样的场景见所未见，对于我们这些刚从上海来到大勐龙的小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使人激起种种离奇的理想和革命豪情，把远离上海、远离父母的“悲切”也暂时忘却了，把自己融进了这股“大开荒”的会战中。 九队的组建，当时在东风总场是一件大事。为要体现出“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成果，特地从疆锋农场调来劳动模范民兵连长杨国汉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杨光俊是原风光农场的连队支书。杨副主任是从昆明步校下放的、原“千岁军”15军的少尉军官，有着丰富的基层连队工作经验。一排长李德华也是从昆明步校下放的转业军人，二排长白开发原是总场试验站副站长，一位干活不要命的白族退伍兵，三排长陶仕元是从景谷调来的老同志，文书是位秀丽、文静的重庆女知青陈维露。这些老同志一个个和蔼、能干，干起活来一个赛过一个。 在九队的四年里，生活、劳动条件是艰苦的，但从中得到的乐趣也是终身受用的。当时九队，除了上述几位领导和沈小良、黎道源、许业全、胡寿中等老工人外，汇集了各地的青年学生，有昆明老知青陆建中、吴永康，重庆老知青陈维露、胡大模、张志荣、胡德仪、梁德仁，景谷青年柳灿、李育芝、郭启亮，景洪中学的王新喜、黎冰梅和工人子女瞿光友等，还有广东热作学院的大学生刘昆莉和我们老上海知青36人及弟妹十来人。加上1969年5 月份到的北京知青五十多人，1970 年初到的两批“小上海”和 1971 年到的两批重庆“小四川”，前前后后大约有一百六七十号人。可谓是知青的“夹皮沟”，生气勃勃，在红卫农场是小有名气的。 九队在我脑海中最鲜明的特点是：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和乐观向上、勤于读书的氛围。九队人干活，从一把手老杨到知青中的大多数，那种革命加拼命的干劲，在当今人的眼里是不可理解的。挖梯田时天不亮上山，男的赤膊、赤脚，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女知青干活的劲头，连男知青都不得不佩服。秋收扛苞谷，本是男生的活，而邱冰英、小华侨、杨葆平、于菱、华新这些姑娘们硬是扛着一大麻袋苞谷走在山道上，叫你不得不服气。连农场的老同志都佩服我们这些年轻人。记得农场宣传干事李月华亲眼看到大家下班后已经筋疲力尽，还每人扛着一捆柴火下山的情景，大为惊叹，说比她们省机关干部1958年来开垦农场时还要玩命，一再要我把这些事迹总结上报。 九队“当年建队，当年开垦，当年定植”，一年就拥有千亩林地的成绩，在东风橡胶开垦史上是没有过的。为此，宋天明还来召开了现场会。老杨、邱冰英和我分别出席了国庆二十周年北京观礼、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省“学代会”三个高规格的活动。一个连队同出三个代表，在东风总场中是绝无仅有的。 九队精神还包括了知青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努力向上的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九连的文艺宣传队，人才济济，以北京知青阮丹娣、魏巍等文艺骨干为主，自编自演了许多节目，特别是参照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模式，排演了《红九连在前进》的音乐舞蹈大联唱，鼓舞了九连的干部和职工。宣传队员们一下班，顾不得一身臭汗，甚至饿着肚子就抓紧排练，好不热闹，一扫单调乏味的生活，增添了生龙活虎的气息。九连宣传队不但在红卫农场独占鳌头，还演到了疆锋农场 （六分场）。想来阮丹娣、魏巍等人后来能在中央电视台、广西歌舞团站住脚，不能不说是与当年打下的基础有关。 趣 事 九队的趣事很多。首先要说队“革委”主任老杨，刚开始我们还把他看成“牛鬼”。那是梯田大会战时，各队的人都有，人来人往的，比红卫场部还热闹。“小宁波”是个调皮鬼，总会想出些馊主意、歪点子。一天，他跑来跟我说：“连长，下面住着个‘牛鬼’，锄头把推得挺好的，你也去叫他推一根。”当时，红卫农场的“划线站队”学习班办到了会战现场，这些所谓 站错队的“牛鬼蛇神”，其实都是一些老退伍兵和老工人，他们整天在“造反派”的监管下埋头干活，也不敢跟外人说话。傍晚下班，在山沟小工棚里我看到了这个“牛鬼”，黑黑的脸膛、瘦精干巴的，正在推削着一根锄把。“小宁波”等在一旁指手画脚地乱嚷着，他也只是笑嘿嘿的不生气。我出于同情，叫他们不要欺侮他。谁知道一个月后，我们调到了九队，第一个迎接我们的队“革委”主任就是这个“牛鬼”，大家又惊奇又好笑。事后，每当说起这件事，老杨也只是笑嘿嘿的，一点也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 认识柳灿更有意思。刚到九队时，知青们干活喜欢扎堆，又说又笑、边干边闹。几天下来，总有一个“小不点儿”的景谷青年喜欢同我们一块干活。他手脚麻利特别能干，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能拿得下。他总爱穿一条女人的花短裤，干活时屁股翘得髙高的，特别显眼，少不了遭我们知青的耍笑，他也从不生气。他特别爱和女知青说笑，素一句荤一句的，没有一个正经相。他虽说是从景谷大山沟里出来，还没见过火车是什么样，然而他却是个鬼精灵，脑筋转得比城里人还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爽朗，整天乐呵呵的，从未见他有忧愁的时候。他也肯帮助人，特别是女知青一叫他，总会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他对劳动偷懒的人最看不惯，会毫不留情地骂“懒鬼”。当然，他还有一点是与知青不同的，就是他和我们一样的年龄，却已有了一个比他高许多的老婆，而且是个人品、模样都挺不错的贤内助。他的女儿又瘦小又乖巧，我们知青给她取了一个上海的小名“小懂经”，成了全队知青逗玩的“小东西”。那时，连队的伙食非常差劲，他家也就成了知青改善伙食的好地方，煮个面条啊，弄到只鸡啊，就到他家去打“牙祭”。后来，他调往三队担任了连队指导员。2002年，我们回农场时途经他现在位于宁洱镇的家，他特地为我们备了两桌酒席。由于乘车误点，我们后半夜才到宁洱，他就坐在那里一直等我们。星月下相见，大家分外激动，随即就在昆洛公路边顶着月光开怀畅饮，直到天亮开车走人。四十年后，九连的知青聚在一起，也总是说到他。 九队的恶作剧也是够损的，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0年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九队编制变成新建十四营九连。新建的机务连就建在九连通向营部和外界的景大公路的三岔路口。这给九连知青办事、看病、外出玩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路经机务连可搭个拖拉机出行，少走十几公里的路。有时不让搭车，男知青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行爬上去就是了。一次， 机务连指导员老吴把知青们吼下车去。于是“好戏”就来了，次日清晨，一帮男知青在老吴家门前列队“静默三分钟”嘴里齐哼哀乐，引得全机务连的人看热闹，把老吴气得干瞪眼，却也没办法。他婆娘也骂他，要你出头来得罪知青，弄得全家晦气。老吴到营部告状，最后，黄副营长到九连做工作，才算了结此事。当然，九连知青出行搭车也就一帆风顺了。 九连还出过更“绝”的事，当时，新建连队条件差，没有洗澡设施。男知青还好，下了班就在由竹槽引下来的山泉水下露天冲浴，有说有笑，倒也快活。但是，女知青就苦了，只能一下班冲向伙房，抢一桶热水拎到自己寝室里洗澡。有时，免不了发生争吵。不知哪一个“促狭鬼”恶作剧，就在大锅水里放进几只“小米辣”煮一下，据说，曾把洗澡的女知青皮肤辣得“哇哇”叫、双脚跳。队“革委”主任老杨知道了，也只能在大会上吼几声，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但到底是谁搞的鬼，无从查实，只能不了了之。现在，九连知青聚会，谈起这些苦事、累事、荒唐事，是当作茶前饭后的“趣事”来说笑的，挺有滋味。 回 访 2002年，我们九连十来个“老上海”结伴回访农场，踏在九连熟悉的土地上，面对物是人非的场景，大家感慨万千。当年亲手栽下的小胶苗，已是绿树成荫，我们手扶粗壮的树身，连连摄像留念。看着胶碗里奶白色的胶乳，想着当年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种橡胶，这胶乳说是我们的一点一滴的心血，也不为过。 队里只有一家老工人胡寿中还在，他还能一个个认出我们，特别是看到 一身警服的王松龄，随口就叫出了他当年的绰号“王疯子”，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说起他当年喝醉了酒，啃鞋帮、说胡话的“洋相”，说起王松龄、金家林、陈五一、田占雄四位帅小伙子的刚健舞姿等，竟有说不完的话。 当年，我们离开九连时，连队还只有草房几栋，篮球场一个。今天的九队已按我们当年建队的规划，搬到对面的山坡上，背山朝南，建成了大大正正的四合院。四周胶林成荫，绿山环绕。漫步在一栋栋齐整的瓦房住家前，让人好不感叹。这要感谢九连的后来者们，我们当年艰苦奋斗所要追求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唯一遗憾的是我当时力争保存下的一株高达二三十米的攀枝花树被砍掉了。攀枝花树的别称叫英雄花，我当时出于一个年轻学生的浪漫情怀，硬要保留的这棵在连队球场边的髙大树木，是为了象征性保存一个我们知青屯垦戍边的形象、精神和气质。历史是严谨的，人走了，树倒了，精神散了。这次回农场感觉到，农场物质条件好了，但我们当年那种 “拼命干”“穷欢乐”的精气神没有了。 现在农场经过体制改革，撤销了十四分场，九连又回归到原红卫农场一分场九队的建制。作为一个当年的九连人，好不欣慰。一个人，只要做过了一点事，总会留下一点印迹的。作为当年九队的拓垦者之一，我祝祖国的橡胶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祝东风人富裕、安康！ 写于2008年8月12日 【作者周公正，男，中共党员。1947年9月生于上海，1968年12月赴云南西双版纳 东风农场，仼连队指导员、营宣传干事，1979年5月返沪。历仼印刷企业领导，上海印刷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包装协会印刷分会副秘书长和 《上海包装》杂志主编。退休后从事知青文化研究工作，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仼《知青·上海》杂志、“勐 龙在线”网站和上海知青网云南频道主编，曾主编 《足迹》《勐龙印迹》 影册、《包装情缘》《勐龙记忆》文集，参与编辑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青春逝水》《返城前夜》等文集，论著主要有 《石苔诗集》《知青乎，悲壮乎？！》《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青春祭》《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的再思考》《邓小平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知青精神：人性光芒的绽放》《关于云南知青的历史解读》等。】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