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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日本从中国掠走10万件珍贵文物、6000吨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了疯狂洗劫和掠夺。专家研究发现，二战中日本从中国掠夺了6000吨黄金，从东南亚各国也掠走1万吨黄金，并且从中国掠走了10万件珍贵文物。对亚洲的财富掠夺是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而亚洲各国则因为日本的掠夺而陷入贫困。部分当年曾参与在中国劫掠的亲历者也告诉记者，日本当年在中国掠夺财富的手段极端卑劣，盗墓、剖开佛像、敲诈勒索富商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坟墓中死者身上的金链子都不放过。 2017年的10月3日到11月26日，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国宝”级文物的展览，一共展示了210件日本的国宝级文物。这不仅是日本40多年来首屈一指的文物展览，也是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文化的盛宴。京都国立博物馆，因华丽的建筑、优美极致的庭园设计而闻名于世。馆内布有旧陈列馆和新陈列馆，收藏的京都美术、工艺品种类丰富，数量也已超过万件，每一件都是相当珍贵的文化遗产。旧陈列馆是一座代表凝聚着明治建筑精髓的建筑物，而新陈列馆则举办文化类的常设展。 早在1897年，日本政府即颁布了国家级的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古社寺保存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文物的分级标准，并建立了“国宝”这一文物分级的最高标准。用来保存和展示珍贵文物的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也在同一年成立。1897年发生的这两件日本文物界前无古人的大事，成为日本文物保护历史上的里程碑。120年后的今日，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汇聚起日本国内各地博物馆、寺院乃至于私人收藏的顶级文物，既是要纪念上述两件文物界的大事，也是要展示一下日本文物界120年来收藏、保存和研究整理的成果。 众所周知，日本在文化和文明的系谱上，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华文明圈，深受中华文化的滋养和浸润。早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正好处于国家草创初期，因此借助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大量吸收引进中国的文化艺术。到了中国的隋唐时代，航海技术进步，日本开始直接排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王朝，不再借助中介，直接、大力吸收隋唐中土的先进文化、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因此在210件日本国宝级文物中，有不少是与中国有关的，成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210件国宝级文物中，有一件工艺制作精美超伦的“金铜透雕马鞍具”，出土于日本大阪丸山古坟应神天皇陵墓附近，应神天皇在位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代。金铜透雕鞍金具，透雕纹饰华丽复杂，和辽宁北票出土的北朝马鞍非常类似，反映了当时中华文化圈的最高工艺成就。但精美程度和保存状况，较中国辽宁出土的同类北魏马具，似乎还要略胜一筹。但考虑到日本役使马匹也就是是应神天皇时期，未必能打造出如此精美的马具。所以，如果推测这件金铜马具是北魏制作，经过百济传到了日本，应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假设。 中国的隋唐时代大约对应着日本的飞鸟、奈良时期以及平安前期，那时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大批渡海来华，回程时带走丰富多彩的大量货物，倾全国之力大举吸收引进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展品中的一件“四骑狮子狩纹样锦”就是1884年在奈良法隆寺的千年古建“梦之殿”发现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幅面最大、工艺制作最精美的唐锦。因为文锦所绣马匹的身上绣有汉字，故可认定为唐代文物；而文锦上绣出的国王狩猎图又具有明显的波斯古王国的萨珊王朝的风格。这样一件波斯艺术风格、大唐工艺制作、日本寺院保存的古代文物，恰恰是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见证，从西亚到中国再到日本，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至今，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馆，还能看到7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很多日本侵华期间劫掠自中国的珍宝被展示在日本的博物馆中，向世界炫耀。位于东京上野公园旁边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中就展示着大批中国文物，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狮子、公元前5世纪的大铁锅、南宋官窑琮形瓶等。这些文物都被标上了“重要文化财”的标记，并禁止游客拍照。 馆藏珍贵文物大多没有标注来源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是日本博物馆中展出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也是日本掠夺亚洲国家文物的证据。 博物馆工作人员佐佐木告诉记者，整个博物馆大约有10万件藏品，其中，来自中国的藏品大约有1万件，除了日本本国展品外，就中国展品最多了。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记者登录该馆官方网站发现，有11件中国文物被列为“日本国宝”，另有147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等，这些文物都是“宝贝中的宝贝”。不过，这些文物多数没有标注来源，只有极少数注明了是由某人捐赠。 这些顶级文物中不少是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被列为“日本国宝”，禁止拍照。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员就会责令删除照片。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 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成博物馆镇馆之宝 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的掠夺的专家。他告诉记者，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回的珍贵文物大约有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数量大约有几百万件，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有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此外，京都不少博物馆也收藏着中国的国宝。当初佐藤雄就是在京都的很多博物馆都看到了中国文物感到吃惊，才决定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的文物掠夺进行研究。 在京都大德寺，宋代禅宗画代表作《观音猿鹤图》赫然在列，并被标注为“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禁止游客拍照。 在京都泉屋博物馆，一件名为“猛虎食人卣”的青铜器，其文物说明也显示，这件文物来自中国。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 在京都东福寺，中国南宋时代的宗教肖像画《无准师范像》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在京都知恩院，公元6世纪，也就是西魏时代的《菩萨处胎经》五贴也成为该寺院的镇馆之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战后，中国学者要求日方归还这些文化财物。美国曾对日本掠夺的文物进行过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帝国大学等。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掳掠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国仅讨回16万册，不足其中6%。 为抢黄金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 文物掠夺只是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掠夺财富的一部分，日本在二战期间把更多精力放在搜刮另外一种财富——黄金上。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期间亚洲财富掠夺的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告诉记者，日本对亚洲的洗劫不是随机性的，而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满铁、三井、三菱等日本大企业以“研究中国”为名，派出了大批谍报人员，打着“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幌子，对中国各地的资源财富进行了调查。中国各地的宝藏，政府和民间的财富被他们侦查得很清楚。这些所谓“学者”，后来成为日本掠夺亚洲财富“金百合”计划的帮凶。这个财富洗劫计划以裕仁天皇的一首诗歌命名，称之为“金百合”计划。 而“金百合”计划正式实施开始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日本宪兵特别行动队四处搜查，扣押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豪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在这一阶段，日本至少搜刮了6000吨黄金。 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艺术品和古董也惨遭日本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他们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 筹集不到规定金额的富户就会遭枪杀 西格雷夫的话也在一些侵华日军那里得到了验证。曾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中岛向记者讲述起当年日军在中国掠夺财富的经历也直言“非常惊悚”。 中岛于1945年来到中国。他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战线拉得过长，战略物资十分紧缺，甚至连每天吃饭都成问题。而自己所在部队，其中就有一支小分队是专门负责搜刮当地财富。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寺庙的金身佛像、乡绅的金库，以及豪华坟墓都成为这支小分队袭击的主要目标。 为了逼迫当地人交出家里值钱的东西，日军采取的手段十分残忍。日军每到一个地方，通常会先召集当地的士绅、乡长开会，逼迫他们交出家里值钱的东西，如果有人交得少，就会随时丧命。“只要在乡长脑门上开一枪，给周围的人一个下马威，周围的人都吓得腿直哆嗦，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过来了。”中岛说，第一次见到这种血溅当场的场景，他也感到很恐惧。日军通常会为每位富户下达“捐赠”金额，比如，每家必须在3天之内筹集到多少金条，否则就会被枪杀。 敲诈勒索是日军逼迫占领区的富人交出大笔财富的惯常手段。有一次，几名日军绑架了当地一个富商，让他在3天之内交出10根金条，否则就要把他的独子阉割了，这名富商只能乖乖就范。 把亚洲变成 世界最大“毒品工厂” 说起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的财富掠夺，西格雷夫用“肮脏”来形容。他表示，为了掠夺财富，补给战争，日本甚至不惜通过毒品来敛财。 他表示，关东军占领东北以后，强迫东北老百姓种植鸦片，在东北建立了数十家鸦片加工厂，提炼海洛因。日本还在满洲地区前所未有地种植鸦片，据估计当时整个满洲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达到500万亩。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由于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像日本三井这样的大公司，经常用仓库储存鸦片，他们的设施中国警察无权干预。 朝鲜则是日本另外一个“制毒工厂”。在汉城，仅一家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在1938年至1939年间，就生产了3吨海洛因。 日本军方意识到毒品贸易的巨额利润后，在朝鲜和中国建立的租界中设立了数百家制毒工厂，如汉口就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他们把海洛因掺入香烟中，甚至将其制成片剂冒充药品。 日本的宪兵、财阀、黑社会沆瀣一气，争逐最大的毒品利润。到了1937年，世界上90%的非法鸦片和吗啡都由日本提供，日本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当时的毒品收益每年可高达3亿美元，这为日本军阀的扩张，特别是为关东军侵略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 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事实上，在亚洲的肮脏毒品贸易远在二战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但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事实，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 日本历史学家佐藤雄： 对亚洲的掠夺是战后日本复兴的基础 记者：二战期间日本对亚洲的掠夺有何特点？ 佐藤雄：首先，日本对亚洲的洗劫不是盲目性的、随机的，而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经过精心准备、策划的。 其次，日本对亚洲各国财富的掠夺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劫掠占领地文化财产，还包括掠夺当地劳动力。二战期间，日本每年强征约100万中国人和100万朝鲜人当劳工。由于条件艰苦，这些人很多后来都死掉了。 再次，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掠夺具有很强的隐秘性。直到现在，日本在亚洲掠夺的这些财富究竟藏在哪里还是谜。 记者：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财富是否有一个量化的数字？ 佐藤雄：这个很难量化。由于日本在亚洲掠夺财富的种类多，形式多样，很难有一个精确数字。但这个数字肯定是非常惊人的，少说也有上千亿美元。 记者：北京人头盖骨是不是至今还在日本？ 佐藤雄：是的，这件文物在二战期间被日军抢走了，如果它现身，即使到现在都还是世界级的宝贝。但具体是不是在民间，是不是被收藏家收藏着，还不好说。 记者：我们发现，日本博物馆中的很多中国文物都没有注明来源。 佐藤雄：包括甲午中日战争和1937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一共和中国发生过两次战争。很多文物自然是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掳掠来的，为了不招来麻烦，展览方肯定不会标明来源，否则，这些文物的来源国家就会向日本追讨。实际上，这几年中国也一直在向日本追讨这些文物。 记者：日本战后经济能迅速复兴，是不是也跟战争期间对亚洲的掠夺有关？ 佐藤雄：抛开死伤人数不说，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应该说，战后日本的复兴，是建立在其对亚洲各国进行掠夺的基础上。因为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从亚洲各国获得财富。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几乎没什么矿产，地域狭小，山地面积占大部分,但却有强大的工业，因此几乎所有食物与工业原料均需进口。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业原材料、粮食和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日本积累了深厚的资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拥有军工企业，但是日本在投降之后，把所有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从而逃脱了工业体系被解体的命运。后来，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阻止被害国向日本索赔。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车、钢铁等重要战略性行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