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3/2）胡耀邦告诫人们，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是事关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调动积极因素，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是关系到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实现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委书记的陈腐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地处理群众来信。他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阅读处理群众写给他的信，做到了件件有着落。 胡耀邦一再谈道：“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应下大决心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但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干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还被包围在“权威第一”、“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之中，一些冤假错案很难平反，从胡耀邦的有关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对拨乱反正的决心，也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1年6月7日，他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讨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他在一封上访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可有可无的繁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切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繁琐得要命，怎么可以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他对一封来信批道：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他人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个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这种情况竟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有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他对一封来信批示道：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些部门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感到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繁琐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那级党委定的由那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10月20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10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示、号召。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不胜枚举。从胡耀邦对待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和一些本该按政策给予落实的冤案，都充满感情地给予关注。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赞胡耀邦一生干的实事、正事！ 与胡耀邦相处了10年之久的吴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基础之上。环顾今日共产党，雄才大略位高权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样在风波诡谲、派别林立的政坛中能够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表现出献身精神者，则实属凤毛麟角！ 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对胡耀邦这一时期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 耀邦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的讣告中，肯定他197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问题。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事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邓小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掀起了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 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支持下，为一大批受冤屈的领导人、为一些历史事件、为中央一些部门案件平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后，又相继为党、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为一些民主人士和个人平反。 自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先后为彭真、肖劲光、陆定一、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瞿秋白、杨尚昆、李维汉、以及“杨、余、傅事件”、“习仲勋反党集团”等公开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