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昌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张闻天和博古、李德的分手（3） 1934年4月27日，即在红军被迫撤出广昌的当天，张闻天写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将修筑堡垒作为动员群众参战唯一方式的做法，称之为“单纯的堡垒主义”。他还批评了“分兵把口”，这“同堡垒主义，是紧密的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 7月26日，张闻天又在另一篇题为《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文章中再次严厉批评“堡垒主义”。他提出：“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消灭白军与肃清刀团匪，是闽赣党前面第一等的中心任务。”“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已经有的一些游击队或独立营，他们都要拿来守卫他们的堡垒，分散原有的武装力量，实行分兵把口。这种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不但不能使我们消灭刀团匪，而且也不能使我们保卫自己。” 张闻天的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而言，但是张闻天在军事方针上不同意李德“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是十分明显的。在发表于长征出发之前（9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更是明确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中有过的“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的”倾向，批评了“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 不分革命高潮与低潮，也不问战争具体条件，一概实行“进攻”的所谓“进攻路线”，乃是当时“左”倾中央的策略指导上的主要错误之一。正是对于这个事关重大的“进攻路线”，张闻天此时作了自己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一种只是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的胜利。” 张闻天在这里虽然仍沿用了“进攻路线”的概念，但是他对“进攻路线”的这种解释，就无异于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原来指导思想实际上的某种否定。这当然还不是对于教条主义的彻底觉悟，但毕竟触及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政治领导错误的思想根源。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即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对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10月5日专门就这篇文章印发了供干部讨论用的详细讨论提纲，接着又于9日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聂荣臻回忆长征时说，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还收入了这篇文章。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同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 进入7月，战事更加紧张，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后，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却“两个拳头打人”，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抗”的军事战略，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抗，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任何一路敌人都没有挡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也遭受了很大伤亡，被迫撤退。 此时的毛泽东，尽管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仍时刻关心着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1934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红二十二师于4月21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召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利的教训时，立即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给红二十二师负责人打电话，详细了解敌我情况，然后对政委方强说：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牵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下战场，要在敌人的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方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师党委研究了这些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有计划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筠门岭，未能前进一步。南线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新的局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