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宋庆龄卧床英文口述，由秘书廖梦醒代笔的。她使用一支笔头很粗的钢笔，字迹流利，横用十六开无格纸，从右至左竖行书写。为了强调入院的必要性，廖梦醒从用一个惊叹号，到两个惊叹号，最后用到三个惊叹号。信尾是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送出这封信以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鲁迅病逝后，宋庆龄的这封充满真情的书信，一直珍藏在许广平手里。这件珍贵的文物，后来被周海婴连同信封一起捐赠给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正像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所说：“虽然这封信只是宋庆龄英文口授，并不是她亲笔书写，但却是当年鲁迅亲眼读过的。” 鉴于这封信不是宋庆龄亲笔书写，上海鲁迅纪念馆请宋庆龄重新抄写了一份。这封誊抄信因为是解放后重写的，所以像一般的信件一样，竖用信纸，从左至右横行书写，内容做了一些改动，惊叹号也只有两处，减少到了两个。 2003年，李湄正在写作她那部十分精彩的书《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希望将在展厅中陈列的廖梦醒代笔的信复制给她。所以在出版的书中，她写到：“廖梦醒执笔的那封信保存在宋庆龄故居。”其实，北京宋庆龄故居中陈列的只是复制件，但应该说复制得不错。 有趣的是，不知何故《宋庆龄选集》、《宋庆龄书信集》都将此信的日期错写成1935年6月5日。虽然廖梦醒代笔的信只写了“六月五日”，但宋庆龄重写的信在信尾处明确地标注着“1936年6月5日”的字样。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二十分，鲁迅在上海逝世。冯雪峰用电话向宋庆龄报告了信息。听到噩耗，宋庆龄立即赶赴大陆新村鲁迅寓所，她是是最早向鲁迅遗体致哀的朋友之一。当冯雪峰陪同宋庆龄走进鲁迅的卧房时，宋庆龄看到鲁迅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的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告诉宋庆龄：他不知应当怎样来料理鲁迅的丧事。因为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时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如果公开出面，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宋庆龄见状，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起这件事情。她与冯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在鲁迅住宅的三楼商议，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并起草讣告。初拟的治丧委员会由九人组成，包括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正式发表时减去了毛泽东的名字，只有八人。实际上主持鲁迅治丧事宜的就是宋庆龄。为了亲爱的战友，她又一次将自己摆在了战斗的前沿。 上午九点，宋庆龄打电话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告诉她:“鲁迅已经逝世了，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办，而且要通过他的丧事来发动群众，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然后，宋庆龄亲自赶到沈钧儒的律师办事处，请他帮助在虹桥万国公墓购买一块墓地。在与公墓联系时，沈钧儒提出墓地四周须要留有空地，以便千秋后代来悼念。 接到宋庆龄的电话，胡子婴马上召集救国会干事会，转达了宋的意见，拟定出了具体方案。随后，由沈钧儒召开救国会理事会。会上，理事们一致同意宋庆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定的方案，并立即分头去准备。 20日是凭吊鲁迅的第一天。清晨，宋庆龄等治丧委员早早赶到了万国殡仪馆。八点时，凭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十点钟，由于过分拥挤，殡仪馆不得不把大门关起来，一批人出来了，再放一批人进去，签名处也由两处增加到三处。 宋庆龄在现场接受了《立报》记者的采访，她的话语里带着悲愤和哀切：“鲁迅先生底死，是中国一种重大的损失。至于‘身后’问题，鲁迅先生生前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这一天上午，宋庆龄还陪同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勘察了沈钧儒联系购买的墓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道：“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现在看起来那里离市区不远，而那个年代，被视为冷僻的远郊，所以有一大块地方可供土葬。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墓穴的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的确，这块墓地就在宋氏墓园东侧，相距约百米。当时，宋氏墓园安葬着宋庆龄的父母，而且预留了宋氏兄妹的墓穴。显然这一选择饱含着宋庆龄的深意。 随后，宋庆龄又与许广平等一起去挑选棺木。他们看了几家棺木店，最后决定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购置一口上面镶有玻璃的西式楠木棺材，以便人们最后瞻仰鲁迅遗容。 下午两点，治丧委员会在万国殡仪馆二楼开会，鉴于前来凭吊的人数众多，决定将瞻仰遗容的时间，由一天延长到三天。同时讨论决定了殡殓事宜，并就此发布公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