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春节前，邮递员送来了领取包裹的通知单。不用问，又是远在北大荒的刘哥、李姐寄来了蘑菇、木耳、葵花子等东北特产。 已和他们讲过多少次了，身在北京，什么东西买不到呢？但他们还是要寄，说这些都是山里采、自家种的，纯天然、没污染，绝对环保。那种真诚与执着，让你无法谢绝。 岂止是我呢，这些年来，我们团的很多荒友，都与当年连队的老职工们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说起老职工，需要解释一下。当年我们去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1 团（即855 农场）。虽然隶属于沈阳军区，但实际上只有团机关的主要领导才是现役军人，而基层连队，除了知青就是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这些老职工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奔赴北大荒了，基本上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转业官兵，二是来自山东的支边青年。相对于新来的知青，他们当然是“老”职工了。不过，就年龄而言，大多数人也就比知青大个几岁到十几岁吧。对这些老职工，担任连排领导的，自然称呼其职务。而对大多数普通职工，则以姓为基点，称其为“老张”“老王”等。当然，接触时间久了，也会有别样的称呼。比如我们在轮训队时的队长刘传友，就要求我们称其为刘哥，其妻子则被呼之为李姐。 一 想当初，知青去北大荒时，年龄大的不过20 岁，小的年仅16 岁。在走上社会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些老职工给予了我们无形的影响和帮助。 比如常青，原为华北军区一名文化教育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他潜心创造出“速成写作教学法”，迅速提高了基层指战员的写作能力，荣获总政授予的特等功。但在20 世纪50 年代，却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发配北大荒。不过，他没有因此而颓废沮丧，反而在855 农场中学的讲台上又研究出了《写作基本训练分格教学法》，让众多中学生有可能放飞文学写作的梦想。即使在“文革”中，下放2 连劳动，他依然没有屈从命运的严酷，在菜地、果园打更的窝棚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出了真实再现1900 年中俄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三色水》。他的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生命的强者。 还有阎巨林，场部的宣传干事，也是1958 年转业的军官。他有才，吹拉弹唱无所不通，文学美术都很在行。他更爱才，对有文艺天赋的知青格外关爱。他发现1965 年来农场的北京知青孟久成（多年后成为知名作家） 写的广播稿“流畅，有文气，艺术感觉不错”，立即鼓励他练习写些小说什么的。“文革”中下放到14 连劳动，他仍不改浪漫的气质与纯良的性格，无所顾忌地与新来的京沪知青聊文学，谈艺术，拉手风琴，唱苏联歌曲，让知青们（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宫晓东） 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氛围。他的为人告诉我们，仁者应将真善美传布众生。 当然，大部分老职工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在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现出多方面的聪明才智。比如，4 连畜牧排的王大水就想出了用饲料玉米和麦麸子酿酒，再用酒糟喂猪的好点子，不仅经济划算，喂出的猪还格外肥壮。在修建二抚国防公路时，先遣队中有多名高中生和大学生，但经过计算、截料，钉起了人字架，可就是树不起帐篷来。还是铁道兵转业的汪自谦过来指点，才顺利搭建好帐篷，且是双层铺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劳动的能者，是我们知青的师傅。那些年，工资普遍不高，而老职工们都有多名子女，经济负担着实不轻。他们利用工余时间，把自家的小菜园子伺候得姹紫嫣红，茄子、黄瓜、西红柿，样样都有；雨后进密林采回木耳、蘑菇；至于下套抓野兔，扛枪打狍子，也常有斩获，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生活之道亦使我们明白，艰辛也好，平凡也罢，都需要脚踏实地、积极面对。 二 对于知青，老职工们是充满了关心与爱护的。 记得1969 年，一批北京六九届知青抵达11 连，第二天就与职工们一起下了地。那年正赶上连续大雨，拖拉机、康拜因都趴窝了，需人工抢收麦子。毕竟年幼，才干了两天活儿，他们就腰酸腿疼累得不行。到第四天，任凭出工哨响了一遍又一遍，这批未谙世事的大孩子们竟像商量好似的，全都躺在帐篷里不出去。无疑，这是公然罢工啊！初来乍到的知青，实在是不知深浅。我们几个老三届看在眼里，难免有些担心。为了与他们保持一致，我们也没有出工。好在连队领导的宽容，催促几次无果后，也就默许了，过后也未加追究。 当然，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毕竟，这是在管理严格的建设兵团。所以更多的时候，老职工们是在劳动、生活技能的传授上体现对知青的关爱。比如夏锄，他们会细心地教你分辨草与苗的方法；到了收割季节，更是随身带着磨石，热心教你如何才能把镰刀磨得飞快。饶是如此，初学乍练的知青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地里，还是经常地被甩在后面。这时候，早已到了地头的老职工们往往会回转身来接垄。可以想象，当你腰痛得不行，人乏得想卧倒，而你负责的麦垄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时候该有多么的沮丧，甚至绝望。就在最后一点儿力气即将用尽的时候，前方传来了“嚓嚓嚓”的声响，某位老职工正飞快地挥镰迎面而来，该是怎样的一种欣喜与感激！ 3 连的余金凤，是来自上海的女知青，被分到机务排的康拜因上工作。带她的徐师傅是位老职工，没用太多的术语，就把康拜因的结构与原理讲得清清楚楚，又带她一遍一遍地实地操作，掌握了具体要领。接着把排除常见故障的经验也加以传授。初学时，不可能全都记住，但师傅很耐心，不厌其烦地教。多年后，余金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到收割的季节，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地里多有不便，师傅常让我跟拉粮车回连队歇一会儿，避免了许多尴尬。”细想，这种体贴入微的关爱，不是有如父母吗？ 就我而言，最受感动的是在视知识如粪土的极“左”年代里，老职工们对文化的尊重。因为有这份尊重，他们对喜好学习的知青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爱护。 25 连的木工黄师傅执意要上海知青徐博明（几十年后他成为风云二号C星总指挥） 跟他学徒，并让这个夜夜在烛光下苦读的年轻人，有一个相对利于学习的独立空间。正如徐博明自己所说：“木工铺是单独一间房，晚上把刨花一清理，木工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书桌，因此读书的条件更好了。”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开初几年，我一直在农工班干活，兼做连队宣传报道和学习马列原著的辅导工作。新来的王指导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连队小学校需要增添一名教师时，他立刻指定我去。我相信，他在做此决定时，是想借此给我这个老高中知青多一点发挥能力的机会和读书的时间。 几年后，有了工农兵大学招生指标时、恢复高考后，老职工们多是积极推荐、热情鼓励那些平时好学的知青前去报考的。 三 在北大荒，知青与老职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延续至今。 当年，在连队的时候，赶上老职工打了什么野物，饭菜中就有了肉味。特别是中秋、春节等节假日，他们往往会热情地招呼知青去家里坐坐，与他们一起分享难得的美食。平时，也有不少知青愿去老职工家串门。这种串门，其实没有多少所谓的“接受再教育”或者“与工农相结合”的成分在里面，而是出于对“家”的渴望。在如长兄般质朴、厚道的老职工面前，男知青可以与之对饮，三两酒下肚，烦闷也就消减了许多。而在善良、热情的大嫂面前，思亲念家的女知青们，更可以无所顾忌地倾诉思乡之情。 孟久成的妻子是哈尔滨知青，生孩子时已经32 岁了，属于高龄产妇。彼时，大多已婚女知青生孩子都是回各自的城市，或将父母接至农场照看。但他没有提前送妻子回城待产，除了不想麻烦已高龄的父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好邻居—老职工王荣、邓清香夫妇。当妻子半夜临产时，他们想到告知的第一个人不是医生，而是隔壁的大嫂邓清香。这是怎样的信任啊！必是建立在日积月累、多方照应的情感基础之上的。 当然，知青回城探亲，也总忘不了在返回连队时，给老职工们带些北疆不易买到的好烟好酒。几乎每一个知青在探亲期间都要四处设法搞票证，不惜排长队，为老职工代购他们需要的衣物等生活用品。 1979 年，5 连上海知青陈协民要返城了，他对邻居海山大哥讲：“你想要我家什么东西，尽管开口。”而海山只要了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对暖壶。二十八年后，当陈协民重返连队时，看到这对暖壶“依然如新，没有水迹，没有锈斑”。显然，这些年里，海山是把这对暖壶当成了宝贝，当作了供品，借以寄托对知青的思念。 其实，知青们回城后也始终没有忘记黑土地和老职工。一捧北大荒的黑土、一把使用过的镰刀、一根老职工亲手制作的擀面棍与一块雕工精美的搓衣板都成为许多知青的珍藏，那是与老职工友情的见证。 随着知青的退休，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回访农场已是近年较为普遍的现象了。有单人回访的，有携妻带子回访的，还有集合了数十人集体回访的。其中，不少人已经回访了多次。比如，曾在机关工作的上海知青王槐松，就已五次回访农场了。因为，那里有爱才、惜才、始终信任他的老连长、老领导，有给他关爱的老职工刘合池夫妇。1970 年春节前，他曾遭遇火灾，刘大爷夫妇马上把积攒多年的鹅毛绒找出来，连夜做成褥子，送到他手里。他回上海后，逢年过节，也总想着给刘大爷家寄点糖果和钱物。1998 年他第一次回农场，激动的刘大娘与他相拥在一起。2003 年刘大娘去世了，他又于2006、2009、2012 与2013 年，去黑龙江为刘大娘扫墓、修坟、立碑。显然，这种回访，不止是知青对青春岁月的追思与怀念，更是对黑土地与老职工的眷恋与感恩。 
我与老伴是2004 年回访农场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却往返场部与连队一百多里地，与刘哥、李姐等当年同一连队的老职工们重温了几十年的友情。转过年去，刘哥夫妇带儿子来北京看病，我们有了略尽心意的机会。如今，又一个10 年过去了。除夕之夜，给刘哥、李姐去电话拜年时，他们反复邀请我们再回农场看看，而且一定要多待些日子。
人世间最珍贵的真纯与质朴在我们与老职工的交往中不断地放大，我的思绪也早已飞向了北疆。 【作者王震亚，男，北京知青。1969 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1 团务农。1975 年底回京，1977 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教授至退休。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