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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温情与敬意,想念父亲钱穆

时间:2020-10-10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钱行 点击:
钱穆与胡美琦伉俪情深。 书中插图 《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钱行著九州出版社 ■钱行 《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一书系钱穆先生次子钱行所著,由二十余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的若干短篇汇集而成,作者还在书中追述了钱穆
钱穆与胡美琦伉俪情深。 书中插图
《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钱行著九州出版社

      ■钱行

      《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一书系钱穆先生次子钱行所著,由二十余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的若干短篇汇集而成,作者还在书中追述了钱穆先生生平略历与一些家庭逸事,同时针对他认为的学界对钱穆生平、学术思想的一些误解,作出了更正或商榷。

      正如作者所说,书中提及的很多钱穆先生的文章,是旧的,又是新的,读来是于今有益的。

      1990年8月30日,接到从台北传来的噩耗,得知家父钱穆先生9时许在家中谢世,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我1984年与父亲在香港会面以后,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侍奉左右,聆听教诲,尽人子之责,但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父亲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七十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七十五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学术上怎样忍受孤独,受到批判,或者得到荣誉和颂扬,父亲始终自然率直,从来不哗众取宠,无意世俗名利。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之中了。

      一口无锡官话讲课没人打瞌睡

      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十二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十六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牟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1963年,港英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

      骨肉离散的痛苦他体验得比我们深刻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中断了,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了联系。父亲和我们分离得实在太久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和子女见面的愿望,1980年夏,继母胡美琦女士帮我们办了去香港的手续。当时每天因私出境的名额很少,我们兄妹一下子要走五个,难度很大,但在有关方面的特别照顾下,总算批准了四人。

      1980年8月底,大哥、三弟、小妹和我终于通过罗湖桥海关,坐上了去香港的列车,当时心情很是激动。当年父亲离家时我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住在苏州娄门小新桥巷的耦园,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就回到苏州家里,就在那小小书房里写作。我们走过书房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至今这一情景仍历历在目。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的心中始终是严厉的。从地铁出口处出来,我们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在继母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就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为了避免新闻记者的注意,继母特地把我们的住所安排在一所旅游饭店的高层,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先自己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十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读书时,更是眉开眼笑。当谈到我们曾遭遇过的艰难困苦时,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尤其对小女儿,总觉得对她很惭愧。”他离家的时候,小妹钱辉只有九岁。这次来港,父亲和继母对她特别好。

      在相处的短短一星期中,父亲还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教导我们做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有时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我们房间,讲起他刚想到要关照我们的话。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溢于言表。

      半年以后,堂兄钱伟长和大妹钱易去香港访问,父亲和母亲再次从台湾去香港和他们见面。这样我们兄妹五人都和父亲见面了。堂兄伟长自小跟着父亲在苏州、北京读书,叔侄的感情很深。

      过去父亲给我们的信,都是继母代笔的。我们只是熟悉她娟秀的字迹,并不了解她的为人。我们这次来香港,继母安排得非常妥帖。她对我们亲切和理解,在香港的几天中,我们之间好像一下子缩短了距离。继母原是江西南昌的一位世家小姐。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后去香港,在新亚书院读了一年书。这时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室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1952年4月父亲应邀去台北,14日,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的惊声堂内,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讲演,不料屋顶大块水泥坠落下来,父亲头顶受伤,后去台中休养。当时继母在台中图书馆工作,得知父亲在台中,每日下班后便去探视,为父亲烧晚饭,星期日一起去公园散步,他们逐渐建立了感情。后来继母去台北师范大学读书,1956年毕业后,便去香港和父亲结婚。

      继母是父亲真正的知己。父亲晚年视力甚差,但他字字工整,展纸落笔偶有重叠,必须继母诵读后增补修改,真可谓一丝不苟。父亲晚年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完成的。而继母自己也在百忙中完成了四十万余言的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因而我们对她由衷地尊敬和感激。

      第一次和父亲在香港见面四年后,父亲九十岁生日,香港的朋友和学生们为父亲祝寿。在金耀基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再一次去了香港。这时大哥钱拙已因病去世,他是苏州大学物理系教师,从小聪颖能干。他的去世对年迈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亲自给大哥的儿子钱松写信,要他学习伯父钱伟长。钱伟长也是少年丧父,依靠自己努力而学有所长的。去香港祝寿时,我们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钱松,他代表大哥一家;一个是我的女儿婉约,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是孙辈中唯一读文科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得到爷爷奶奶的特别青睐。

      这次,我们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祝寿活动热烈而隆重,新亚校友特别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最初的桂林街校址,以及其后的农圃道校址。回忆当年新亚发展的历程,大家唱起了父亲作词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我们开始懂得父亲创办新亚书院是提倡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弘扬中国文化,正体现了父亲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和责任感。

      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父亲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父亲对骨肉离散的痛苦,比我们深刻得多!

      “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不能理解父女情深”

      1988年初,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也很少进食,我们知道了都非常着急。正好这时,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赴台探亲的政策,大妹钱易正在荷兰访问学习,马上提出申请,第一个得到通知批准去台湾探亲。11月的一天,钱易终于飞越阻隔骨肉同胞四十载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那天,父亲早早就在楼廊的藤椅里等着了。当钱易叫着“爸爸,女儿来了,女儿来看望你了”,扑向父亲时,父亲顿时满脸笑容,拉起钱易的手连声说:“好,好,你终于来了。”当晚,他即下楼与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又问苏州、北京儿女们的情况,父亲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又开始和客人们论古谈今了。第七天,他要钱易为他准备纸笔,伏案写作起来。他下笔的手劲大、动作快,有时一次可写两个小时,得十来页文字。

      钱易在台北时,父亲见她总在家陪着他,就关切地说要她出去玩玩,但当他睡觉醒来又常问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晚上,有时钱易在卧室陪伴,一听到有动静马上起身伺候。父亲抚摸着她的手臂,柔声说:“去睡,别着凉。”有一次钱易为他擦背,父亲连声说:“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钱易被感动得满脸泪水,喉咙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但是这短短的天伦之乐,也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钱易在台北住了一个月不到,就被猜疑指责,污蔑她涉嫌叛乱,法院还送来了传票,家中敲门声、电铃声不断。父亲生气地说:“他们究竟要把你怎样?这些人已完全放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女儿怎么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探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亲情的。”最终父亲作出了要钱易提前两天离台的决定。离台的那天下午,一家人一起拍照时,父女还勉强露出笑容,但当钱易向他鞠躬道别时,他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不说一句话。

      后来法院又“不予起诉”,此事不了了之。

      父亲生前一直怀念大陆,怀念故乡,他把他在台北住的房子题为“素书楼”。因为他小时候住在无锡七房桥大宅第三进的素书堂。他喜欢回忆在苏州耦园度过的时光,那里的书房虽小,但他却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历史地理著作《史记地名考》。书房外,花园、池塘、假山俱全,他问我们:“现在这房子怎样了?”我告诉他,已辟为旅游景点,他点头说:“很好,很好。”他讲起在江南大学任教,常雇小舟荡漾湖中,饱览太湖绮丽风光时,一脸喜悦;谈到游览泰山、庐山的情景更是动情。有时他长叹一声:“我是看不到了。”流露出无限眷恋的心情。

      父亲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金山街,后来当局拨公款为他在外双溪临溪路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父亲将其题名为素书楼。素书楼背山临溪,有竹有松,园虽不大,别有风致,父亲著书之余,常在园中散步、种花、吹箫、弈棋、打太极拳。他和继母在素书楼住了二十多年,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父亲和继母亲手栽种培育的。1988年,忽然有人提出素书楼没有租约又不付租金,凭什么借用,要父亲搬迁,后经调查后才清楚这是经过批准的,借用属于合法。但到了1989年,又有人提出这件事。他淡然说:“不要被人误解为享受特权,搬就搬吧!”于是他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退出素书楼的声明,说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他说自己没有精力与人明辨是非,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第二年夏,他在台北杭州南路买了一套公寓,搬离了素书楼。父亲到了新居后,仍念念不忘素书楼的家,说新房子没有树,生活不适应,他体力日差,记忆衰退,也很少说话,一直到他去世。

      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父亲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兄妹都急着为他觅一归宿之地,尽我们最后的孝心。父亲生前在苏州、无锡教过书,两地的乡亲和学生们都欢迎父亲归来。我们首先选中了胥口乡墅里镇。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裕,交通方便。继母说,那里风景虽好,但太繁荣而失去清静,不是适合读书的地方。

      1990年11月,继母专程来大陆择茔地,堂兄伟长夫妇和小妹钱辉全程陪同。他们先找了无锡马山,那里环境优美,眺望太湖,天水一色,极目千里,继母对钱辉说,这里固然好,却富帝王之气,而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合适。后来到了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山,这里山上有吴泰伯墓,东有梁鸿、孟光墓。继母说:“鸿山虽好,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去占一席之地呢?”接着又到了苏州吴县的东山,这里果园极好,春天万紫千红,秋天硕果累累,但继母不愿意要公家的土地。又到了西山的四墩山选地。四墩山密密层层种满了茶树、橘树、枇杷和杨梅。继母攀到半山,停下来说:“山上再好,我也不能选,这条路太窄了,为了建墓把路拓宽,要砍多少树啊,怎能叫老百姓受这么大的损失呢!”这时大家看到了前边一个山头距太湖更近,风景更好,叫石皮山。继母说,这里的风景和他们在九龙沙田的和风台5号所见相似,她和父亲在楼廊上观海赏月的时候常常提起太湖,谈起将来有一天要在太湖边上建一小屋安度晚年。

      继母终于下了决心:择地西山镇秉常村俞家渡石皮山。并在墓地附近造了几间房子,说要父亲从自己的屋子走向墓地。小屋里备了很多书,继母说,她和学生们会常来大陆探望父亲。父亲西山墓中,陪伴他长眠地下的,有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著作多种,这些书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子孙及国人的宝贵遗产。

      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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