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节选自：《极端的年代》，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译者：郑明萱，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列宁的心目中，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贫穷落后的孤立之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 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圣彼得堡—自1918年苏俄迁都，移到战略地位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  不论何处，只要有工人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也不只限于工人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苏俄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称，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ó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浪潮不久便波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团体及党派在这段时期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 N. 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高潮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开始与本土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肖像并列，成为当地革命者崇拜的对象。这些人物肖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 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苏俄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成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 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从苏俄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热，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信仰共产主义。其中有返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其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兰塞姆（Arthur Ransome）。兰塞姆虽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却是个素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对航海的一腔热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还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后写出伟大文学名作《好兵帅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k）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ek）—哈谢克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听说更令他惊奇的是，醉生梦死了一辈子，竟从此醒来，再也不沾杯中物。苏俄内战时期，哈谢克加入红军，担任人民委员。可是战后回到布拉格，他却再度沉迷醉乡，重新回到以往无政府主义暨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却的确曾是他追求的理想。  发生在苏俄的革命，不只激励了各地的革命人士，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18年1月，夺取冬宫数周后，新政府正拼命设法，想与不断挺进的德军媾和。正在此时，一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及反战示威，却开始横扫中欧各地。革命的浪头，首先打向维也纳，然后经过布达佩斯与捷克一带，一路蔓延到了德国，最后在奥匈帝国亚得里亚海军事变中达到高潮。同盟国的大势已去，其陆军部队也迅即解体。9月间，保加利亚农兵归乡，宣布成立共和国，向首都索菲亚（Sofia）进发；但政府在德方协助之下，义军的武装终遭解除。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意大利前线打了最后一场败仗，从此下台。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怀着一线希望，纷纷宣告成立。它们的想法是，比起危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想来胜利的协约国总该比较欢迎它们的出现吧（这个想法倒也没错）。事实上，苏俄呼吁人民群众停战媾和，西方国家早就担心不已—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公布了协约国秘密瓜分欧洲的战时协定。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计划中玩起民族主义牌，对抗列宁关于各国人民联合的呼声。此外，该计划将由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合成一道长墙，共同围堵“红色病毒”。同年11月初，德国各地陆海军士兵纷纷哗变，由基尔的海军基地开始，革命风潮传遍德国。共和国宣布成立，皇帝退位逃往荷兰，代之而起成为国家元首的是一位马具工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员。  于是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到莱茵河，各地一片革命怒潮。但这是一股以反战为中心的革命风潮，社会革命的色彩其实很淡。因此大战结束，和平来到，革命的爆炸力便和缓许多。对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以及东南欧小国的农民士兵及其家人来说，革命的原因不外有四：希望获得土地、对城市的疑惧、对陌生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担心，以及对政府的疑惧。因此农民们虽然起来革命，却并不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波兰部分地区、德国的巴伐利亚，以及中欧南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皆是如此。农民的不满，必须经由土地改革的手段方能安抚，甚至连一些保守反革命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既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铁定无法在民主式普选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出头的机会更为渺茫。不支持社会主义，并不表示农民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可是这种心态对具有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极为不利。在苏俄等国家，选举式的民主形式甚至因而完全废止。布尔什维克原本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一直沿用的革命传统），可是10月之后不到几周，却马上把它解散了；其中原因正在于此。至于按威尔逊的主张设立的一连串小民族国家，虽然内部的民族冲突并未就此消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活动余地却从此大为减缩。这正中协约国促和人员的下怀。  但是俄国革命，对于1918—1919年间欧洲革命的影响实在太深，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莫斯科当局难免怀抱着十足的信心。即使对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依照当时情况看，似乎只有德皇治下的德国，能够幸免革命浪潮的席卷—即使德国当地的革命人士，恐怕也这样看。不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德国都相当稳定，工人阶级运动的声浪虽强，立场却极为温和，要不是大战之故，武装革命根本不可能在德国发生。德国不像沙皇俄国，不像摇摇欲坠随时会倒塌的奥匈帝国，也不像所谓“ 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更没有欧陆东南山区那些使枪弄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野性山民。总而言之，德国根本就不像一个会发生大动乱的国家。跟战败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两地货真价实的革命比起来，德国绝大多数的革命战士与工人，不但守法，也相当温和。德国人的性情，就跟俄国革命党揶揄他们的笑话一模一样—不过这笑话可能是捏造的：如果告示禁止公众践踏草地，德国革命者们也会自然遵命改走人行道。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水兵起来革命，将苏维埃的旗帜带到全国各地；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由柏林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任命了社会主义德国政府负责人。俄国的两次革命，在德国一气呵成，似乎一次就达成了：皇帝一下台，首都政权马上落入激进分子手里。不过德国的革命，其实只是一时的。在战败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旧有的军队、国家，以及权力组织，都暂时性地全面崩溃。然而不出几日，原有的共和政体重新掌权，再也不惧怕那些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后数周内举行的首次选举当中，竟也不曾获得多数票。至于共和政府，更不把刚刚匆匆成立的共产党放在心上。共产党的两名男女领导人，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很快便被陆军的枪手谋杀。  尽管如此，1918年德国掀起的革命，毕竟再度增加了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希望。此外，尚有两事更加助长了它的雄心：一是1918年间，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寿命虽短，却确确实实地存在过。二是在1919年春天，在领导人遇害之后，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告成立。同样，这个共和国的寿命虽然短暂，意义却颇为深长，因为慕尼黑是德国艺术、人文、反传统文化以及啤酒（啤酒此物，政治颠覆的意味总算比较淡）的重镇。与此同时，就共产主义西进的意义而言，匈牙利方面曾兴起一场意义更重大的事件，即1919年3月至7月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德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当然都被残酷的手段迅速扑灭。但是由于对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德国工人很快便变得相当激进了，许多工人转而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之后，更转而支持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因而成为苏维埃俄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1919年，可谓西方社会最为动乱不安的年代。然而也就在这一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努力，却同时宣告失败。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坐镇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眼见革命浪潮迅速销声匿迹，却依然没灰心丧气。一直到1923年，他们才完全放弃德国革命的希望。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