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鸾翔宇（9/1）创办觉悟社 9月2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车里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到北京请愿的天津男女学生代表们。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艰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当时男女互不接触的界限，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大家由进京请愿斗争的胜利谈到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率直活跃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反响。张若名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 周恩来一直在倾听着大家的议论，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站起来，沉静地说：“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这样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的倡议显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说：“就叫觉悟社，怎么样？”郭隆真等人高兴地拍着掌说：“好，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 经过10多天的准备，9月16日，温暖的秋阳照耀着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照耀着神采奕奕、分坐在会议桌两边的10位男青年和10位女青年。他们当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总统当面论战的勇士，有断指写血书赢得群众支持的英雄，有面对广大群众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有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面不改色的巾帼豪杰。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激动的事迹。今天他们聚集到一起，将要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样，去开辟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站起来，眼睛里放着光，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压抑不住的激动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以无限敬慕的神情，望着他那清癯的双颊，因日夜操劳而布着血丝但仍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激动地望了望大家也同样激动的面容后，继续说：“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在庄严的气氛中，社员们彼此互相介绍，郭隆真特别介绍了其中年龄最小却最活泼、大方的姑娘——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邓文淑。 邓文淑乳名玉爱，才华出众，擅长演说，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邓庭忠曾是广西南宁镇台（武官），1908年在新疆暴病而死。母亲杨振德在医学上的造诣较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母女俩辗转来到天津，靠行医维持生活。1913年初，小玉爱随妈妈来到北京，并进了平民学校，取学名“文淑”。可是，好景不长，学校的校长是社会党人，学校被查封，母女俩只得回到天津，邓文淑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两年后，邓文淑跳级报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并以第3名的成绩考上预科，获得学费宿费全免的奖励。第二年，邓文淑顺利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邓文淑与同班同学张嗣婧、梁岫尘、张若名、刘韵玲等“五朵金花”被称为女师十学级的“五魁首”。 听完有关邓文淑的介绍，周恩来向她投以赞赏、信任的目光。这时，邓文淑站了起来，说：“自今天起，我自己改名为‘颖超’，开始新的革命人生。”话音刚落，大家不由得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大家介绍完毕，周恩来接着说：“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觉悟社正式诞生了。 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以后，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龙、包世杰畅谈救国问题。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已在这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是62号，进该校文科学习。不几日，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后来在跟人谈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是南大挂了名，因为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名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刚刚走上街头，几百名保安队、警察挥舞着枪托野蛮地冲向女学生。面对拦阻和殴击，邓颖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爱国”、“禁止打爱国学生”等，一面勇猛地向外冲。警察动手了，邓颖超被打得吐血，她的好友王贞儒被枪托击伤肩膀，觉悟社社员李锡锦被刺伤眼睛……尽管11人被殴伤，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 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拒绝接见，而是派代表丁振芝会见学生代表。一见面，愤怒的周恩来就质问：“为什么禁止群众国庆游行？为什么纵容军警打伤学生？”蛮横的丁振芝根本听不进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向法庭起诉去吧！”说罢，拂袖而去。 群众更加愤怒了，周恩来等代表又去见省长曹锐，可曹锐溜了，只有一个参谋长出来敷衍。天色已晚，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暂时散去，做好其他斗争准备。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觉悟社社员在宙纬路三戒里4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里聚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和郭隆真、张若名用白纸条写好50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大家笑着，嚷着，去取纸卷。 “1号，1号”，邓颖超高声叫：“我抓的是1号。”周恩来抓到5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这时，头脑灵敏的邓颖超马上说：“我是1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这样，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号，代号“武陵”。张若名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号”、“5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行动，连姓名都废止了，十分兴奋。周恩来沉稳地说：“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这时，直隶省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并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为此，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