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7/2）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正在这时，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胡耀邦在取得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后，马上组织干审局的同志外出调查，查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来龙去脉。他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他还向大家交代：中央专案组作的“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整理好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中央专案组虽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中的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要另起炉灶，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本来面目。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胡耀邦叮嘱办案人员：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材料，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散会后，已到午餐时刻，胡耀邦拿着自己的碗筷，同大家一起向大食堂走去。他边走边聊，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抓好，我们的党就不会兴旺发达，人民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排队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他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组织部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过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他现在度日如年，很需要组织的关心和宽慰。” 贾素萍连连点头：“好！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安排。” 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调查研究。当日下午，贾素萍一行4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归、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贾素萍见到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佝偻着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与他握手，向他说明来意：“薄一波同志，您好！我们是中组部的，耀邦同志叫我们来看望您。” 薄一波感动得老泪纵横。10余年来，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讯，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听到的全是斥责、谩骂，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而且是受胡耀邦之托，怎么叫他不激动万分？ 贾素萍亲切地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可以坚持，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吧。” 薄一波立即把贾素萍一行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一吐10余年来的悲愤和愿望。 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酷暑，在京城四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关的同志，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疾了的双腿说：“过去造反派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声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却全然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不实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同意，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闭口不谈，让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他们一行来到淮南，见到了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他曾在中组部当了10多年的部长，如今新任部长胡耀邦派人看望他，他感到特别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遭受非人迫害与凌辱的情景，原以为人们早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顿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贾素萍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所有受迫害而尚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件件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各自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许多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六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请他们都根据各人的经历，写下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以免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 张闻天夫人刘英也写了证明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指示的，从而澄清了关键的历史事实。 1978年8月21日晚，闷热难耐，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切地对他说：“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曾彦修这样写道：记得在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何家湾，由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成员吃饭。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成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人出狱之事。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些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可能全部被杀。中央研究决定，让他们办理狱方规定的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按中央指示照办。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8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的材料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是清楚的，说明薄一波等人出狱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胡耀邦又吩咐贾素萍一行千万要到安庆看望刘澜涛，找他谈谈真实情况，并转达他对刘澜涛的问候。 8月初，贾素萍一行不顾炎夏酷暑，乘飞机到了合肥。江淮的炎热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尤其患有心脏病的贾素萍，更是胸闷难耐。他们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8年之后，于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便被遣送到这里，专案组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现在见到了中组部的人，让他倾吐他一家在“文革”中身经磨难的悲惨遭遇，霎时，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激动不已。 在这段外出调查的日子里，贾素萍等人每次归来，胡耀邦总要及时听取他们的汇报，仔细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作出中肯的批示。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常委参阅了。” 1978年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61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人士广泛传达。至此，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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