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好友李玉棠策划了《同龄人艺术展》，国庆假日期间在上海图书馆展出。我因为国庆在外地，直到闭幕前回到上海，才有机会去看。 到了上海图书馆西楼二楼，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摆放了很多作品——据介绍是两百件。从展示前言开始，我依次走遍全场，也许是最后一天的缘故，人不是很多，我得以悠悠地欣赏。 两百件作品，大部分是风格迥异的绘画。油画方面，有细腻直至眉毛的人像画，也有我看上去不知所云的抽象画；国画也是如此，有工笔画，也有泼墨山水画。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摄影、篆刻、雕塑。 作者的身份也很多样，有原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胡延照，原市总工会副主席吴申耀，原市规划局局长毛佳樑等领导干部，也有专业画师等艺术家，还有支边支疆干部青年，当然更有知青，我还很高兴地看到来自我原来所在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1981年生的青年艺术家陈颖。 作者的年龄跨度很大，就我看到的作者介绍，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2年的张中康，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95的郭钟茗。 从题材上看，一进展区，是周禹鹏的书法作品《青年叙事》，这个书法作品下面是高度概括知青运动从“离城”“下乡”迷茫“卫国”“学习”“生活”“献身”，直到“返城”的整个过程的一组画。整个展区的作品内容很广泛，有敬录伟人诗词或人生警句的书法，有描绘自然万物或社会生活的绘画，有反映风景或世俗百态的摄影，等等。 我一边看一边在想，为什么称为“同龄人艺术展”？年龄不对啊，最老者和最年轻者有八十多岁的差距；是身份吗？知青朋友朱盛镭兄说“同龄人”隐含“知青人”，但是事实上，这些作品的作者身份也是五花八门的呀。  在展区入口，是玉棠兄起草的前言。玉棠兄说“同龄人可以理解为就是四九年出生之人。我的理解应为四九年质变之人。”因为该前言是书法作品，我对“质变”两字不敢确认，还特意向玉棠兄证实。 也就是说，“同龄人”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而是“四九年”带来的变化。这样一说，我觉得通了，我认为，在这里，“同龄人”不是指展示的客体，而是这个展示的主体所经历的时代。 展示主体主要指策展人和艺术品作者。 正如盛镭兄分析的，这个展的策划很成功：一是高人云集，艺展生辉。须知，优秀主题与优秀作品的匹配，是策展人常常遇到的挑战，很多时候，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是缺乏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于是不得不降低质量标准。而这个展，有很多高质量的作品，足见李玉棠老师丰富的艺坛人脉资源。二是展示整体风格既体现奋进的时代精神，又蕴含足以令人回味的美感，名人作品的部分嵌入，大大提升了艺展作品的品味和看点。使这个展在整体上摆脱了亢奋的知青艺术传统模式。三是展示的组织也很成功，开幕式上冒出那么多艺术家，恍惚重现了消逝已久的当年知青画家、书法家身影。  我很同意盛镭兄的上述分析。我觉得，策展人就是导演，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个展示是否成功（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资金）。玉棠兄出身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半年之内，不算太严格地说，他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早年去崇明农场，1973年回到上海进入文化系统，之后在展览领域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他曾个人斥巨资在福州创立严复纪念馆。现在到了古稀之年，依然像小伙子那样，热衷于策划、运行一个新的展览项目。我相信，他策划组织这个展，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他在策展过程中，以及以往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勤勉、刻苦、奉献、忍耐，难道不就是共和国70年艰难路程在一个小水滴上的反射吗？共和国70年来的成就，不就是无数个玉棠兄如此这般汇聚起来的吗？ 从作者方面看，虽然年龄跨度很大，但是他们的创作视野基本上都集中在新中国走过的路。“同龄人”在这里，不是一种严格的年龄确定，而是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件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密切相关的一代人；他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经历高潮与低谷、顺利与挫折、激昂与痛苦，因此，这些作品是对这70年社会变迁的观察与描绘；作品本身的风格、精神状态，是这一代人自己的风格、精神状态。  这就是我理解的“同龄人”，是特殊年代带来的一个质变！ 但是，对“同龄人”内涵的反思，再一次提醒我，某类名称并非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与其内涵挂钩。 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们对一类事物贴上标签，是为了以后让更多的人更清晰地认识这类事物。比如光谱上不同颜色的光，我们把它们取名为赤、橙、黄、绿、青、蓝、紫。当我说出某个词时，别人就知道我是指光谱上的哪一段。进一步说，当人们对某种颜色的光代表什么有共识时，艺术家们就会在作品中用某种色彩来表征某个理念，比如红色代表喜庆，绿色代表环保，黄色代表高贵，白色代表圣洁，黑色代表庄重，等等。 社会学对人群的研究，也采用这个方法。比如大机器时代的操作者群体，被称为“工人阶级”，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群，被称为“教师”。一般来说，某个职业群体确实有相对固定的性格特征，因此，对某个群体贴上身份标签，也确实有利于对其中的个体的识别。 但是，标签一旦被固定，就可能异化。比如红色既可能代表喜庆，也可能代表杀戮；绿色呢？有个段子很能说明问题，“最倒霉的是炮兵炊事班，他们背黑锅，戴绿帽，看别人打炮”；黄色既可能用来代表帝王，也可能象征色情；白色可能表示圣洁，也可能隐含惨淡；黑色既可能代表庄重，也可能代表邪恶。展示设计师们采用某种色彩的时候，还真的要非常小心。 自然现象尚且如此，社会群体方面，情况就更复杂了，其原因却很简单——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性格的养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贴上很多标签。若假定某个人生活在某个环境里，就此贴上某个标签，这肯定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今天城市里的孩子生活在电子世界里，他们对手机、电脑、电子游戏、电商等很是熟悉。二三十年后，他们这个群体中将出现省长、市长、书记，政治局委员，我们能否说，是电子游戏培养他们成为政治家呢？ 我觉得“知青”这个标签，现在就用得很泛。我这里不讨论广义的知青，我只指1968年以后大批下乡上山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所谓“知青”，也就是在“从城市下乡到农村去”这一点上有共性，其他的很多方面，包括家庭背景、文化差异、到农村后从事的工作、返城后的命运，乃至结婚生育身体状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俗活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话慥理不慥，用比较科学的话来讲，就是样本群体大了，什么偏差都可能发生。一千七百万的庞大群体，今天出现了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是很正常的。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知青，就能得出“下乡上山培养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吗？ 我绝不反对知青经历对青年人的磨练，我的意思是，把一个笼统的标签贴在千百万人身上，然后给予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不是科学态度。我反对或者警惕的是，假借对知青精神的肯定，实际上对某段历史的肯定。打个比方，如果某人因为命运不公被扔进监狱，但他自强不息，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当然要赞赏他的精神，但是难道为了让他有更大的成就，我们要再次把他扔进监狱吗？ 除了“知青”这个标签之外，我还原则上反对“X二代”的标签。这种标签有点“株连”意思了，它把生理上的血缘作为影响人的个性的主要因素，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与此相同的还有夫妻关系，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株连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不过最近葛蕴芳荣获共和国70周年纪念章，这正说明人是多样性的。葛女士在家庭关系上是某人的妻子，但在政治身份上，是离休干部，是老党员，理所当然享有这份荣誉。这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科学态度。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