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主的年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院、小胡同文化之缩影 赵群/著 前篇：邂逅周长利、边作君等人的往事 后篇：忆王山，我心中的跑酷少年 题记： 描帝都思想之渊，绘江湖沧桑之险。 感人生蹉跎之梦，叹吾辈生涯之恋。 作者简介： 赵群，男，生于沈阳，满族。北京十三中老三届插队知青。 大学日语专业。后在职读企业管理研究生、历史学博士研修生、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等课程。 现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小说学会/北京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国际翻译家联盟会员。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布罗肯幽灵》《玩主的年代》《别在东京哭泣》著者，日本畅销书《脑内革命》、《科学漫画小百科全书——动物王国》译者。 王山的代序：与赵群先生一起读书 我与同班同学王山的合影（2004年）  结识赵群先生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那时我们只有十五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当年我就读的一所军队干部子弟学校被江青强行关闭，被迫转学到什刹海岸边的北京十三中继续被“文革”中断的学业，赵群是我的新同学。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性格，并按自己的性格塑造自己的弟子。十三中的性格非常复杂，她的前身是辅仁大学附中，按说应该有几分贵族的底子，但辅仁大学收归国有并与北师大合并之后，附中独立，与前世渊源也就一刀两断了。到了“文革”前夕，北京的中等教育基本形成了按生源质量划分学校档次的格局，并把这种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形成了新社会制度下的等级教育传统。在这个等级排行表上，当时的十三中稳居二流甲等，比上望尘莫及，比下绝对绰绰有余。按照赵群给我的解释，这个“二流甲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分工，在培养的学生中，虽难出重臣名辅，鸿学巨儒，但百工群里的大班，斯文阵中的班头还是有的可做的，不敢说个个都是人尖子，但决无一个是冥顽不化的蠢材。 他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经过两年多的“文革”造反胡闹，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集体去山西、陕西和云南插队落户前，全班同学个个履历清白，品行端方，只有一个家伙身陷囹圄，麻烦缠身，这个家伙就是我——一年前才转学过来的插班生。 地位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当时十五岁的赵群对我说的。他是我在新集体中的第一个朋友，风度翩翩，儒雅和善，相貌俊朗，加之打得一手好球，绝对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他告诫我要以此为据来认识新的环境和认识自己。他的话过于深奥，我云里雾里，懵懵懂懂。于是问他什么是命运。他的解释谶语般虚无缥缈，说，“命运就是过程加结果”。我点头，说懂了，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一身泥水一身血水地淌过了大半个人生，老同学重新聚首京城时，想起当年说过的话，不禁感叹系之，始信命运无欺诈。 换一个新的环境就如同进入一个新世界。新同学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是我的一个新世界。带我进入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我跟着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派系角逐，秘密聚会和政治运动为我所用的技巧；学会了一连三天只啃生白菜，饿得头昏眼花，但仍有板有眼地哼唱外国名曲的坦荡和乐观；也学会了抽烟、喝酒和打群架。与我原来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不同的是，新同学在打群架时，虽然也呼朋引类，招亲结伙，但更注重个人责任和道德义务。进则在前，退则在后，一人头破，大家全都流血。到了这年冬天，我和我的新同学，以及他们的三教九流的朋友渐成一帮，四处招猫逗狗，惹是生非，以鲁莽为勇气，借耍浑行仗义，成为前海、后海一带相当打眼的一股势力。 正当我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作为语文课代表的赵群，把我拉入了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学的浩瀚大海。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黑箱重重、玄机百出的秘史，那么1967年秋冬之交北京图书馆的突然开放，绝对是其中最令人费解、最为玄妙的一节。在大破“四旧”，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北图主阅览馆却悄悄地对社会公众开放了，而且这是一种完全彻底地、不加任何甄别的开放，所有馆藏图书，无论是封、资、修的黑货，还是男盗女娼、骄奢淫逸的黄货，凡是能在索引库中查到书号的，都能从书库中借出来，在阅览室不受打扰地静静阅读。而且有证据可以证明，索引库并未事先被清洗过。因为我就查找到并顺利地借出了同治版石印唱本《碴岈洞》，里面不仅有对女性隐秘部位细致入微的描绘，有男女间放肆、淫亵的相互挑逗，甚至还有多张男女交媾的春宫图。看得我心潮激荡，作贼般紧张。 当时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某重要成员不忍见文化浩劫造成文学传承中断的恶果，私下里向毛泽东主席进言，获毛暗许而下令北图开馆的。此事与毛有关，这当不成疑问，逆潮流而动，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但首倡其事者也不是毛，因为至今未挖掘出他老人家在此事上有过只言片语。那么，这个建言者和执行者究竟是谁呢？文革结束已近三十年，做出如此功德无量之事的人按说早就应该站出来了，但是没有，一直无影无踪，甚至北图神秘开馆这段历史都无人提说一句，这不是实在太蹊跷了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一恶遮百善，或许，那个做善事者另有恶行多端，已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可是，世事浑浊，真正能做一点儿善事的，不是只有恶人吗？ 进北图读书，我是按照赵群给我开列的书单从低端向高端循序渐进阅读的。从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开始，一直到最高端的叔本华、尼采，书单上列了一百多部典籍。其中最重头的部分是将近五十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些书如果现在不读，恐怕你一生都不再有机会读了，赵群说。 书单上的第一本书是《惩恶扬善故事集》，书读完后，作者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好像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但有一个疑问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袋里，至今挥之不去。除恶务尽，那么扬善呢，为什么扬善不能务尽呢？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傻，所以当时也把赵群问得张嘴结舌、莫衷一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回答也很傻。他说，这是因为人应该做善事，而不应该做坏事。对这个答案，我愤愤然，凭什么人就应该做善事！而且，好事坏事，这个标准是他妈的谁定下的，他凭什么？ 是呀，凭什么呢？两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走进北图的第一天，就于无意间踏入了人类的一块最玄奥、最空灵的精神领地——宗教与信仰问题。 这以后，赵群和我天各一方，再未有机会晤面，但天各一方的我们却一直在这个高贵的领地里游荡，上下求索，即使碰得灰头土脸，仍孜孜以求地苦寻着终极答案。赵群甚至为此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一个少年，与人谈论信仰，却被人当成大逆不道的重案而向当局告密，赵群与告密者，究竟是谁做下了善事？那个年代，空谈政治成时尚，赵群那时是不谈政治而只谈理想的，谈理想而不许，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二流甲”的弟子，不配高尚，高尚即逾矩、即犯规？ 据我猜测，知道北图秘密开馆的，绝不会超过两千人，否则争夺入馆权的角斗会更加残酷。阅览室一共只有233个座位，早八时开馆前，北图门前上千人的长队蜿蜒曲折地一直延伸到北海大桥上。排在前面的人拿到座位号进入馆内，后面的人只能在馆外耐心等待，里面有人中途退场才能补缺进去。晚六时闭馆，有一次我在闭馆前一小时提前出来，出阅览室大门后竟吓了我一跳，馆外，竟然仍有几百人排着长队在等候入馆。就为了这一个小时的阅读，在北京严冬的寒风中竟苦苦等待整整一天。 为了拿到入馆的牌号，赵群和我轮流起早去占位，最初是凌晨五点，后来必须在午夜刚过就得赶去排队。北京人的陋习，只要有排队就有加塞儿，有时明明占位很靠前了，天一亮，呼隆隆地一群一伙的人就都理直气壮地挤到了你前面。有一次，轮到我和赵群时，恰好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牌号，赵群推托自己还有事要做，把牌号让给了我。但当我借好要读的书，偶一抬头，透过窗户正好看见了赵群。他神态平和地排在候补入馆长队的最前面。那一天，始终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赵群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悄然离去。而在他离去之前，我心态浮躁，始终无法定下心来读书。 这以后，再去北图门前排队时，我都在腰间掖上一把锋利的刀子，以暴力手段捍卫斯文权利。赵群讥讽说，这充分证明了人性源于兽性。 每天读十个小时的书，中午有片刻的休息，吃一点儿自带的干粮，喝几口水。偶尔，几个邻座之间小声地说几句话，下一盘棋。那时，在北图读书的人中间盛行玩一些哲学小游戏。这些游戏看似荒诞轻松，实则严肃而又十分危险。我就曾经接到不知是谁传过来的一张纸条，上面是一道哲学谜语：盲人骑瞎马，从悬崖上坠落；人与马，谁之过？我苦思无解，问赵群；他神色凝重，却一言不发。二十年以后，我在写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突然又想起了这个谜语。从文革的发生及以后的发展过程来看，如果认真追究领袖和民众应负的责任，我想，再也没有比盲人瞎马的比喻更准确的品评定位了。 北图开馆只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北图紧闭的大门前，面对着那张闭馆通知，我和赵群默默地站了很久。后来我们走着回学校，在龙头井的一个小饭馆里最后吃了一顿饭。那天，赵群话不多，却破例地喝了不少酒。喝了酒的赵群给了我一个最后的告诫，不要走文学创作之路。 为什么，我问他。 赵群伸出五个手指，郑重地对我说：从现在起的五十年之内，中国将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立足之地。先是空想和浪漫，后是庸俗和鄙琐，中国就是不需要批判。因此，与其不能说真话，不如不说。 我说，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我不能不说真话地活着。他默然。 以后，我和赵群又见过一两面，见面再无话可说。再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为生存为命运而各自苦斗去了。三十年后，我写了《天伤》、《天祭》、《天爵》和《地魂》系列小说，赵群也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力作《布罗肯幽灵》。我以为，这是我们对自己始终坚守的信念的一个交代，也是我们对文革中北图秘密开馆这件善事的一个回报。 ——王山 （注：此文是王山先生为我的“知青曼陀罗”系列作品写的代序文。该系列作品《布罗肯幽灵》、《玩主的年代》、《古铜色年代》均纳入再版、合订出版计划中。） 上面为王山作品  很多不是作家的人想写书，犹如患上了“文化抑郁综合症”，这无疑是一种“病”。至于这种病的成因呢？其实说通了既复杂且又不复杂，只要染上了“文化抑郁”这种“病毒”，恐怕就有了想写书的冲动。 像《上海生死恋》的作者，因貌美绝伦而遭到“嫉妒与陷害”；像文革时代的“知青”，因命途坎坷而感慨万千；再有像我，起因也是神经兮兮的到了打喷嚏之程度，总是感叹自己身后丢弃了一串串的脚印，丢弃了一堆堆端粒磨秃了的复写基因，就抑郁横生了，想摔碗、摔盆、摔笔了......不过抑郁之余又一想，摔断了笔，倒不如写秃了笔好，反正都是消磨时间、都是玩嘛，于是就抑郁着而呼哧呼哧的写起来......总之有一天，你无意中回头一看，发现身后有星星点灯样的光亮在闪烁——那，就是你今生带不走也抹去的记忆鳞片，像个小可怜的“忠犬八公”，一直跟在你身后形影不离……于是你的眼睛湿润了，心灵颤抖了，用捡一地鸡毛的夸张动作，将它们拾掇进怀中……当然，你就此也就彻底的融进了“文化抑郁症”的队伍中。 就是这么“八卦”吧，我想“八卦”就是文学的底肥。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以“洋插队”的身份，被国家“外派”到日本综合商社工作。在一次赴日本“研修”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件很是蹊跷的八卦：与我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位中国籍女同事，在东京无缘无故地被一位“日本浪人”追杀，身中数刀而险些毙命！ 对自己同胞的不幸遭遇怎能无视？对如此天外飞来的横祸必然义愤填膺！对杀人犯的行径更不可以姑息养奸，那就要冒险追究，彻查到底！ 于是我在2001年的五十岁之际，鼓励自己一定要将女同胞的“遇害事件”写出来，由此便扮演了“私家侦探”的角色，深入进去也就受到了刺激，继而抑郁之，等于神经兮兮的染上“文化抑郁综合症”。 此后我伏案两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布罗肯幽灵》，上榜了2005年的“当当读书会”，还获得了向“日本探侦作家俱乐部”的推荐奖。 或许是业余写作的苦中作乐吧——据说也是治疗“文化抑郁综合症”的精神安慰剂。之后笔耕不辍的我，一直热情不减，哈哈，尽管投入了十多年的精力，居然再未写出第二部像样的作品来，我这才不情愿地承认了，性格决定命运，天赋决定成就，你不是个写小说的料，你在小说的语言叙事学上，是个有硬伤的二把刀！你撑死了，不过就是个“文化抑郁综合症”的患者而已！ 别说二把刀了，就是一把刀吧，像刘白羽，像金敬迈那些大作家又怎样？离开了体制内的排座次，如今还有几人看你的书？还有几人欣赏你的小说才华？ 可是，历史纪实作品可以写，它在文学上同样有不低于小说的价值——写自己的经历，写五十年前的纪实，写从1966年初到1968年底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与好友、损友们相互渗透，赤墨影响，多巴胺催化，荷尔蒙疯长，写有关我们的那段“糗事”，那段磕磕碰碰的命运轨迹——大自然这位心理医生发声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治愈你的“文化抑郁综合症”！ 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是遇上了中国历史上百年、千年不遇的“大风浪，大暴雨”时期，那么我们这批京城里熏陶出来的孩子，就是沐浴在其中的“舞风、舞雨、舞象之少年”！我们的“冥顽不羁”，绝对与“美国往事”有一拼……囿于以上这些抖胆冥思的蛊惑，我在2017年“病重”之前，完成了这本书——《玩主的年代》。 我在书中还原了当年京城的“小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的多个侧面，像“一号玩主新街口小混蛋、二号玩主北海边作君”，还有《血色青春》——“天字号系列”的作者王山的近景形象，以及老兵（老红卫兵）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和平里小特务”、“XX部何家兄弟”、“XX 部老四”等人物的形象，为我们的青春祭，留下了可以参考的详实一页…… ——赵群 记于2018年秋 本书目录 代序：与赵群先生一起读书 上篇：邂逅周长利、边作君等人的往事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第二章 卷入江湖 第三章 初识玩主 第四章 淡泊情缘 第五章 肝胆侠心 第六章 老兵玩主 第七章 潜龙嘘唏 第八章 拍马挺枪 第九章 雄谈阔论 第十章 五更之寒 第十一章 东邪西毒 第十二章 乌合之众 第十三章 械斗之殇 第十四章 血色云天 下篇：忆王山，我心中的跑酷少年 第一节 友谊的起跑线 第二节 谁是“偷书贼”？ 第三节 “婆子”来了 第四节 神秘之任务 第五节 精心之布置 第六节 “鸿门晚宴” 第七节 青春莫谈遗憾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