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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3）
 决议案在最后还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 会议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意味着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然而，毛泽东所受到的排挤并没有结束。 1932年1月中旬，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叶坪召开。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毛泽东所作的对形势的分析，以毛泽东 “太右”为由另选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纱华休养去了。 后由于赣州战役失利，毛泽东被急召到前线。接着毛泽东指挥红军夺取龙岩，再次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而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了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毛泽东在漳州前线看到14日的信，于5月初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计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但是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在5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犯有极严重的一贯机会主义错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 当时毛泽东正在漳州前线，未能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5月11日的决议，十分不满。他在9年后曾写道：“6月回到长汀，见到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5月20日临时中央的指示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指示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5月20日的电示，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 此时此刻，正在前方的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力荐下，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可以名正言顺地指挥作战了。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连克乐安、宜黄、南丰等地。然而，就在取得这些胜利后的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上，苏区中央局与前线指战员发生了分歧。周恩来、毛泽东等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便寻找战机。而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却不同意前方的布置，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寻机歼敌。但毛泽东等认为“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中央局认为毛泽东等贯彻的不是中央积极进攻的策略，而是在延缓作战时间。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发出了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于是苏区中央局十分生气，恰好又收到临时中央9月下旬要求要在敌军“围剿”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于是10月3日到8日，在宁都的小源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会议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而中央局的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