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模拟图
1959年秋，72岁的史学家徐旭生带着考古团队行进在河洛平原。当他们来到二里头时，徐旭生在田间地头徘徊。有旁人问：“老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徐旭生笑了笑，“是啊，丢了一个大东西，丢了一座几千年前的大城”。 第二年开春，中科院考古所成立考古工作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二里头地区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考察，成果丰硕。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察报告正式发布。学者们大多认为：二里头遗址昭示的是夏代文明。 二里头遗址： “世界上最早的移民城市” 二里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西南9公里处。村头迎面就是一个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它告诉我们，四千年前一座偌大的历史古城，就在我们脚下。 地上，坐落着公元21世纪的乡村农舍；地下，静躺着公元前21世纪的繁华都城。这座大都市范围广大，东西2公里，南北1.5公里。它至少由四五个宫殿群组成，如1号宫殿，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有居室、厅堂、走廊、宫墙。 这座大都市由宽阔方整的“井”字形大道组成都市交通网。一般道路在十来米宽，相当于现代的“两车道”。同时，地下有着完整的排水系统。目前发现的下水道，一头大一头小，埋在地下1米深处。 《史记》上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二里头地处伊、洛、河（黄河）三大河流的交汇处，坐落在开阔的河洛平原上。当时，此处森林茂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极适宜于先民生存和发展。此外，它南依文化气息浓郁的邙山，足下一马平川，几千年间一直是交通要道和货运集散地。 当年，这里居住着约6200户城市居民，有三四万人，基本可分为贵族、手工业者、自由民、城市贫民。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由此可见二里头地区的繁华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骨殖的检测发现，这三四万人并没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从居室条件看，有的住在宫室中，是王公和贵族；有的住在整齐的“一居室”“二居室”中，多为外来经营的手工业者和经商者；有的住在杂乱的半地穴建筑中，无疑多半是外来务工者。 有学者认为，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外来“打工”的。无怪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移民城市。”研究中国的移民文化，不可不研究二里头。 这里，还有地势之利。站在二里头放眼眺望，一派平原气象，远处隐约可见的邙山山脉，实际上是平原中的“高丘”，可种植各类作物，而水灾来临时又常能幸免。1982年的一场大水灾，整个河洛平原沦为泽国，唯独二里头“高高在上”，安然无恙。当时的水位达到海拔118米，而二里头恰好在120米以上。 这真是块神奇的土地。大禹选此作为治水的出发点，确实很有道理。 三个流变阶段： 对花的崇拜到“华”的人格化 中华文明又被称为华夏文明。“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 注曰:“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代孔颖达为《左传》注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文明便是这样一种地域宽广、服饰华美、礼仪讲究的文明。 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华”与“花”同义。魏晋南北朝之前，只有“华”字，没有“花”字。人们讲“华”时，指的就是“花”。“华”的繁体字，就似一簇盛开似锦的繁花，比后来出现的“花”字更为形似。 华夏文明以农为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崇拜与农业有着密切关联的“花”，并自以为花神的后裔。学者王增永在《华夏文化源流考》一书中指出，依据原始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都有一个以图腾为氏族标志、氏族称号的文化时代。华夏民族也不例外，华夏民族的祖先，就是一个以花为图腾的古老民族。 在农耕社会，人们对花的敏感是可想而知的。《诗经》中有“实发实秀，实坚实好”的说法，其中的“秀”就是指谷类植物的开花抽穗。当时的人已经懂得，只有花开得好，果实才会丰硕，这是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花直接关系人们的生计，由此产生对花的崇拜，就不奇怪了。 具体来看，这种崇拜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花实体的崇拜。先民描画在彩陶上的四瓣花、六瓣花、八瓣花等，正是对这些花的实体崇拜。《礼记》上说“天子树瓜华”，是对瓜之花的崇拜，大概是因为早先的人过着“瓜果半年粮”的生活的缘故。第二个阶段是“华”的抽象化阶段。举凡像花一样绚烂、美丽的东西，都可名之为“华”。如“日月光华”，就是把日月之光辉比之于花。《礼记》上说“乐者，德之华也”，也是花的抽象化，说礼像花一样富于光华。第三阶段是“华”的人格化。通过艺术夸张的手法，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以“华”命名的人物形象来。此时，以“华”命名的族群，已是呼之欲出了。 公认的华氏之祖是华胥，相传她是女性，是伏羲与女娲的母亲。神话学家陆思贤认为，华胥义为光华而甜蜜的花朵，“伏羲一作宓牺，宓一音蜜，概有袭母名之意”。伏羲的女儿宓妃名头也大，因迷恋洛河两岸的美丽景色，降临人间，被后人写进《洛神赋》。 神农被称为炎帝，其母亲是华氏族的女子。传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黄帝与炎帝一样，也是华氏后代。华盖是帝王的专用伞盖，传说为黄帝所创造。华盖上“有花葩之象”，可见是以花朵为纹饰的车盖，即花图腾的一种形态。 尧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名娥皇，一名女英。其中，“皇”字亦有花义。《尔雅·释言》：“华，皇也。”古人将初生的花蕊称为皇辜。舜时，以花为图腾的情形十分明确。“舜”字本义是一种花蕊突出、紧紧地贴在地面生长的植物。大禹的生平，也与花图腾有着不解之缘。“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胸拆生禹。” 上述种种表明，在神州大地上，花的崇拜与花的图腾源远而流长。传说中的那些远古王者，都是华氏族群的传人，他们传承着“花”的容颜和“华”的精气，以“灼灼其华”和“皇皇者华”来策励自我、凝聚人心。到了大禹的时代，完整意义上的“华族”即将形成。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华”文化的格局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此时的“华”，已不仅仅指称花花草草，而更多地与农事发展、农业改良结合在一起。在《夏小正》短短的四五百言中，言及花的处所有数十处，涉及花的品种也相当多，如梅花、杏花、桃花、菊花、柳花、野菜花、苦菜花、茶花、梧桐花、王瓜花、小草花、野山花等。这些花无不与节令、农事和民生紧密关联，相较从前有了另一番宏大气象。 大禹治水神话： 中华龙品格渐次形成和清晰 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龙文化崇拜和龙图腾遗存，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清理二里头三号宫殿南院墓葬时，发现了一条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整体呈现龙飞云端的意境。 二里头出土的陶品和金属器上，还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龙图像”，这是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在此，讲述几则大禹治水时与龙相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大禹接手治水大业后，仍然继承父辈“以息壤填洪”的老办法，却始终不见功效。这时，“有神龙出焉”，以尾画地，导水所注。于是，解决了治水疏还是堵这个大问题。 第二个故事：禹凿龙门时，走进一个大洞穴，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这时，“有兽状如豕，衔夜明珠，其光如烛。又有一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瓶之上。又有八神侍从。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故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可以商榷，但它想要传递的是：“蛇身人面”的神是大禹平水土的天助之神。而这神是华胥之子，形象与龙很接近。“龙”图腾接续在“华”图腾之后，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个故事：据说大禹平水土曾“三至桐柏山”，那里“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在龙神的帮助下，先把作乱的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抓起来。之后，在龙神的配合下，“将水妖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治淮是大禹治水的大工程之一，在这个故事中龙神的大力配合很关键。 通过大禹治水中的这些故事，以及二里头发掘的种种陶制品、铜制品上展示的龙形象，加之五帝以来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中华龙的品格渐次形成并清晰起来。这是神通广大、造福于民的品格。这种龙的品格到大禹治水成功和夏王朝建立时，已经趋于成熟。学者杜金鹏认为，海内外华人以“龙的传人”自居，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有着数千年历史渊源的文化传统，是伴随中华文明形成而产生的民族情怀。 总的来看，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移民城市出现，农业社会的形成，“华”文化的社会认同，“龙的传人”观念生成，都与夏代分不开。在这个“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约200件青铜器。从文献记述来看，当时铜有四大用途：其一，“以铜为兵”，就是有了铜兵器；其二，“以铜为兵，以凿伊阙”，是说大禹治水已用上铜工具了； 其三，“以金铸币”，文献记载中已有铜货币，但考古方面尚未证实；其四，“贡金九牧”，是说当时各州赋税的一部分用铜来核算。“青铜时代”的到来，是农业文明、华夏文明、龙文明到来的物质基石。 （本文在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的演讲稿基础上改写）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