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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1日，上海书店门口挂起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悄然开张。3年后的1926年，盘踞在华东地区的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封闭了上海书店。上海书店可以被查封。但从这家小书店生发的思想，却似插上了翅膀，飞向所有渴望自由的心灵，已经无法被查封了。
  1923年，徐白民28岁，在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他是长衫布鞋的斯文教书先生。但离开课堂，他其实有另一个身份。在这年1月，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一职只是他为党开展工作的掩护——以这个身份，他参与了中共绍兴地方组织的创建工作。8月，徐白民受组织委派，一份新的工作在等着他——到上海去。 此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在开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从广州迁回上海。为了扩大宣传，急需自己的出版和印刷机构。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宣传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强调“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委会或临时中央执委会的监督”。同年11月，中央局发出的第一份通告中，就明确“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20种以上”。宣传工作要传递到党员和广大群众身边，需要书籍，更需要书店。 由此，就有了徐白民在1923年这个夏天接到的指示：去上海筹备成立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 
图为上海书店旧址（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选址华界
如何在当时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上海滩立足而不至于被人怀疑，党组织特意没有从公开身份的党员或者在党内担任要职的党员中挑选负责人。书生出身的徐白民成了最佳人选。而书店的名字，与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同名——上海书店。 这并不是徐白民第一次来上海。 1920年春，这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运动领袖，曾作为杭州“一师风潮”的主要组织领导者，被推选为请愿和谈判代表，与当局进行过斗争。是年3月，当局派700余名武装警察围困“一师”，徐白民带领学生与军警抗争，遭警察当局密令逮捕，后经地方人士调停获释。“一师风潮”后，作为浙江学生代表，徐白民赴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会议。 时隔三年再到上海，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情绪亢奋还带着青涩面容的学生运动领袖。经过在萧山衙前参与创办农村小学的经历、担任一师附小老师的经历，加上出任萧山《责任》周刊主编又被当局逐出萧山的经历之后，他已经是一名相对沉着和有历练的青年。 到上海后，徐白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瞿秋白和其他党中央的负责人。经大家的建议，书店的选址应该符合 “交通便利”“简朴为宜”“易于隐蔽”三个特点，且最好选址在华界。 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自1913年老上海县城城墙拆除后，北半圈围筑成850丈长的马路，名民国路，即今天的人民路。这条民国路，靠北为法租界，靠南就是华界，两区交界之处，是治理的缝隙地带，有机可乘，又交通便利。徐白民根据这些指示，在当时的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人民路以东、万竹街以南），找到一套街面房子。坐东朝西，一楼一底加一间过街楼。他将楼下布置为书店，楼上过街楼里，放置桌椅和床铺，作为宿舍和党内秘密活动场所。
内有乾坤
1923年11月1日，上海书店门口挂起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悄然开张。原广州新青年社的所有书籍、账务都归其接管。翌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登载开店启事：“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责任，所以开设了这一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奉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 店堂很简朴，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柜，依着房间的高度打制。铺面玻璃下的醒目处放着新文化书社、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同时还兼售一些文具。 但在靠墙里面的角落里，放着的却是共产党和青年团编辑的《向导》周报、《前锋》月刊和《中国青年》周刊等进步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进步书籍。瞿秋白在书店过街楼上的秘密宿舍内编撰的《社会科学家讲义》也在这里出版。 店内聘用三四个店员，应付日常工作，兼做保卫工作。徐白民作为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书店的出版、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负责各刊物的编辑工作。 他们当时都这样年轻。 书店开张之际，蔡和森、恽代英和徐白民都不过28岁，瞿秋白只有24岁。1925年，另一个穿着长衫、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也来到上海书店，时年29岁，他的名字叫毛泽民。
红色老板
1925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受组织委托增援上海，奉命领导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 当时，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办公地点在新闸路培德里，毛泽民的对外身份是上海某印刷厂老板。徐白民负责书店的出版，而毛泽民负责发行。摆在毛泽民面前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上海书店设在华界，位置相对偏僻，对上海其他区域的进步学生和读者来说，购书不便。因此毛泽民在上海增设了沪西、沪东等几个分销处。第二，是随着五卅运动爆发，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上海书店不能拘泥于上海一地，需要在其他城市销售。毛泽民奔波于各大城市，到1926年，中共在北京、长沙、广州、南昌、宁波等20多个大中城市和乡村开设分销店，在香港和巴黎两城设立书报销售点。 那些年，上海书店出版了30余种出版物，除了学术性著作外，还出版了《革命歌声》《世界名人明信片》等通俗小册子和画片。中国共产党当时广泛开设平民夜校。夜校的教材就是由上海书店印刷出版的 《青年平民读本》。这本书分4册，每册24课，每天教一课，选用日常应用的1300余生字，运用发票、借据、记账等手法，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方面的教育普及。上海书店源源不断出版的书籍刊物，成为点亮全国各地的源头火种和信心启蒙。 随着书店影响力扩大，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26年，盘踞在华东地区的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封闭了上海书店。 毛泽民和徐白民商议后，将书店搬入租界，在宝山路开设宝山书店，继续发行工作。不久毛泽民前往汉口建立长江书店。1927年3月，《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种刊物的总发行所更名为上海长江书店，设在老西门共和影戏园旁边，同时在《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刊上连续多天登载开幕启事和广告。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才正式开业几天的上海长江书店关门。负责印刷装订的老板出卖了毛泽民，在毛泽民单独前去洽谈业务时，将他反锁屋内后外出通风报信。好在毛泽民跳窗而出，不久奔赴武汉，继续出版发行工作。 上海书店可以被查封。但从这家小书店生发的思想，却似插上了翅膀，飞向所有渴望自由的心灵，已经无法被查封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