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鸾翔宇（10/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这年5月起，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考虑到党的名称叫什么好，拿不定主意，便写信问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回答说：“叫共产党。”于是，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书刊物也叫《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钊为首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是成员之一。12月，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到法国，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清扬、张申府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选定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使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后来，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谈起他曾是否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在后来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18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侦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用“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10月上旬，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朱德和孙炳文乘邮轮来到法国。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房主青年时就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谋生，但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时，房主也将一些巴黎的见闻说给朱德他们听。一天，房主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 房主告诉朱德有一个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后，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房主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第二天，房主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 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散。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我找周恩来先生？”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做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他叫孙炳文，字濬明。” 朱德！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他听说过这个名字，讨袁时，他是蔡锷麾下一员虎将。周恩来大喜过望，愣怔了一下，赶忙站起来同他们握手。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般年龄的。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期间，孙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产党。 朱德全部讲完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两道浓眉一挑，说：“大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 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 但周恩来马上对他们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 说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与周恩来相握。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两位伟人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起点。 很快，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与陈独秀不同，他认为只要要求入党，就要批准，没有什么“纯”不“纯”的问题，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同时，朱德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此后，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周恩来和朱德风风雨雨在一起，互相关心，彼此信赖，肩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不久，从国内传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做出了指示。 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3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12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5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3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1月29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 3月18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