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8日，中央发出了“推迟半年高考”的通知。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只是延期，还有希望。可没过几天，又一纸通知传来：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取消当年高考。这消息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那些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把课本翻烂了的年轻人，上大学的美梦被彻底粉碎了。教室里有人哭了，有人沉默不语，有人把复习资料一把火烧掉。两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站台上哭声一片。他们的命运，从那一刻起，被彻底改写了。  可这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当年被完全剥夺高考权利的群体，遭遇灾难、历尽坎坷的群体，不屈不挠、奋力拼搏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太感人了，太具有教育意义了。能将全班每一个同学的故事都写出来，一个不漏，太不容易了，太难得了。我还没有发现第二本同类型的书。说它是奇书，恰如其分，毫不夸张。而说到这本书，不能不提到为它的文章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的组织者和编辑者——高泰东同学。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奇人。只有奇人才能出得奇书。高泰东（高中毕业）二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的事迹所折服，于是我调动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了他，请他介绍这本书的组织编写和成功出版的详情和他个人所付出的的艰辛努力。于是，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和他的感受。高泰东，1948年生，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回乡种田，在农村的田埂上度过了十一个春秋。  前一年，同学们就开始商量，如何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班上的原团书记、班长提议：除了聚会之外，最好能留下一个文字的东西，出一本纪念册，每个人写一篇文章，这才最有意义。大家都说好，可是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难度太大了。谁愿意挑这个头？谁有这个本事？在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情况下，高泰东站了出来。他勇敢地挑起了组织和编辑的任务，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撑起船帆的老水手。高泰东回忆说，他首先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最大的优势有两点：第一，他要记录的都是同班同学，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第二，虽然班上当年因“文革”曾经出现过严重对立的两派，但他自己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基本上是个“逍遥派”，没有参与多少两派的争论和武斗。父亲患病，家中缺少劳力，他1966年年底就回家种田了，与两派同学都说得上话。劣势有四点：一是已有八位同学去世；二是剩下的四十四名同学天各一方，有的还在国外，有的身患重病，交流困难，更有好几个已经“失联”多年；三是同学们年龄都大了，记忆力差，大多数还在为第三代操劳，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四是不少人不愿意写。一句话：组稿太难了。方增善同学插队时挑泥（1969年）果然，两年下来，总共四十四名同学，只收到了了几篇稿件。难怪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的自印本《落叶缤纷》，全班四十七人仅有十八人写了，其余二十九人中，失联的就有四人。全国还有多少班、多少同学的“缤纷”半途而废啊。这时高泰东才如梦惊醒：活着的同学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家庭、健康、心境各不相同，还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再握起那支如大船桅杆一样沉重的笔？看来，出这样的书，难度真的太大了。不少人提出，那就搞个照片纪念册吧。这个确实容易：把几次聚会拍摄的照片集中起来，送一家广告公司排印，几天就能出来，《岁月如歌》《岁月如烟》《我们一起走过》等等，人手一册，皆大欢喜。但高泰东想：光搞一个照片集，没有多大意义，翻一下扔到一边就算了，以后很少有人再会翻。还是应该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这样不但我们自己会经常翻看，我们的后代也会有兴趣来阅读。此时，高泰东其实很忙。他正在被某单位聘用，晚报还有约稿任务，而且正在创作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僧抗大队》。既然出书这么难，他也想放弃了。于是，他在同学微信群里提出：自己工作较忙，哪位同学愿意为班级出《纪念册》，他就把已有的材料和图片转给哪位同学继续搞。结果，没有一个人答腔。这件事就这样“黄”了。 大约两个月后，本地作家缪荣株先生送给高泰东一本书《随园琐记》，那是缪先生所在的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届（1）班的回忆文集。缪先生自豪地说：同学聚会，天下众多，但出文集的，至今未见。可惜《随园琐记》只有班上部分同学“说话”，只印了200册。那天夜里，万籁俱寂。高泰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过窗帘，像一个无声的问号。他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古文：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他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实在太特殊了，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还是我来做！第二天一早，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惊讶的决定：辞去聘任职务，将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一下，全身心投入到班级文集的收集、编辑工作中去。 高泰东1977年复试准考证三此后，他的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他从自己一个班，想到了全国1966届高中的所有班级。这一届学生，本来就人才济济，志向远大，从他们在“文革”中所发挥的表现和作用可见一斑——只是当时被人利用了，如今满身伤痕而已。只要将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潜能发掘出来，一定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再说，如果全国1966届连一本完整的书都出不来，拿什么留给后人？何以向后人交待？他若能做成这件事，不仅为他们班，更为中国上万个1966届高三班，留下一个“完整样本”。于是，他给自己下了一条“硬杠子”：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回忆去世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如果“少了一个人”，这本《纪念册》就不合格，也就不能出。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或者“面对面”交谈，向每一个同学讲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他的声音里带着恳切，眼神里透着坚定。慢慢地，事情有了转机。孙杰、肖苏林、高泽甫等三位身患重病的同学，决心克服困难，认真写稿。移准荣同学中过风，右手不听使唤，就用左手一笔一划地画，画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可每一个字都浸透了心血。张棣华同学为了寻找当年的《插队日记》和毕业照，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衣柜、书箱、床底，一处都没有放过 。尽管如此，很快半年过去了，工作进展还是不大。正在无望之时，一件事又让书稿直接搁浅。有位在南京做教师的女同学，交来一篇议论文，文笔很好，可高泰东觉得不太适合这本书的体例，于是向她耐心解释原因。可她接受不了，生气地说：“我的水平太差，跟你没法比，我只好放弃。”她发誓“不可能再写一个字了”。高泰东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可他转念一想：她有气，我不能有。他请别的同学去打招呼，又通过微信跟她交流，不再称她“同学”，一口一个“姐”。两天过去了，好话说尽，她仍然坚持拒绝。高泰东无奈，只好说了一句：“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就按你想的办。再见！” 书稿泡汤。高泰东长叹一声，放下手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想到两年多来，自己“低三下四”地不断求人，受到的委屈与日俱增，不禁落下泪来。他反问自己：是不是名和利思想太重了？可又觉得，还真不是。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喜从天降。第五天，这位女同学主动给他发来帖子，说准备重写两篇。高泰东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立刻回帖：“喊你一声好姐姐！”她说：“是你的精神感化了我，鞭策了我，我应该感谢你！”类似这样的搁浅，在组稿中一共发生过五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每一次都是绝望，都是山穷水尽。可每一次，都硬撑着上了路。高泰东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坐在公交车上，想着怎么也凑不齐的稿子，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旁边的乘客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也顾不上了。八位同学已经逝去。 为了写怀念他们的文章，高泰东到处打听，发疯一样地寻找，终于找到他们的家人、亲友或生前同事。他坐长途车，转乡村公交，走着泥泞的小路，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一个地采访，然后再整理成文。这一过程中，王振汉同学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当所有的怀念文章都写完的那天晚上，高泰东一个人坐在桌前，把12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泪水模糊了字迹。半年里吃的苦、跑的冤枉路，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两年半过去了，还有18位同学没有动笔。其中，重病的5人，“坚决不写”的3人，回复“没时间”的10人。怎么办？如果等，怕是10年也等不全。 高泰东决定放下架子，矮下身子，一一登门采访，代笔写作，写好后再请他们审稿、署名。事分缓急，他决定优先采访重病的五位同学。可时间不等人——采访完4位同学之后，刘觉仁与徐景春（女）两位同学，分别于2017年11月和12月相继去世。高泰东每次赶到追悼会上，都对着遗像深深鞠一躬，心里酸楚地说，我把你写到书稿上了。第五位是孙杰。他病重但心雄，积极要求接受采访。预约了一次又一次，可病情时好时坏，不是发病住院，就是可能整个人已经“脱了人形”，不便见面。就这样拖了一年，采访始终未能如愿。孙杰的弟弟孙俊客居南京，高泰东多次联系，终于得知孙俊回老家了。2018年5月3日，高泰东赶至溱潼采访孙俊。5月20日高泰东将文稿通过微信传给孙杰。24日，孙杰回复表示感谢，并加了只言片语。 次年2月，孙杰不幸去世。好在，他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文章。高泰东采访1966年报考清华大学的同学王佩霞（2017年）四声称“坚决不写”的有3人。高泰东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发发狠”而已，岂料连采访也不接受。电话与他们回忆“昔日的美好”，有两人终于松了口。其中有一位，高泰东三顾其家未遇。又一次遇着，他老伴说“他去浴室了，你明天再来吧”。高泰东笑着说：“没关系，我等他回来。”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见面后约定第二天下午交谈。坚决不松口的那一位，本是报考清华的，一生坎坷太多，不愿再回顾惨淡的人生。高泰东与他电话、短信交流几次后，这位同学依然铁石心肠，参商不见。高泰东“黔驴技穷”后仍然不肯放弃，对方干脆“剪断”。无奈之下，高泰东只好去采访他的哥哥——他们高中的数学老师。 文章写成后，高泰东准备署这位同学的名字，他哥哥说“不妥”。高泰东只得署上自己的名字，心里想着，哪怕将来有人问起，这个责任由他来担。声称“没时间”的共有10人，天南海北。高泰东一个一个地预约，定了又毁，毁了又定，就着他们“得便”的时间登门。乡镇、姜堰、泰州、南京……采访与翻拍旧照片，倒是得心应手。毕竟是老同学，温馨、感动，大胆的男女玩笑和过时的后悔，能装一箩筐。有一回，采访结束后，一位女同学翻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看着照片上50年前的自己，忽然红了眼圈，半天说不出话来。前后拖了一年多时间。  想不到，这次竟然在这样的状态见了面。“他不认识你了，他连孙子都不认识。”储顺林身边的一个女人开了腔。高泰东连忙说：“我和储顺林是高中同学。”女人告诉他，她姓帅，叫帅小粉，是储顺林当年插队时娶的“农村妻子”。她说，她哥搞建筑，储顺林搞房屋设计，跟她哥在同一个公司。说着说着，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脑子里得了病，又不能开刀，这是拉着他出来透透气。”原来，储顺林已经患老年痴呆病十多年了。“书稿真的泡汤了”，高泰东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许久，他才回过神来：可以采访帅小粉呀！他连忙向这位善良的女人要了手机号码，向她说明《纪念册》的事，请求采访她，她一口答应。过了几天，高泰东与她联系。她说，这几天他俩在上海，住在储顺林的小妹家。电话复电话，约定2018年6月21日晚，她安排好丈夫，从上海乘便车来姜堰。那天晚上八点多，两人见了面。高泰东请她去小店吃饭，她从包里掏出一根玉米棒子和一瓶水，说在路上吃过了。高泰东看着她手里的玉米和那瓶已经喝了大半的水，心里一阵发酸。来的车下乡去了，在公交站台的座位上，她讲述了储顺林插队后“他和她的故事”。她说储顺林年轻时多帅啊，文化又好。说着说着，她笑了，笑得像个害羞的少女。她毫不埋怨他现在的痴呆病多么累人，反而一再称赞他有多好。她说，她每天给他擦身、喂饭、换衣服，他不认识她了，她也不在乎。 高泰东听着这些话，眼眶一次一次地发热。临行，她忽然哽咽了，声音颤抖着说：“你们这些同学太有情意了……还没有忘掉我家男人！”她抹了一把眼泪，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给这本书“出钱”。车子到了，那天天气炎热难耐，高泰东站在公交站台上，望着她疲惫的面容、匆匆上车的背影，想到她那一颗金子般的心，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五材料终于全了。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少；回忆去世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少。高泰东做到了。书名征集了许多方案，高泰东思来想去，觉得应该靠船下篙，起一个鲜明有力的书名。思考和灵感碰撞之后，他一拍桌子，定下了书名——“1966年我们读高三”。《1966年我们读高三》最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捧着厚重的、凝聚着全班同学的五十六万字，想到四年时间悄然而逝，高泰东又一次泪流满面。后来他才知道，在全国，只有他们这个班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正因为他们的成功，为中国1966届上万个高三班群体乃至整个“老三届”班级，留下了唯一的“完整样本”。世上最难的事，往往最容易成功——因为大家都畏难而退。这本书被中外不少图书馆收藏，成了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份珍贵史料。有一位学者分析，要做成这件事，起码需要具备十个条件：第一，要有想做事的心；第二，起码要活到70岁，否则不可能写出同学的“老年”；第三，要有一个好身体，否则不能外出采访；第四，要有一定的文笔；第五，要有明晰的思路；第六，要舍得停下其他工作，特别是有收入的工作；第七，要得到家人的支持；第八，能与特殊年代班上曾经严重对立的两派都说得上话；第九，要不怕花钱；第十，要吃“大苦”，能忍耐，全身心投入，矢志不渝。这本书不是《史记》，可它具有和《史记》同样的历史价值。  （注：本文已经高泰东先生审阅修改） 【作者简介】吉培坤，男，江苏盐城人，1948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1969到1977年先后担任大队和公社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首批考取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担任教师和教育管理工作，2008年退休。爱好文学，退休后创作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发表在多个公众号，出版《七七级》小说散文集一部。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