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废约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九）
——邓小平热中有冷应对英方“车轮战”  1979 年8 月，邓小平南巡时在海上视察。 9.严厉“奉劝” 经过下议院关于香港问题的辩论之后，新执政的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并没有放弃前任政府的香港政策，仍然坚持以“新界”土地契约为突破口，以图达到延长对“新界”管治期限的目的。于是，1979年7月5日，经英国外交部批准，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约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向中方递交了英国政府的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 英国继续向中方“发难” 如果说麦理浩的访华之行只是口头表示的话，柯利达递交的这份材料，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正式提出：要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1997年的限制，还要求取消1997年后总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备忘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上述两个方面，英方将通过一项香港土地租约的法律，并将发布一项枢密院敕令。枢密院敕令颁布之后，10月间，麦理浩总督将在主持香港立法局会议开幕时，宣布英国政府准备采取的步骤。柯利达还就此告诉说：港督在宣布的同时也将明确表示，这些步骤纯粹是为了解决香港本地法律上的问题，它们不会侵犯中国对香港的立场。 柯利达在递交此备忘录时，还特别作了说明：对这份备忘录，中方可以不作答复；当有人问起时，英方准备回答他们“已将此事知会了中方”。此份备忘录，表明了撒切尔执政之后，英国政府继续在香港问题上向中方“发难”，还为此搬出了英国议会特有的“枢密院”，力图在“新界”土地契约问题上打开一个口子。鉴于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经撒切尔夫人提议，英女王批准，港督麦理浩任期再延长至1982年4月。 中国政府作了严厉警告 1979年8月10日下午，邓小平南巡一个月，乘专列返回北京。回到家里，他就赶阅文件，其中就有外交部报送的那份英国政府的《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过了两天，邓小平见到廖承志时讲起了英国方面不甘心，竟然在“新界”土地契约问题上动真格，还搬出了一个“下敕令”的“枢密院”来吓唬人。没几天，廖承志让人整理了关于英国“枢密院”的材料，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的中央领导参阅。 “枢密院”来头很大，在早期为“王室会议”，主要职能是辅助国王办理例行公事。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责任内阁政府制度确立并发展起来，“枢密院”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也就逐渐降低了。现在，它实际上起的作用仅是形式上将重要文件法令以国王身份颁布而已。英国方面将通过一项香港土地租约的法律，并将发布一项枢密院敕令公开向全国宣示。这就意味着英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以“土地契约”问题，向中国方面公开“发难”！ 据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长李后披露，中国政府作了严厉的回应：“中国政府研究了英方的备忘录……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此，必须明确表明中方的态度，否则照英大使说的那样办，就意味着中国默认了英国的做法。”9月24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答复英方说：“中国政府认为，英方现在为港督管辖‘新界’期限和‘新界’土地契约问题建议采取的法律步骤，是不必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因此，中国政府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否则势必将引起对中英两方都不利的反应。”中国政府的“奉劝”，当然就是一种严厉的警告。 英国朝野两党领袖轮流访华 1979年，在国庆前夕的9月下半月，好几位为承认新中国作出过贡献的大国政府前首脑应邀来中国访问，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思、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等。9月1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希思。两人交谈很广泛，当然也涉及了香港问题。5年前在中南海书房中，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解决香港问题要靠他们了。因而，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希思这次到访，加重了英方就新界契约“发难”这个信息的分量。在香港问题上，此次，邓小平对希思也没有说到更新的信息。但邓小平更加感到：1997年临近了，英国人焦急了！他们已经将香港问题“解冻”了！ 一个月之后的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又一个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曾经是世界上叱咤风云的英国名相，时任家族传下来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董事长，还担任着鼎鼎大名的英国牛津大学校长。这两位老政治家在会谈中，就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演变、当前国际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尽管麦克米伦在冷战时代出任首相时，批准英国军方制定了为保卫香港而动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计划，但是，晚年的麦克米伦对香港问题已经持有现实而清醒的态度。据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发回北京的报告说，麦克米伦曾当面对柯大使说：“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是不容争议的。” 希思也好，麦克米伦也好，都是前保守党首相。数月后，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又会见了英国工党前首相詹姆斯·卡拉汉，他是1979年在大选中下台的工党首相。客人是免不了要谈香港问题的。卡拉汉说起中英双方还有一个香港问题应该讨论时，邓小平即回应说：“我们国内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要应付。我还是那句老话，投资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香港投资，将来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我们都不会让投资者的利益蒙受损失。” 从1979年6月英国国会下议院辩论香港问题，至1980年5月邓小平会见卡拉汉，不到一年。英国朝野两党重量级领袖轮流访华，“车轮战”似的会见邓小平，用意当然很明显，就是“非正式地”希望中国领导人与中国政府让步，能让英国在1997年以后继续维持在香港的管治。邓小平应对英方“车轮战”，采用了“热中有冷”的策略。“热”就是热情接待英国政治领袖；“冷”就是对香港问题“缄默”冷处理。时机未到，邓小平没有向3个重量级政治家发出任何新的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