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3）“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敢于创新，勇于开拓，深入实际，根据青年的特点，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取得显著成就。 胡耀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把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熟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博览群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提倡和帮助广大团干部刻苦用功读书，更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率先垂范。因此，他在工作中敢于创新，不拘一格。 他最忌教条主义照本宣科，形式主义地贯彻上级指示。有一个暑假，团中央举办了高等学校团委书记学习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报告。他有针对性地指出：“你们希望毛主席亲自来作报告，指示如何做好团的工作，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的工作，忙得很，你们提出的大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怎么好去麻烦他老人家呢？再说，团的工作，毛主席早已指明了原则，就是既要引导青年在党的中心工作中发挥作用，又要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至于具体业务上的问题、办法和经验，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去实践、去交流、去总结，不要事事都去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否则，还要团的干部做什么呢？”这些真知灼见，本是无可厚非，但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胡耀邦的一大“罪状”，说他“煽动大家反对毛主席”。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是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提出的青年工作口号。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青年团的性质，而且反映了青年团的工作特点和任务。 胡耀邦认为，青年团干部应当主动到群众中去，面向广大青年，开展团的工作，他常说，“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因此，他要求团的干部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团中央机关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个书记要直接联系几个基层支部，作为了解情况的渠道和开展工作的试点。他本人就曾深入北京大学，与中文系五九级汉语专业团支部建立了联系。 五六十年代搞团的工作的人都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北京团组织搞什么活动，胡耀邦几乎每请必到。有时候他连续一二十天泡在北京基层搞调研，倾听青年的心声。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满载大学生的车厢，和大学生们聊上了，彼此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了个把钟头。当大家知道前来交谈者是团中央书记，一下欢叫起来。 胡耀邦身体力行，带动了从团中央到地方的团干部，改变了过去某些“面向党委、背对青年”的不正确做法。 1964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工作报告中总结道：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对于共青团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团的干部，每个共青团员，都必须关心青年，接近青年，了解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组织和教育青年的独立活动，是胡耀邦实践和总结共青团活动经验而规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它揭示了共青团工作的基本规律。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后，始终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调动和吸引广大团员和青年的一种重要手段。 早在1953年，胡耀邦就指出：“在工作中不少干部还不善于领导团员正确地发挥作用，不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青年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不懂得青年团的作风应当是既严肃而又活泼，既反对轻浮而又反对沉闷枯燥，如果我们要求青年和要求成年老年一样，就一定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他认为，青年有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感情矛盾最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出现的问题，他们已经出现，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能。总之，要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又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团的独立活动能否适合青年的特点，这关系到独立活动的成败。青年思想活跃，好奇，喜欢翻新花样，团组织就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不断提出新口号，采取新形式，使得活动变化多样，生动活泼；青年求知欲强，当时的文化水平又低，团组织就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各种技术夜校、技术培训站、文化补习班，进行业余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技术。仅1956年一年，在农村就有530万青年脱盲；青年朝气蓬勃，进取心和上进心强，团组织就在活动中通过可比性强的各种竞赛，通过宣传树立先进人物来激发青年的积极性。团中央决定1955年9月召开“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上，胡耀邦代表团中央作了《中国青年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等各条战线上的青年，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8年团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就劳动、学习、作风、思想4个问题，向全国青年提出努力方向。他指出，为了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国青年第一必须积极参加劳动，养成劳动习惯，并在劳动中刻苦钻研，提高本领；第二必须努力学习文化科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把这两种学习结合起来，向“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第三，必须继续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并使敢想敢干的精神同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结合起来；第四，必须自己思想上树起共产主义的红旗，不断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这两个会议前，各级团组织广泛发动组织；会议期间，内外结合，扩大影响。通过这一活动，极大鼓舞了全国青年的斗志，出现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性热潮。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团中央的做法，指出“采取召开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方法来组织和发动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一项好经验”。 与此同时，胡耀邦对少儿工作极为关注，在1958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上，他主持制定了团中央常委《关于开展蓬勃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的报告，并作了关于少年儿童工作的总结讲话。他常说：“我们的党，从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都把儿童看作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要热爱我们的儿童，关心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笔者1993年5月5日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原第一副部长王照华，他激情满怀地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团干部热情很高，但许多同志对青年团的工作，特别是少年儿童工作深远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深，还有的认为青年团的工作都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蹦蹦跳跳，认为做少年儿童工作低人一等，没出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通过耀邦同志反复启发开导，打开了大家的政治眼界，从根本上提高了对团的工作、少年儿童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白了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从而把工作热情建立在政治觉悟之上。当年我们看到耀邦同志对团的工作那样投入、执著，对青少年那种关心、热爱，感到钦佩，受到鼓舞。现在更加明白了，他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把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青少年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开始就自觉地为祖国的未来而工作，自觉地从事建筑祖国的‘希望’这项伟大工程了。” 在胡耀邦的精心谋划和领导下，共青团率领全国青年全面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组织青年建立青年班组、节约岗、青年苗圃、造林队、垦荒突击队以及读书学习小组等等，广泛开展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向科学进军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 由于工作方针与措施得力，在五六十年代，青年团的工作相当活跃，团的独立活动多种多样，成绩巨大：在工业战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年团发动和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活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的生产热情。像李瑞环、倪志福、张百发、郝建秀等一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杰出人才，就是当时在青年突出队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生产能手。 在农业战线，为发展农业生产，配合党和政府提出的“开展移民垦荒”任务，青年团适时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活动，既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在青年中倡导了一种“垦荒精神”和“向困难进军”的精神；青年团发动亿万青少年开展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活动，使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从而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持了水土。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春，全国青年造林546万亩，植树22亿株。1956年3月，团中央在延安召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等5省（区）青年大会，胡耀邦作动员报告，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植树造林热潮。仅1956年，全国就有1.2亿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不久，又开展了绿化长江、黄河，绿化黄土高原、荒山秃岭等活动，使祖国山河逐步披上了绿装。 笔者2000年9月访问《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时，他满怀激情地回忆了4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56年，他随胡耀邦到广东考察农村工作。一路上，胡耀邦就如何发挥农村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与农村青年促膝谈心，和团干部交流心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把青年单独组织起来，让他们和中老年农民一起劳动就可以了。而胡耀邦主张，要在农村举起一面旗帜来。他提出了如何组织农村青年突击队来激励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设想。受到他的思想的鼓舞，回到北京，张黎群就写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农村青年突击队》的书，当时风行全国。这本书中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胡耀邦所倡导的，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使青年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胡耀邦一直非常关心农业的发展和青年农民的作用。他曾说：“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土壤结构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大有讲究。我们要组织青年为农业多做贡献，就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要求来。”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要发动我国北方地区的青年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活动。后来，在广大农村，涌现出无数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先进青年和先进集体。 在文教科技战线，青年团则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和“向科学进军”的活动，至1957年全国扫除青年文盲达2000多万人，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所有这些团的独立活动，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笔者于1999年访问了原中央团校干部郑洸，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向笔者回忆了40多年前建立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垦荒队和江西德安县“共青社”时的动人情景：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自己家里亲切接见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5位发起人：杨华、庞淑英（女）、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他充分肯定了他们可贵的爱国热情，并对垦荒队的规模、地点和今后发展方向等谈了具体意见。61名首批垦荒队员出发时，他亲自为他们送行、授旗，并发表了“向困难进军”的热情洋溢的讲话。10个月后，1956年6月6日，胡耀邦亲自去黑龙江萝北县看望垦荒队队员，勉励大家决不向困难低头，做到“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还赠给队员8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当垦荒队遇到曲折和困难时，他于1959年12月和1960年10月两次亲笔写信给杨华和垦荒队员，教导他们正确对待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没有忘记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需要，在严寒的北大荒英勇奋斗的全体同志们，同时告诉队员们既要提高生活，又要提高思想。”语重心长的话语，温暖着队员们的心，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 首批垦荒队的这一壮举，引起了全国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响，相继有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2570名垦荒队员也来到“北大荒”。与此同时，全国先后有辽宁、黑龙江、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浙江等16个省市及部分县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仅一年多时间，全国组织了近20万名青年参加垦荒大军，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1955年，98位上海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豪情满怀地来到江西德安县，在荒无人烟、荆棘丛生的鄱阳湖畔，进行开垦创业。不久，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看望大家，与垦殖队员一道住草棚、喝稀饭、嚼咸菜，白天共同开垦，晚上促膝谈心，还为队员题写了“共青社”3个字。以后每当“共青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胡耀邦就为它依次题名“共青垦殖场”、“共青城”。在1984年“共青人”扎根鄱阳湖畔3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到他们中间。当看到这里由不毛之地变成一座新城，他无比兴奋，挥毫写了“有志者事竟成”6个大字，以资鼓励。他与“共青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他去世后，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创建的共青城的绿林之中，长眠在这块他生前眷恋的土地上，他永远地同“共青人”在一起，永远地活在青年人的心中。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