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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精选30《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

时间:2020-03-22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余玮 点击:
苦撑危局( 30 )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

 
   苦撑危局(30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做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

      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余秋里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

      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林彪,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

      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最后由林彪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在林彪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全国红卫兵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全国。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联,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

      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周恩来采取种种措施,仍然没能制止住铁路交通停运。于是,他下定决心对铁路系统实行军管。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交通受阻的报告送给毛泽东。3月19日,毛泽东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份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来召集这3个部的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负责国务院工交、财贸、计划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同志出席会议。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强调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顾毛泽东的批示,对实行全面军管进行刁难、阻挠。林彪指责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还节外生枝,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对铁路、交通、邮电军管一再拖延,交通运输受阻情况进一步恶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着紧急报告去找毛泽东。他说:“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毛泽东思索片刻,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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